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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国民政府于1932年11月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它的首要目标为调查、研究国防经济，筹划经济动员。1935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其工作的重点是发展与国防联系紧密的重工业。为此专门制定了发展国防重工业的五年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国民政府寻求外援。1936年2月，中德签定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根据合同规定，德国向中国提供军火、兵工厂，中国则以钨、锑、猪鬃等战略物资作偿付。在资源委员会的统筹下，五年计划在有序地进行，一批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相继建成。只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五年计划不得不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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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为抗日做了许多准备，特别在交通建设、国防建设方面都取得较大的成就。国民政府通过依靠国家力量，快速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进而“发达国家资本”的工业化模式无疑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但在经济上表现出这种开放姿态的同时，在政治、文化上却是保守主义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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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党政治权威的蒋介石，一贯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与开发资源，以传统价值为思想主干，重建民族的信仰体系。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追求“民族复兴”的重大行动。仅在五个月内，蒋介石先后发表了《新生活运动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等数篇文章，并亲自修订了《新生活运动公约》、《新生活运动歌》，将运动推广至国民政府实际控制下的各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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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蒋介石的规划，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准则，要求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皆体现在这一原则上。大力宣传以“礼义廉耻”为符号的价值体系，虽在禁烟、禁赌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其后也暗藏着不断纯化社会思想的政治意图，而纯化思想的过程也就是追求国民党思想一元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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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统一思想相配合的是在新生活运动中推行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即指“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1]希望以军事化特有的集中服从来打消个人的自我意识，使社会成员在迷失自我价值的基础上认同国民党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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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政府奉行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新权威主义策略，在引入西方的科技、军事知识的同时，还是以传统方式拒绝进行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国民党所努力的“民族复兴”的成效有限，离建立一个得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民族独立国家的目标距离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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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与全民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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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本侵华的步伐不断加快，华北危机日益加深。救亡团体风起云涌，中共的“八一宣言”传到国内，其抗日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重视和支持。面对日本大规模侵华的压力，国民政府以“军事演习”为名，调兵北上，在华北积极备战。同时，蒋介石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在继续争取英、美外交支持之余，开始谋求中苏两国关系的和解，以备中日战争一旦爆发时，中国能获得苏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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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蒋介石派曾任自己侍从达八年之久的邓文仪任驻苏武官，负责沟通中苏高层间的联系。为了改善中苏关系，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处理自己与中共的关系。他对此慎之又慎，并且决不允许其他人与中共有任何交往。1935年年底，国民政府与中共开始某种试探性的接触。国共双方此时的联系仅停在较低的层次上。蒋介石的这种调整纯属不得已而为之，他在与中共保持联系的同时，又力图彻底削弱中共的实力。在蒋介石看来，唯有如此，方能减弱中共日后的发言权。因此，蒋介石对红军依然重兵围剿，却又不中断双方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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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一年试探性接触，国共两党的谈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双方的高级代表陈立夫、潘汉年在上海进行直接会谈。然而双方距离相差太大，谈判陷入僵局之中，蒋介石于是决心继续对中共保持高压政策。在处理完两广事件后，蒋介石于1936年10月携其高级党政军官员飞抵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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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督战最终激化了他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在数次劝谏无用后，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兵谏，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中共放弃了原先“公审蒋介石”的主张，而改为“逼蒋抗日”。经过蒋介石、张学良、中共三方数天的磋商，西安事变终获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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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某些战役如忻口战役中，相互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两党长期的争斗又决定了彼此缺乏足够的信任。随着中共敌后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中共军事实力也有了显著增长。对于中共实力的扩大，蒋介石深感不安。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专门成立防共委员会，制定各种“防共”、“限共”政策，国共两党的冲突与磨擦迅速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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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爆发，致使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几乎破裂。皖南事变加剧了国共之间的不信任。虽然其后不久中共又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但双方的猜忌与疑虑已很难化解。这种互不信任也预示了战后国共和谈的失败，国共合作终将被兵戎相见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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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国际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的重要性开始提升。1942年1月，中国与美、英、苏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与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先中外间的条约使中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特别是英美在华利益最为集中的沿海地区已被日本占领，英美此时在华的种种特权几乎已没有现实基础，废约已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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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0月10日，美英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就条约问题举行谈判。经过谈判，中美、中英于1943年1月签署条约，宣布废除美、英在华的领事裁判权，以及辛丑条约后所获得的一切特权。以美英废约为先导，中国先后与比利时、加拿大、荷兰等国签定条约，宣布废除其在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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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洗却了中国百年来的外交屈辱，是国民政府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大加强了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的正面形象。其后，中国参与了国际间针对德、意、日法西斯的重大会议。1943年11月，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对日作战问题。《开罗宣言》明确宣布“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开罗会议是中国第一次与世界大国平等对话，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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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至9月，美、英、苏、中四国在美国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四国决定成立联合国作为新的国际组织，代替一战后成立的国联。联合国的主要职能由安全理事会承担，而美、英、苏、中四国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享有一票否决权。常任理事国的职务使中国的大国地位获得了承认。二战结束后，中国因而也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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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世界“四强”地位的获得更多是美、英、苏地缘政治的产物，世界“四强”之一仅仅是在心理上满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而就自身而言，中国尚不具备成为“四强”的实力。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牺牲中国利益换取苏联对日作战就是明证。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几乎完全恢复了帝俄在华的特权，而一年后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这表明，中国若想成为真正的现代民族独立国家，还有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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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革命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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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列宁式的革命政党，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对中共是不言而喻的。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从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斯大林主义。然而，中国的情况与苏俄毕竟大相径庭：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不多，且大多分散在中心城市，以城市工人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几乎不可能。有鉴于此，毛泽东在马列的理论框架下，另辟途径，寻求非苏俄式的革命路径，从而实现武装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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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中共武装，最先展开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江西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多由出身农民的党员组成。毛重视在农民中发展党员与其长期从事农运有关，同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江西红色根据地内，几乎不存在任何马列经典概念中的产业工人，从农民中发展党员方是发展中共唯一现实可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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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对农民问题的重视，恰恰回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是简单地引入、模仿外来的思想、制度，只将着力点置于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而忽视改革社会的下层结构。毛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重视社会底层，其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进而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恰恰是将中国历史的传延性与外来思想相调适乃至融合，将中国本土资源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从而使农民成为中国共产革命最大的依托，因此中国共产革命虽在上海、广州、长沙等中心城市受到严重挫败，但仍可依靠在农村的根据地与国民党展开长期的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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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934年，中央红军在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中失利，被迫撤离江西，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和领导权。1935—1937年，毛泽东致力于中共的发展，暂时无暇顾及“形而上”的理论问题。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局面的到来，毛泽东加紧建构他对马列理论的新解释框架。这一时期所写的《矛盾论》、《实践论》集中代表了毛的马列理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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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5年前，毛泽东仅被视为中共党内的军事问题专家和农村问题专家，其理论贡献尚未被中共党内普遍认识。毛深知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不仅要在政治上成为党的核心，还必须在精神上为追随者提供理论指引。30年代初以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为代表的留苏学生在党内之所以能得势，即因他们能用马列主义对现实做出理论阐释。两相对比，更促使毛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创造出对马列的新解释；也唯有如此，方能彻底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毛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自己思索已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念和盘托出，并以此一举奠定了党内精神导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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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所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将马列主义置于中国的特殊语境中，以一种灵活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其进行解释、延伸与创新，将其灵活地与中国本土资源、苏共组织架构相融合后所创造出的革命意识形态。毛泽东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共摆脱苏俄革命经验的束缚，标志着毛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迈出通向“君师合一”型领袖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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