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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谈中国20世纪的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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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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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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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蒋学习苏联建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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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孙文和蒋介石先后在学习苏联、建党建军原则和党军党国问题上，都认为苏联是个学习的好榜样，你觉得其中有什么必然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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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向苏联学习，“以俄为师”，这个思路是孙文定的。孙对苏联革命的总结是，苏联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建立了党军，这是一支由党和党的领袖来完全控制的军队。我们中国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就是这方面毫无建树。孙文自己没有去过苏联，他的这个思想是根据二手材料和当时西方的报道提出的。更重要的是，1923年他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了三个月左右。这段历史在美国学者陶涵（Jay Taylor）刚出版的《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中有所描述。蒋亲自去看了，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了自己的认识。他基本认同孙的看法，就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这主要是从中国需要的角度出发。加上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后，苏联给了国民党很大帮助。所以在学习苏联问题上，孙提出了思想，而蒋接受并传承了它。蒋介石以后虽然反共，但“以党治国”的路数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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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如果孙文只是为了建立一支亲信部队，他也可以学习美国。为什么他和蒋介石都倾向于学习苏联？是不是苏联的意识形态更能对应其在中国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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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孙、蒋都曾多次提到，想要拥有一支有主义、有思想的军队，因为他们认识到，这种军队是布尔什维克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当时中国军队大都是无主义、无思想的私家军。至于他们为何没有提出要建立美国式的国防军，我印象中孙没有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也许他觉得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太大，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实际上是一个稳定和成型的社会，军队在社会中没有特别显著的作用。而十月革命则完全是靠军队，把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从莫斯科一直延伸到全国。一支有主义、有党领导、有工农群众参加的军队，从革命实用主义角度，给孙和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人过去都是“吃粮当兵”的想法，相比之下，俄国人能鼓动劳动大众为了主义和思想自愿去流血去打仗，这太了不起了，这也是为什么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以后就有了“党军”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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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孙、蒋学苏联的倾向是否也与苏联愿意提供大量卢布和军援，而欧美却不愿扶助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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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欧美对“孙大炮”不看好，他们是地道的现实主义者；苏联则是出于自己“东方战线”的战略考虑，选上了孙中山。第三国际建立后，它觉得俄国革命需要其他国家支持。而在20年代初，从芬兰、巴伐利亚到匈牙利，俄国支持的欧洲革命都失败了，进攻波兰也失败了。此后列宁把目光转向中国。他先要联络吴佩孚，因为后者有保护劳工的表现，后来发现这个人似乎不行，又转向联络在广东一带有明显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陈炯明。最后，远东共和国（俄国西伯利亚赤塔建立的一个被苏俄控制的缓冲国）一个外交使团成员达林以记者身份去了广州，发现国民党在工人中影响很大，而共产党当时还很弱。事实上，国民党早于中共搞工人运动，马超俊几个人是最早在广州搞工会的。此后鲍罗廷被派往中国，担任孙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此人不仅革命意志坚定，而且有一种改变别人思想的能力，他的英语非常流利，可以和孙文流畅交谈，并迅速地影响了孙。随着孙中山向左转，苏联的军援等也都来了。所以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很多事都是在苏联帮助下完成的，黄埔军校也是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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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愤青和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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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当时强调批判国民性中的一团散沙，要求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把国民团结起来，这是中国特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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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是中国所独有，欧洲19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普鲁士等都有民族主义建国运动的兴起。中国19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当然跟中国历史、几千年文明、近代以后受到帝国主义的欺辱，以及严复以后从欧洲传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理论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洋人对中国的观察越来越多，他们中的许多人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对东方人、中国人充满蔑视；但是中国人也因国门洞开，接触到异邦文明而开始关注到自己的一些弱点。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即明恩溥）在189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说了不少有关中国人的弱点，诸如怯弱、一盘散沙、言而无信、缺乏公共精神，鲁迅就受过此人影响。敏感的鲁迅旅日后又接触到日本人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看法，激发起他的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即国民性批判与改造的思想。早期的严复、郭嵩焘，以及出洋的使臣、留学生等，都很自然地产生了类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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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康梁以来，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潮流，这点和日本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形成的主流思想是“脱亚入欧”，这在中国是不能被接受的。李大钊就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一直认为中国文明虽然需要改造，但西洋文明也未必可以救世。这个思想后来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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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是“五四”那一代人中少有的一个主张东西方文明需要同时改造的人。对于“五四”时那种全面倒向西方的潮流，毛没有全部接受。他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另一方面说西洋文明未必尽是。我认为他这个思想可能多少受到梁启超等人的影响。梁去过欧洲后写下《欧游心影录》，说欧洲人还嗷嗷待哺地等待东方人来救。梁去欧洲是在一战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美一些知识分子刺激很大，科技文明的昌盛怎么会导致人类的大规模杀戮？东方价值是不是更符合人性？再就是跟我们中国的传统太深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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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这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孙文最初完全是美式的民主思想，可后来他认为中国有特殊的环境，要走独特的发展道路，后来蒋介石也慢慢产生这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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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孙文以后改组国民党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但他没有完全拒绝西方价值或发展模式，他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步骤，最后还是要走到宪政阶段。蒋介石则从没有接受过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有时嘴里说几句民主之类的话，那纯粹是应付形势。他是一位崇尚实力的军事强人，具有强烈的权威性格，同时，他也一直是一位大中国主义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爱慕者。蒋的日记就能体现这一点，他的日记记载了他每天的思考，包括对日本人的愤怒、对西洋人的批评、对国内重大事件的点评。1945年蒋在长江上看到纤夫背纤心痛不已，说战后的中国一定要发展经济，否则中国人太惨了。他对日本人更是恨到极点。1934年5月20日，他在一篇演讲词中控诉日本：“外国人是人，我们亦复是人，为什么我们有飞机、有海军、有陆军而不能抵御人家，而人家飞机可以随便飞到中国领空内抛炸弹，他们的兵舰也可以随便开到我们的领海和内河耀武扬威。陆军要进占我们什么地方就进占什么地方，简直不当作中国是一个国家，不当作中国人是一个人，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人家予取予求，生杀予夺。”他还在日记中说过更激烈的反日的话，都很难引用。蒋并非不了解日本文化，他青年时期在日本待过，通日文。但他强烈的民族主义就燃烧到这种程度。蒋介石也不喜欢西人，他认为俄国人对华是不怀好心，英国人是老奸巨猾，美国人也经常有意无意损害中国，所以他认为中国人还是要独立自强，发扬我们的民族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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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你怎样评价近十几年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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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近十几年来的民族主义当然与中国国力逐渐强大的新情况有一定联系，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更多是以悲情和愤怒为特征的。毛时代的民族主义既是本土的，又有国际视野，它将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平行起来，也可以说是一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变形，它强调的是中国要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而且实打实地出钱、出力、出物资支持世界革命。80年代以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开始回归世俗理性，或者用另一种说法，回到现代化主流文明的轨道上了。于是GDP等开始被提出来，有时就得以国外的标准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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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90年间，中国社会基本上是面向西方的，当时社会形成一个共识，从中央领导到知识界到普通老百姓，全国上下都支持改革开放，都认可十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而90年代以后兴起的民族主义，跟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某些问题上开始紧张，某些传媒开始使用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词汇，多种因素作用下，于是国内的民族主义被催生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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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民族主义”这个词在当代是否有了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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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一定。这个词在一些知识分子那里带有一定贬义，但在很多国家主义者特别是大学生看来，“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贬义词。特别是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没有接受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大概接受的更多的还是主流看法或和主流比较接近的民族主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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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遇到一些困难，会不会马上又转向另一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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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那大概很容易变成传统社会主义的拥趸。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据称北大学生的女孩子写的，说她现在成了毛主义者。她觉得社会、自己的国家、世界都不好，穷人毫无地位和尊严，但一想到毛时代就泪流满面。确实，眼下两极分化是十分严重，无权无钱者看不到希望，对她来说现在的生活是处处碰壁，没有激动人心的理想，而可以想象到的未来也不美好，不是做房奴就是车奴，所以未来没有任何光亮。北大这位女学生的看法颇有代表性，她的看法源于我们的现实生活，许多年来，在巨资投入的“主旋律”影视中，经过艺术加工的“红色岁月”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几乎具备一切真善美的元素，而且整个贯穿50—70年代，某些可称为历史教训的时期，或被隐去、淡化，或者干脆美化之，久而久之就成为许多人评判现实的一把尺子，于是两极对应：一边是“平等与无私”的1950—1970代，另一边是在当下现实生活中感同身受的“权力—市场原则”，这样一对比下来，怎么叫她不怀念50—70年代？所以说，只要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或者改变的步伐与人们的期望值落差较大，人们就会留恋过去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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