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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1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p.133.Guy还提到清人不满四库馆臣未能从《永乐大典》挽救更多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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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2 《御制文二集》，卷19，页3b-4a；《御制诗四集》，卷13，页23a-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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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3 参见乾隆文集编者在《〈道命录〉识语》之后所写的评论，见：《皇朝通志》(《四库全书》本)，卷105，页12a-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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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4 杨士奇(1365-1444)等，《文渊阁书目》(《丛书集成》本)，卷4，页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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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5 顾力仁，《〈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页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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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6 陈骙(1128-1203)等编，《南宋馆阁录·续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7，页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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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7 可以比较《永乐大典》与传世本《道命录》第1、17、27、30、34号文件的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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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8 例如“同上此奏”(《永乐大典》页1b行2)、“遂有是命”(《永乐大典》页6b行6)、“遂有此请”(《永乐大典》页8a行1)、“因上此疏”(《永乐大典》页10b行5、22b行4)、“遂上此奏”(《永乐大典》页11a行4、14a行4、17a行8、17b行6、20b行2)、“首上此奏”(《永乐大典》页11b行7、16a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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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9 此处所论的传世本《道命录》第13号文件，来自《永乐大典》第11号文件的评注(页8a，行5-6)，原作：“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阙。二月壬寅，诏元祐学术及元祐党籍指挥，更不施行。时先生(按：程颐)之卒二十年矣”。传世本《道命录》的编者遂转化这段文字为一份“文件”与另一段“评注”，分别写作“二月壬寅，三省同奉圣旨，元祐学术及元祐党籍指挥，更不施行”、“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阙。二月壬寅，遂有此命。时伊川先生卒二十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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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50 可参较《道命录》的第3、9、11号条目，见《永乐大典》页4b行5、6b行8、8a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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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51 见本书《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亦可参见：邹志勇，《正史与说部之互证：李心传考据史学辨析》，《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0
:4(2003)，页21-25。李心传此一惯例也许和李焘有关。李焘编纂国史，坚持所有补入《实录》的非官方史料，亦即“添处”，一定要加以注明，这些史料的内容也一定要经过查核。参见李焘1183年7月的奏章，见引于：高斯得，《耻堂存稿》(丛书集成本)，卷2，页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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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52 杨家骆重印、汇集了南宋朝廷各个书阁重新编定的书录，相当便利。见杨家骆编，《〈宋史·艺文志〉广编》(台北：世界书局，1963)，页29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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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53 《宋史》，卷213，页5597；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62之16a-b(北京：中华书局，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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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54 尹焞的墓志铭收录在：《尹和靖集》(丛书集成本)，页24-27；《全宋文》册174，卷3817，页42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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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55 事实上，吕稽中所写的墓志铭坦率地承认尹焞感激秦桧的支持，而且引用了尹焞在1138年12月之语：“虽主上贤我，大臣安我，吾何功德以当之。”此语也许意在反讽，但仍可确认吕稽中的尹焞墓铭没有尹焞敌视秦桧的露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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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56 黄士毅，《和靖先生年谱》(成都：巴蜀书社，1995)，页155。黄士毅为福建人，在1190年代晚期进入朱熹门下，并且在朱熹逝世后着手编辑朱熹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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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57 这篇札子置为丛书集成本的尹焞文集的卷首，《宋史》的尹焞本传也加以引用(《宋史》，卷428，页1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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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58 《要录》中同于《道命录》第21号条目的材料，见该书的卷90，页1505；卷111，页1802；卷113，页1830；卷116，页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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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59 《庆元党禁》的内容，见《永乐大典》，卷11887。《续编两朝纲目备要》有汝企和点校的现代版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该本导言的页16-18讨论了《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各个现存版本的情况。这两部史著都有作者身分难以确知的问题，也有观点立场纷纭的问题，在此不能一一处理。总的来说，1245年《庆元党禁》的序文题署的“沧洲樵川樵叟”，指向一位朱熹学派的门生，也是该书的编者。在十三世纪前半叶，朱熹门人渐渐使用“沧洲”——与退出政坛有关的传统词汇——这个称号来提高朱熹的道德声望，强调其与庆元党禁的关系。见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台北：学生书局，1988)，页471-477。虽然相关证据非常繁琐而不能在此一一胪列，我相信有一个重要史料可以说明牟子才(1223进士)是《庆元党禁》的作者。牟子才初为李心传的门生，也是李心传许多国史编纂计划的助手。但是牟子才也从学于李方子(1214进士)，李方子正是朱熹的重要门人，亦是第一部朱熹年谱的作者。可以确定，牟子才是李心传的门生中最倾向朱熹之学的。关于《续编两朝纲目备要》，见梁太济的详细研究：《〈两朝纲目备要〉史源浅探》，《文史》32(1990)，页153-171。梁太济强调这部史著从李心传的著作获益良多，并计算出百分之一的《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内容引自《道命录》。事实上，数量还要更大些，《续编两朝纲目备要》极受道学影响，梁太济即猜测其作者为四川人、真德秀的门生(1178-1235)。参见本书《陈均的〈纲目〉：十三世纪历史教学中的出版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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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60 关于这些朱熹传记著作，见陈荣捷，《朱子新探索》，页1-8，62-79。亦参见该书的英文版：Chu Hsi
:New Studies(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9),pp.1-11.李方子的传记资料见：《宋史》，卷430，页12790-12791；《宋会要》，《选举》卷2，页32a；《宋会要》，《职官》卷73，页55a；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27，页20a；陈荣捷，《朱子门人》(台北：学生书局，1982)，页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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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61 叶公回，《朱子年谱》(台北：广文书局，1972，《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刊》据1666年和刻本影印)。《紫阳年谱》之流传至明代，见《文渊阁书目》，卷4，页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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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62 Wing-tsit Chan,Chu Hsi
:New Studies,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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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63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4，页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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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64 Hope Wright,Alphabetical List of Geograpical Names in Sung China(Paris: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1956),p.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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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65 (正德)《瑞州府志》，卷5，页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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