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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5 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2-29.Egan 讨论说欧阳修强调内在修为需要成为好的写作的前提条件，这成为后代道学家的范式。我支持这个观点。无论程颐和朱熹会多么反对古文文体和对精致写作的追求，可他们自己尤其是朱熹的文章的语言却很多得益于欧阳修的成熟的古文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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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6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重印6册本，北京：中华书局， 2001年),卷21，页333；苏轼，《苏轼文集》(重印6册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卷10，页312;《朱子语类》 (1280;重印8册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卷129，页3086；富弼的《墓志铭》见杜大珪《琬琰集删存附引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特刊第12辑，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8年)，卷2，页8a-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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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7 “以天下为己任”的说法来自于《论语·泰伯》：“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以及《孟子·万章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到了六朝时期，这个说法被用来赞扬一些官员的好品质。电子版《四库全书》可以提供这样的例子。他们来自1013年的《册府元龟》一书。这个说法一半在宋代文献中用来称呼努力工作的官员。同样如果搜索《四库全书》的话，也能看到这个说法也被用在赵普、韩琦和王安石身上。这个说法没有在范仲淹的早期传记中出现。现存文献中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此来形容范仲淹的材料来自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1183年;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页3637; 显然李焘也是引用了前人的材料，很可能是来自1069年《仁宗实录》或者更可能是来自1082年的《两朝国史》的材料，因为《长编》的处理更接近于苏轼1089年的序言的方式。但是，《长编》中的篇章和我所见到的宋代文献中的其它例子一样，都只是指的一个官员的特点，而不是针对一群官员或者整个官员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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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8 葛瑞汉(A.C.Graham), Two Chinese Philosophers(London: Lund Humphries, 1958),pp.152-175.最近的讨论参见小岛毅《宋学の形成と展开》 (东京：创文社，1999)，页14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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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9 对材料的讨论，见本书《〈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 朱熹本人也在1194年将司马光放入祭祀的谱系中。自孟子后，这个谱系包括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以及朱熹自己的老师李侗 (1093-1163)。见郭齐、尹波编《朱熹集》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页4446，另参见Hoyt Cleveland Tillman, “Zhu Xi’s Prayers to the Spirit of Confucius and Claim to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Way,”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4.4 (October 2004), 50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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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0 《全宋文》360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55册，卷1196，页13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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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1 《长编》卷205，页4975-4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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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2 Young Marti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New York: W.W.Norton,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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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3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成书约1250年;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54。对这篇文献的系年研究，参见本书《〈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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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4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1782年;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卷70，页95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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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5 Conrad Schirokauer, “Neo-Confucians Under Attack: The Condemnation of Wei-hsüeh,”in John Winthrop Haeger, ed.,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5)，pp.16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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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6 注意Schirokauer在第191-192页对张釜 (1178年进士) 在路级职位上作为一个职业官僚和一个反道学领袖的描述：他“修筑堤防，请求减免赋税，施行社会救济，减少关卡费用，督导军事设施，建立社仓，督修水利，荐举贤达，在山中修建驿站，舒缓盐课”。Schirokauer的总结来自于有关张釜的一个独特的传记，载于《京口耆旧传》 (《守山阁丛书》本), 卷7，页16a-17b.《宋史》卷390(页11953)把他的传记只缩减成一句话，就是他在1196年反对道学：“釜，庆元间为谏官，力排道学诸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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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7 James T.C.Liu, “An Early Sung Reformer: Fan Chung-yen”,in John K.Fairbank, 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127-130;and “Eleventh-Century Chinese Bureaucrats: Some Historical Classification and Behavioral Typ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3 (December 1959), 20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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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8 John Chaffee, “Chao Ju-yü, Spurious Learning, and Southern Sung Political Culture,” JSYS 22 (1990-92), 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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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9 此说法来自万安玲(Linda Walton)。见她的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页8.关于日本宋代研究中把朱熹之学的形成及其在后来的发展看作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题目的取向，可以参见伊原弘编, “Bibliography of Song History Studies in Japan (1982-2000), JSYS 31 (2001), 19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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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0 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两本著作包括1245年的《庆元党禁》和1260年的《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他们取材于朝廷的档案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有关朱熹任官的材料以及他著作的很长的摘编被加了进去。参见本书《〈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余英时将《庆元党禁》一说作为他划分两个群体的起点(I.449;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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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1 见本书《〈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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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2 参见前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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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3 余英时不是中文学者中唯一采用了扩展的道学和理学概念的人。20世纪的学术界普遍将理学与所有宋代的儒家学说等同起来。这也在黄宗羲和他后来者(1610-1695)的《宋元学案》中找得到类似的用法。一定程度上，这种紧张来自于两类学者，一类是那些想把两个词的意思限定于宋代文本中对它们的实际运用中的宋代研究专家们，另一类学者则更关注“长时段”的问题——就是宋代儒学(或者新儒家思想)与明清儒学思想的发展的关系，以及其与日本韩国儒学发展的关系问题。前一类学者认为后一类学者不应当将明清发展回溯到宋代；而后一类学者则认为宋代的问题不应当限制明清儒学的概念。参见Hoyt Cleveland Tillman,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üeh,”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3 (July 1992), 页455-474 and Wm.Theodore de Bary, “对Tillman教授的回应”，参见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3.3 (July 1993),页541-555; 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讨论，参见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4.1 (Jan.1994),页135-142, 143-144.余英时对道学和理学的构建对两部分研究都有参照。他对于南宋党争的问题说明他区分了道学与反道学人物，我认为这种区分过于严格。对于他来说，显然所有的宋代儒家学说都不是理学的。同时，宋代之后对于宋代思想史具有包容性的概念，特别是黄宗羲的，提示了余先生对理学和道学的构建。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知道Tillman对《朱熹的历史世界》的批评是余英时对道学和理学概念的运用与宋代文本中的运用不连贯，受到了后代对这两个概念扩大化的理解影响。Tillman先生认为余先生概念上的不严密削弱了他有关宋道学政治语境的论点，尽管Tillman支持这种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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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4 例如，见《长编》卷386，页401中对“今之士大夫列于版籍者”的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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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5 四个材料包括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1216年;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523;楼钥《忠文耆德之碑》，《攻媿集》 (《四库全书》本) 卷93，页33a;《续编两朝纲目备要》 (北京：中华书局，1995) 卷1，页8;以及《宋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5), 卷36，页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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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6 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8，页634。也有一些例子中，如果用更好的材料本可以支持余先生的论点。比如，他对于孝宗退位研究的资料来自《宋史》本纪中的简短叙述，然后他又很辛苦地补充其他资料 (II.394-395; 695-696)。但是《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页522-525) 中却收录了孝宗到光宗过渡过程的很详细的记述，这段材料形成于事情发生的三十年内，细读这段材料也可以看到它支持了一些余先生对退位过程的重新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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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7 《朱子语类》卷127，页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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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8 陈寅恪《寒柳堂集》 (北京：三联书店, 2001),页182;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 1984), 页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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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9 《寒柳堂集》，页72-73;《陈寅恪晚年诗文疏证》，页16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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