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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有点道理，因为王明在莫斯科时，确实对国内的事，比如博古在江西的一些措施，提出过批评，所以他觉得事不关己。起初毛是把博古提到前面批判的，没有提王明。但到1941年的9、10月份，王明突然跳出来直接批评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政策，不是谈历史问题，而是当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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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季米特洛夫来了封电报，质问毛泽东：“你们准备怎么对付日本人？”毛泽东拿这封电报给大家看，意思是讨论一下。王明就开始提出意见，他说我们是不是对蒋介石的态度太左了一点。这就是公开地质疑、批评毛的新权威。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就很少碰到这种情况，基本上他就是党内第一号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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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当时延安一批有五四运动、苏联精神背景的人，为什么会在那个过程中集体噤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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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我认为毛泽东占据了几个制高点。毛在理论上提出了几个最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解决了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比如他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方面。“民族的”是指整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科学的”可以理解为对西方的、五四精神的概念接受；“大众的”可以通向民粹的、平民主义的概念。三个方面，一网打尽。比如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当他听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人，要讲中国文化、中国气派，那大概会为之心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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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大众主义是30年代很流行的口号，那时还有过大众文化的讨论。这能满足很多具有五四精神的、特别是中下层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他们大多生活困窘，和丁玲那些人不同。在上海以前的弄堂里，就特别容易滋生愤怒的小左翼知识分子。除了思想上占领五四以后中国最重要的命题—爱国主义、科学精神、平民主义（民粹主义）这三个道德制高点外，毛泽东还是个组织、宣传的大家。共产党就是靠宣传、组织，把奔赴延安的年轻人变成一股重要的力量。所谓“组织”涉及方方面面，既有一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组织，也有各种党领导的群众组织，还有其他特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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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这也是从苏联来的，以后中共党人给它加了许多新内容，虽然我们今天的年轻一代对这个词语可能已经失去感觉了，但在20—40年代，那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中国人过去都是一团和气，从没讲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全新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对青年很有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金岳霖老先生入党后，只要一段时间没过“组织生活”就不太开心。“组织”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它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全部集中到一个网络里，把他们安排在各个环节，给他们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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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占据制高点是不是仅凭喊口号就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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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共喜欢喊口号，国民党也喜欢喊口号，这是20世纪的新现象，既要反帝反军阀，唤起民众，那不就得动员群众吗？当然，这也是从苏联学来的。苏共中央原就有宣传部，以后还叠床架屋地再设了一个“宣传鼓动部”。清王朝搞预备立宪，做了许多实事，也没见清廷发布“口号大全”供全国臣民诵读。国民党在抗战初有一个简单有力的口号，叫做“抗战建国”，这个口号当时非常深入人心，差不多老妪皆知，但国民党在“建国”方面做得太少，还是给共产党抢了风头。毛在70年代和美国人说过，中国人喊口号，有时是放空炮，但在抗战时期，除了少数面对国统区和外国人的统战类或国际统战类的口号外，中共在根据地还是把喊口号和做实事结合起来的。其实，中共是中国20世纪前半叶最能埋头苦干的政党，脚踏实地，别人做不到的，他们做到了。还记得我在若干年前到山西、陕北去，车行经过黄土高原，俯看脚下的万丈沟壑，遥想当年共产党在这里带了一些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发动群众，建立什么一分区二分区地委、各个县委，一直深入到村子里，把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派到基层做工作。其中意识形态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平民主义，再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必须接受长期思想改造，三管齐下，一下子就把那些青年镇住了，继而使他们心悦诚服，中间穿插开展整风审干运动，让他们“脱胎换骨”，等于是给那些青年打了一针长效药，从此，“东方红、太阳升”，领袖英明、群众伟大、个人渺小等等那些概念就完全内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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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这个模式是学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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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应该说是中共独创的，甚至超越了苏联。苏联搞过“余粮征集制”，也搞过集体农庄，但都是用高压手段强制农民的，都不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前给农民以好处，和农民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经历了抗战，中共基本从苏式变成了中式，实现了中共真正的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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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抗战时期，共产党跟中国的农村开始了真正的结合。我指的并不是30年代江西苏区的结合，江西苏区时期还是一般化的、表面性的结合，它虽然有社会改革的内容，但还没来得及推行。在严重的战争情况下，许多措施都是竭泽而渔。那时如果征粮征兵任务没有完成，是要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杀头的。这一套在战争期间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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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抗战时期，宣传方面也出现了新文字（我说的不是汉字拉丁化，那是失败的，我说的是汉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新文学，赵树理写的《小二黑结婚》令人耳目一新。中共开始从社会底层、从草根获得了生命力。那个时候，不少外国人把中共看成一个农民党，甚至不少农民出身的党员也认为中共是一个农民党，这是1949年，甚至50年代中期前，很多党员对党的性质的“模糊认识”。只是这个“农民党”的上层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大字不识的农民，更不是骄奢淫逸的农民领袖，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层，是有理论，有想法，有战略、策略，懂文化的精英。这样一个领导层，将中共重新组装以后，目标非常明确，要夺权—当然这是它一贯的目标，并不始于抗战时期—这保证了它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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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共产党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平等主义。共产主义来到中国后，早期是共产无政府主义。清末学者刘师培就曾将共产主义解释成一种平等理论，强调平等，而我们中国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平等。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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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第三次内战的成败，跟中共的情报工作很有关系。除了向苏联学习的一套外，可能中国这片土壤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比较厚道，不总是严防、警惕他人，这也提供了空间。此外是不是组织工作也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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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正如你说的，中国的人际关系很独特，国民党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世俗化的政党，列宁主义色彩不太浓厚，只要称兄道弟，混进去就很容易，经常是报纸上登个招生、招聘启事，就接受一批人。而中共是高度严密的组织，特别是它情报部门的上层，进出非常严格、规范。事实上，这也是吸取了30年代的失败经验。1937年前，除了钱壮飞那些个别例子外，中共的情报工作基本是不成功的。抗战以后，中共将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捆绑在一起，这才迅速打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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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领袖的个人品质能够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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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现在的历史学比较“政治正确”的观点是，一般不强调个人品质对历史进程所发生的作用，而是强调那些在意识、运动中更重要的方面，比如经济的作用或是一个思潮的作用，如此这样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不能过于机械论之，因为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历史人物的个性特点是会对历史的前进方向发生重要作用的。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说是“机制”比“人”更重要，这话不错，可是“机制”也是人创设的，在创设这些机制的背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某些历史人物各种复杂的人性考虑，有的或许与“个人品质”无关，有的则不能排除这种干系。就以斯大林为例，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发生固然有各种复杂的背景，但是设想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是布哈林，这个被列宁称为“全党都爱戴的人”，他会搞“大清洗”吗？或者我们暂且同意苏联30年代的历史进程中存在一个“历史的逻辑演进的规律”，即搞“大清洗”不可避免，可是布哈林会把“大清洗”搞得那么极端吗？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最后，历史人物的个性特点经常会体现在历史进程中某种突发性和偶然性上，而我们在考察历史进程时，的确不能排除偶然性对历史变迁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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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偶然性的背后，有没有品质方面的因素？我认为它有一定影响，但起到更多作用的，是时局、国际环境、思潮、经济变动、底层意愿等因素。比如蒋介石，虽然他在日记里脾气火爆，经常辱骂别人，但现实中他的态度还是比较客气的。再如毛泽东，到了晚年他比较率性而为，但在延安初期他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就不能随心所欲。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曾违心捧过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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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行使集权时为什么有相当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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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这跟国共两党的信条有关。毛泽东向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忠实信奉者，而且他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进一步阐释者和发挥者。蒋介石却不是，他从来没有阐释过“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就是超越法律、直接诉诸暴力。列宁也讲过，革命不是带着白手套进行的。其实1949年前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没有读过列宁的东西，而列宁是真正把马克思理论现实化的人。所以知识分子光看《资本论》是不够的，那只能变成经济学家，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讲过无产阶级有两把刀，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他是深知这个东西的，且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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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个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曾是中国最高统治者，他在很多方面刚愎自用，甚至是暴力主义的。特别是在30年代，放纵戴笠做了很多坏事，杀史量才、杨杏佛等。1949年以后在台湾也搞白色恐怖，杀了几千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还是个道学家、宋明理学的信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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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为什么要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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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们都说，学历史可以鉴往知今，增进人类智慧，这都不错。而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私人爱好。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特别强，有些人就喜爱读历史书，我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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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请推荐一本最近在看的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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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最近在看台湾学者齐邦媛写的《巨流河》，虽是个人回忆录，我却把它当作历史书来读。这本书展现了20世纪中国史的多重面向，特别是50年代前的大陆部分，尤其震撼人心。该书有血有泪，感人至深，是良史，也是美文，更充溢着一股民族浩然正气，其价值远超过一般的叙述同一时代的历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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