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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8 John Chaffee, “Chao Ju-yü, Spurious Learning, and Southern Sung Political Culture,” JSYS 22 (1990-92), 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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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9 此说法来自万安玲(Linda Walton)。见她的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页8.关于日本宋代研究中把朱熹之学的形成及其在后来的发展看作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题目的取向，可以参见伊原弘编, “Bibliography of Song History Studies in Japan (1982-2000), JSYS 31 (2001), 19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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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0 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两本著作包括1245年的《庆元党禁》和1260年的《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他们取材于朝廷的档案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有关朱熹任官的材料以及他著作的很长的摘编被加了进去。参见本书《〈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余英时将《庆元党禁》一说作为他划分两个群体的起点(I.449;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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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1 见本书《〈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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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2 参见前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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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3 余英时不是中文学者中唯一采用了扩展的道学和理学概念的人。20世纪的学术界普遍将理学与所有宋代的儒家学说等同起来。这也在黄宗羲和他后来者(1610-1695)的《宋元学案》中找得到类似的用法。一定程度上，这种紧张来自于两类学者，一类是那些想把两个词的意思限定于宋代文本中对它们的实际运用中的宋代研究专家们，另一类学者则更关注“长时段”的问题——就是宋代儒学(或者新儒家思想)与明清儒学思想的发展的关系，以及其与日本韩国儒学发展的关系问题。前一类学者认为后一类学者不应当将明清发展回溯到宋代；而后一类学者则认为宋代的问题不应当限制明清儒学的概念。参见Hoyt Cleveland Tillman,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üeh,”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3 (July 1992), 页455-474 and Wm.Theodore de Bary, “对Tillman教授的回应”，参见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3.3 (July 1993),页541-555; 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讨论，参见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4.1 (Jan.1994),页135-142, 143-144.余英时对道学和理学的构建对两部分研究都有参照。他对于南宋党争的问题说明他区分了道学与反道学人物，我认为这种区分过于严格。对于他来说，显然所有的宋代儒家学说都不是理学的。同时，宋代之后对于宋代思想史具有包容性的概念，特别是黄宗羲的，提示了余先生对理学和道学的构建。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知道Tillman对《朱熹的历史世界》的批评是余英时对道学和理学概念的运用与宋代文本中的运用不连贯，受到了后代对这两个概念扩大化的理解影响。Tillman先生认为余先生概念上的不严密削弱了他有关宋道学政治语境的论点，尽管Tillman支持这种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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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4 例如，见《长编》卷386，页401中对“今之士大夫列于版籍者”的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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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5 四个材料包括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1216年;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523;楼钥《忠文耆德之碑》，《攻媿集》 (《四库全书》本) 卷93，页33a;《续编两朝纲目备要》 (北京：中华书局，1995) 卷1，页8;以及《宋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5), 卷36，页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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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6 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8，页634。也有一些例子中，如果用更好的材料本可以支持余先生的论点。比如，他对于孝宗退位研究的资料来自《宋史》本纪中的简短叙述，然后他又很辛苦地补充其他资料 (II.394-395; 695-696)。但是《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页522-525) 中却收录了孝宗到光宗过渡过程的很详细的记述，这段材料形成于事情发生的三十年内，细读这段材料也可以看到它支持了一些余先生对退位过程的重新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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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7 《朱子语类》卷127，页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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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8 陈寅恪《寒柳堂集》 (北京：三联书店, 2001),页182;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 1984), 页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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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79 《寒柳堂集》，页72-73;《陈寅恪晚年诗文疏证》，页16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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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80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 (《十通》1937年版;重印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卷30，页283a-b;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64，页926-927；晁补之，《济北先生鸡肋集》 (《四部丛刊》本)，卷34，页3b-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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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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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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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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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957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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