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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29 这个发展参见：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6.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553以后各页，以及John W.Dardess,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
: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üan Chin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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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0 宋濂(1310-1381)、王祎(1321-1372)等纂修，翁独健(1906-1986)等点校、整理，《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卷34，页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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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1 关于朵儿只，参见《元史》，卷139，页3353-3355。他被拔擢为江浙行省官员，是1328年文宗即位的一连串政治安排的一部分(《元史》，卷34，页710)。朵儿只在江浙行省任职到1332年。参见：吴廷燮，《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景社堂本)，页17a-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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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2 举例来说，数位朵儿只的祖先在忽必烈朝翻译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蒙古文。参见罗意果(Igor de Rachewiltz) et al.,eds.,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üan Period(1200-1300)(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1993),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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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3 《元史》，卷139-3353。关于邓文原，见《元史》，卷172，页4023-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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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4 《新安文献志》，卷71，页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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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5 关于伯颜的攻击朵儿只，参见：Dardess,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pp.69-70,72.朵儿只随后在儒治再度抬头的政局晋位宰职，参见：Dardess,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pp.86,204n.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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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6 徽州程颐、朱熹后人参与《道命录》的编辑与出版的详细研究，参见：金生杨，《程朱家族与〈道命录〉》，《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3辑(2010)，页27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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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7 《永乐大典》(台北：世界书局，1962)，卷8164，页1a-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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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8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页1313。清代的书目学家周中孚(1768-1831)为《知不足斋丛书》收录的《道命录》所撰写的条目引用了四库馆臣之语，并采用了他们的意见。参见：《郑堂读书记》(《国学基本丛书》本)，卷22，页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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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9 参见：来可泓，《关于〈道命录〉的卷数及有关内容》，《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4期，页35-36；《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页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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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0 盖博坚(R.Kent Guy),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ng-lung Era(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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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1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p.133.Guy还提到清人不满四库馆臣未能从《永乐大典》挽救更多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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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2 《御制文二集》，卷19，页3b-4a；《御制诗四集》，卷13，页23a-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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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3 参见乾隆文集编者在《〈道命录〉识语》之后所写的评论，见：《皇朝通志》(《四库全书》本)，卷105，页12a-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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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4 杨士奇(1365-1444)等，《文渊阁书目》(《丛书集成》本)，卷4，页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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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5 顾力仁，《〈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页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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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6 陈骙(1128-1203)等编，《南宋馆阁录·续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7，页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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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7 可以比较《永乐大典》与传世本《道命录》第1、17、27、30、34号文件的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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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8 例如“同上此奏”(《永乐大典》页1b行2)、“遂有是命”(《永乐大典》页6b行6)、“遂有此请”(《永乐大典》页8a行1)、“因上此疏”(《永乐大典》页10b行5、22b行4)、“遂上此奏”(《永乐大典》页11a行4、14a行4、17a行8、17b行6、20b行2)、“首上此奏”(《永乐大典》页11b行7、16a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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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9 此处所论的传世本《道命录》第13号文件，来自《永乐大典》第11号文件的评注(页8a，行5-6)，原作：“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阙。二月壬寅，诏元祐学术及元祐党籍指挥，更不施行。时先生(按：程颐)之卒二十年矣”。传世本《道命录》的编者遂转化这段文字为一份“文件”与另一段“评注”，分别写作“二月壬寅，三省同奉圣旨，元祐学术及元祐党籍指挥，更不施行”、“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阙。二月壬寅，遂有此命。时伊川先生卒二十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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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50 可参较《道命录》的第3、9、11号条目，见《永乐大典》页4b行5、6b行8、8a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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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51 见本书《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亦可参见：邹志勇，《正史与说部之互证：李心传考据史学辨析》，《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0
:4(2003)，页21-25。李心传此一惯例也许和李焘有关。李焘编纂国史，坚持所有补入《实录》的非官方史料，亦即“添处”，一定要加以注明，这些史料的内容也一定要经过查核。参见李焘1183年7月的奏章，见引于：高斯得，《耻堂存稿》(丛书集成本)，卷2，页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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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52 杨家骆重印、汇集了南宋朝廷各个书阁重新编定的书录，相当便利。见杨家骆编，《〈宋史·艺文志〉广编》(台北：世界书局，1963)，页29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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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53 《宋史》，卷213，页5597；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62之16a-b(北京：中华书局，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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