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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15年“二十一条”带来了巨大的民族耻辱使得中国人“毋忘国耻”，那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则源于厚望落空后形成的巨大心理落差。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时，提出“十四条”，其中包括废除秘密条约、公海航行自由、裁军、尊重殖民地人民的公意等。“十四条”被普遍认为是弱小民族利益的护身符。在“公理战胜强权”的欢呼声中，1919年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召开。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应有权收回被德国强占的青岛和胶州湾，然而在和会上，上述土地不仅未被收回，反被日本继承。对中国而言，在现实国际政治的角逐中，理想化的“十四条”并未产生效力，失望与愤怒驱使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5月4日走上街头，于是引发了全国性的“五四运动”。以城市为中心，工商阶层、劳工阶层、知识阶层等都被卷入，出现了全民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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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融合了爱国和民主两个关键要素：“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和“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提出，推动了民族主义高涨，成为20世纪先进的中国人追求变革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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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五四运动”在表现其运动主旨的“外争主权”方面却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诉求目标，而1924年的“废约运动”则明确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法律意义上实现中外之间平等的主题。在寻求废约这一过程中爆发“五卅运动”，则使得中国民族主义再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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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30日，上海市民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举行游行。游行队伍途经南京路时，与英国巡捕发生冲突。英国巡捕枪杀游行的群众十三人，逮捕五十余人，从而导致了“五卅运动”的爆发。运动爆发后，全国大中城市发生了以“罢工、罢课、罢市”为标志的三罢运动和抵制外货运动。在这过程中，原始资本主义的积累条件下劳工与外国雇主的矛盾也有激化的表现，并和反帝运动结合了起来。在广州，抗议“五卅惨案”的游行队伍路经沙面租界区时，英租界内的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造成五十二人被射杀的惨案。广州沙面事件再次激发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其诉求也由先前政府与列强谈判“废约”，向以民众广泛参与反帝运动的激进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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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五卅运动”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引发对列强与不平等条约的全面抗争。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诉求具体体现为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1924年“废约运动”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第二年的“五卅运动”更激化了这一诉求，形成全国性的反帝浪潮。二是增强了对北洋政府的不满。在与列强交涉中外条约时，北洋政府采用技术性的方式，通过修订即将到期的不平等条约，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但在民族主义全面高涨的20年代，这只会被视为是对列强的软弱。与之相对应，南方广州政府的革命“废约”更易赢得民众的支持。这两重意义相互作用，进而引发出新的概念：若要实现国家独立，唯有先推翻列强与军阀的统治。到了1926年，广州政府明确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并以此为口号昭示全国，出师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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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党与现代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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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经过几次短暂的上层权力斗争，蒋介石最终战胜了国民党内其他各政治派系，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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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榜以三民主义为治国纲领的国民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时，皆宣称以实现“三民主义”的承诺为出发点，实行“民族主义”自然应是国民政府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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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中国即丧失了独立的关税自主权，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值百抽五”关税税率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随着1928年北伐告成，列强相继承认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于是正式提出重订关税条约。国民政府原想与各国集体谈判解决新约问题，但遭到了拒绝。美国出于遏止日本在东亚急速扩张的考虑，率先与中国修订新约，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做出重大的让步后，中国方才与日本签定了关税协定，至此中国基本实现了关税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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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关税自主权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在收回权利运动中，外国特许权从39项减至13项，一些小国治外法权被取消，实现了邮政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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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日本侵略扩张咄咄逼人的情况下，仅靠纵横捭阖的外交策略已不足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国民政府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全力“剿共”的同时，也在积极为随时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做战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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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国民政府于1932年11月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它的首要目标为调查、研究国防经济，筹划经济动员。1935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其工作的重点是发展与国防联系紧密的重工业。为此专门制定了发展国防重工业的五年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国民政府寻求外援。1936年2月，中德签定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根据合同规定，德国向中国提供军火、兵工厂，中国则以钨、锑、猪鬃等战略物资作偿付。在资源委员会的统筹下，五年计划在有序地进行，一批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相继建成。只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五年计划不得不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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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为抗日做了许多准备，特别在交通建设、国防建设方面都取得较大的成就。国民政府通过依靠国家力量，快速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进而“发达国家资本”的工业化模式无疑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但在经济上表现出这种开放姿态的同时，在政治、文化上却是保守主义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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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党政治权威的蒋介石，一贯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与开发资源，以传统价值为思想主干，重建民族的信仰体系。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追求“民族复兴”的重大行动。仅在五个月内，蒋介石先后发表了《新生活运动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等数篇文章，并亲自修订了《新生活运动公约》、《新生活运动歌》，将运动推广至国民政府实际控制下的各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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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蒋介石的规划，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准则，要求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皆体现在这一原则上。大力宣传以“礼义廉耻”为符号的价值体系，虽在禁烟、禁赌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其后也暗藏着不断纯化社会思想的政治意图，而纯化思想的过程也就是追求国民党思想一元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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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统一思想相配合的是在新生活运动中推行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即指“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1]希望以军事化特有的集中服从来打消个人的自我意识，使社会成员在迷失自我价值的基础上认同国民党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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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政府奉行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新权威主义策略，在引入西方的科技、军事知识的同时，还是以传统方式拒绝进行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国民党所努力的“民族复兴”的成效有限，离建立一个得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民族独立国家的目标距离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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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与全民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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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本侵华的步伐不断加快，华北危机日益加深。救亡团体风起云涌，中共的“八一宣言”传到国内，其抗日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重视和支持。面对日本大规模侵华的压力，国民政府以“军事演习”为名，调兵北上，在华北积极备战。同时，蒋介石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在继续争取英、美外交支持之余，开始谋求中苏两国关系的和解，以备中日战争一旦爆发时，中国能获得苏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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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蒋介石派曾任自己侍从达八年之久的邓文仪任驻苏武官，负责沟通中苏高层间的联系。为了改善中苏关系，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处理自己与中共的关系。他对此慎之又慎，并且决不允许其他人与中共有任何交往。1935年年底，国民政府与中共开始某种试探性的接触。国共双方此时的联系仅停在较低的层次上。蒋介石的这种调整纯属不得已而为之，他在与中共保持联系的同时，又力图彻底削弱中共的实力。在蒋介石看来，唯有如此，方能减弱中共日后的发言权。因此，蒋介石对红军依然重兵围剿，却又不中断双方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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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一年试探性接触，国共两党的谈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双方的高级代表陈立夫、潘汉年在上海进行直接会谈。然而双方距离相差太大，谈判陷入僵局之中，蒋介石于是决心继续对中共保持高压政策。在处理完两广事件后，蒋介石于1936年10月携其高级党政军官员飞抵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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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督战最终激化了他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在数次劝谏无用后，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兵谏，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中共放弃了原先“公审蒋介石”的主张，而改为“逼蒋抗日”。经过蒋介石、张学良、中共三方数天的磋商，西安事变终获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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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某些战役如忻口战役中，相互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两党长期的争斗又决定了彼此缺乏足够的信任。随着中共敌后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中共军事实力也有了显著增长。对于中共实力的扩大，蒋介石深感不安。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专门成立防共委员会，制定各种“防共”、“限共”政策，国共两党的冲突与磨擦迅速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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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爆发，致使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几乎破裂。皖南事变加剧了国共之间的不信任。虽然其后不久中共又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但双方的猜忌与疑虑已很难化解。这种互不信任也预示了战后国共和谈的失败，国共合作终将被兵戎相见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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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国际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的重要性开始提升。1942年1月，中国与美、英、苏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与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先中外间的条约使中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特别是英美在华利益最为集中的沿海地区已被日本占领，英美此时在华的种种特权几乎已没有现实基础，废约已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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