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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90年间，中国社会基本上是面向西方的，当时社会形成一个共识，从中央领导到知识界到普通老百姓，全国上下都支持改革开放，都认可十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而90年代以后兴起的民族主义，跟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某些问题上开始紧张，某些传媒开始使用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词汇，多种因素作用下，于是国内的民族主义被催生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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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民族主义”这个词在当代是否有了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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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一定。这个词在一些知识分子那里带有一定贬义，但在很多国家主义者特别是大学生看来，“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贬义词。特别是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没有接受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大概接受的更多的还是主流看法或和主流比较接近的民族主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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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遇到一些困难，会不会马上又转向另一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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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那大概很容易变成传统社会主义的拥趸。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据称北大学生的女孩子写的，说她现在成了毛主义者。她觉得社会、自己的国家、世界都不好，穷人毫无地位和尊严，但一想到毛时代就泪流满面。确实，眼下两极分化是十分严重，无权无钱者看不到希望，对她来说现在的生活是处处碰壁，没有激动人心的理想，而可以想象到的未来也不美好，不是做房奴就是车奴，所以未来没有任何光亮。北大这位女学生的看法颇有代表性，她的看法源于我们的现实生活，许多年来，在巨资投入的“主旋律”影视中，经过艺术加工的“红色岁月”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几乎具备一切真善美的元素，而且整个贯穿50—70年代，某些可称为历史教训的时期，或被隐去、淡化，或者干脆美化之，久而久之就成为许多人评判现实的一把尺子，于是两极对应：一边是“平等与无私”的1950—1970代，另一边是在当下现实生活中感同身受的“权力—市场原则”，这样一对比下来，怎么叫她不怀念50—70年代？所以说，只要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或者改变的步伐与人们的期望值落差较大，人们就会留恋过去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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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在“改善”的过程中，国家是否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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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你说得完全对。现在我们的国力是今非昔比了，50—80年代那种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财力雄厚了。国家这些年来已拿出许多钱做改善民生的实事，现在还在继续做，因为国家的责任就是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可以学学过去的“老大哥”俄罗斯，这个国家转轨已快二十年，可是还保留了不少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福利，民众都享受免费医疗，城市交通费用、水电取暖费用都很低廉。我们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福利只是面对城市人口，而对数亿农民，国家是顾不过来的。那个时期，国家底子薄，我们还要勒紧裤带大力支持世界革命，对国内的老百姓照顾太少，现在国家有钱了，可以回过头来补做。总之，应让各阶层民众都看到希望，否则社会上的戾气太重，对营造和谐社会的氛围是非常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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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对20—30年代的民族主义狂潮，并最终促成1949年建政，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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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饱受外国列强的欺凌，当时的民族主义是有正当性的，中国民族主义主要是由外患引起的。事实上，中国在1928年已经开始逐渐改革，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为此做了很多努力。虽然外界压力那么大，日本人还在不断侵略，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当时都被迫转移去了西部偏远地区，国民党方可以相对集中精力在中心地区搞经济建设。1937年前，国内的经济和交通等都有长足的发展。有记载说，当时的首都南京到处都在建设，很有些蒸蒸日上的景象，民族主义的高涨主要是由于日本的侵略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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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学良回忆，孙文在1925年临终前曾见张学良，提醒东北青年一定要记住赤、白两种帝国主义，他讲的“白”，主要是日本，“赤”指的是苏联。“赤、白帝国主义”是20年代初“国家主义派”最先提出的，孙文居然在私底下也接受了这个概念，在大力联俄的同时对俄国抱有警惕，这说明孙先生在政治上的老练。果然不出孙先生所料，十年后苏联把中东路卖给了日本和“满州国”，苏联还把它的军队和影响力渗透到新疆，军事占领了外蒙古，1944年还把中国的唐努乌梁海的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强行割走，让中国吃了不少闷亏。只是当年国人还认不清苏联对华两面政策的本质，在一大堆意识形态话语下放松了警惕，这是我们的深刻教训。蒋介石希望拉住苏联对付日本，但他对苏联在中国周边的扩张行为一直保有警觉，1934年中国驻苏公使馆的外交官戈公振—他本人还是著名的报学研究者，是翻译家戈宝权的叔叔—戈公振在给国内的报告里汇报了他到苏联中亚地区考察时看到苏联正在加紧修筑通向中苏边境伊犁的公路，戈还言及“归化军”的动向，并说留在中亚的东北军中不少人思想激烈，“强邻进逼随时有为人工具之可能”。戈向南京中央建议，全力改善陕甘交通，早与新省恢复商务，“经济上有联系，斯情感自能密切，派教育专家和师范生入新服务，奖励新省优秀子弟赴京沪求学，以启民智”，等等。蒋阅读后批示，“最可注意者为二：俄人筑路，俄拟遣送入新之义勇军，而驻俄各馆均无报告，非其知识不足，即办事不敏，益感新边各馆改组之迫切”。蒋电行政院长汪精卫：“戈报告均关重要，望妥为规划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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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本不是那么穷凶极恶，中国的民族主义就不会形成那样一种高涨的局面。1937年是一个分水岭。此前中日交流还比较多，1928年后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受了日本左翼文化的影响。即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批国民党在日进修的爱国军官愤然回国，但还有不少人一直留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回来，郭沫若就是这时回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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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德国和意大利通过国内民族主义高涨达到国力的迅速增强，这个现象是不是对国人当时的思潮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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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蒋介石集团内部的少壮派，确实试图从德国、意大利、苏联复兴过程中获取一种力量，蒋自己也曾对德国、苏联经验表示欣赏。南京当时有个中统主办的《前途》杂志，就是主张向德、苏学习的。德、苏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在官方，对当时的新闻界也有较大的影响，在国民党内部，许多人很重视德国工业化、军事现代化的经验。德国还为国民党训练了不少精锐军队，以后多数战死在1937年的淞沪战场。苏联的影响与中国30年代民族主义的关系更复杂一些，当时蔚然成风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主潮还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批判和对“苏俄新世界”的憧憬，左翼高扬起民族主义的旗帜是在《八一宣言》传到中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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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占据了道德、思想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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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王明是个什么样的人？除了他在留苏人员中有一定地位外，为什么他在整风时期被毛泽东选为重点打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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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第一，他是留苏派的领袖，所谓“擒贼先擒王”；第二，他是留苏派中有理论、能出书的人。留苏派一般被认为都有理论，其实非也。留苏派中有很多人可能会翻译、会写文章，但写不出著作。第三，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整风前夕，其他留苏派领袖都已纷纷缴械投降，而王明却认为正在形成的风暴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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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有点道理，因为王明在莫斯科时，确实对国内的事，比如博古在江西的一些措施，提出过批评，所以他觉得事不关己。起初毛是把博古提到前面批判的，没有提王明。但到1941年的9、10月份，王明突然跳出来直接批评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政策，不是谈历史问题，而是当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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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季米特洛夫来了封电报，质问毛泽东：“你们准备怎么对付日本人？”毛泽东拿这封电报给大家看，意思是讨论一下。王明就开始提出意见，他说我们是不是对蒋介石的态度太左了一点。这就是公开地质疑、批评毛的新权威。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就很少碰到这种情况，基本上他就是党内第一号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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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当时延安一批有五四运动、苏联精神背景的人，为什么会在那个过程中集体噤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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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我认为毛泽东占据了几个制高点。毛在理论上提出了几个最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解决了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比如他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方面。“民族的”是指整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科学的”可以理解为对西方的、五四精神的概念接受；“大众的”可以通向民粹的、平民主义的概念。三个方面，一网打尽。比如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当他听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人，要讲中国文化、中国气派，那大概会为之心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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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大众主义是30年代很流行的口号，那时还有过大众文化的讨论。这能满足很多具有五四精神的、特别是中下层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他们大多生活困窘，和丁玲那些人不同。在上海以前的弄堂里，就特别容易滋生愤怒的小左翼知识分子。除了思想上占领五四以后中国最重要的命题—爱国主义、科学精神、平民主义（民粹主义）这三个道德制高点外，毛泽东还是个组织、宣传的大家。共产党就是靠宣传、组织，把奔赴延安的年轻人变成一股重要的力量。所谓“组织”涉及方方面面，既有一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组织，也有各种党领导的群众组织，还有其他特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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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这也是从苏联来的，以后中共党人给它加了许多新内容，虽然我们今天的年轻一代对这个词语可能已经失去感觉了，但在20—40年代，那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中国人过去都是一团和气，从没讲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全新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对青年很有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金岳霖老先生入党后，只要一段时间没过“组织生活”就不太开心。“组织”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它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全部集中到一个网络里，把他们安排在各个环节，给他们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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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占据制高点是不是仅凭喊口号就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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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共喜欢喊口号，国民党也喜欢喊口号，这是20世纪的新现象，既要反帝反军阀，唤起民众，那不就得动员群众吗？当然，这也是从苏联学来的。苏共中央原就有宣传部，以后还叠床架屋地再设了一个“宣传鼓动部”。清王朝搞预备立宪，做了许多实事，也没见清廷发布“口号大全”供全国臣民诵读。国民党在抗战初有一个简单有力的口号，叫做“抗战建国”，这个口号当时非常深入人心，差不多老妪皆知，但国民党在“建国”方面做得太少，还是给共产党抢了风头。毛在70年代和美国人说过，中国人喊口号，有时是放空炮，但在抗战时期，除了少数面对国统区和外国人的统战类或国际统战类的口号外，中共在根据地还是把喊口号和做实事结合起来的。其实，中共是中国20世纪前半叶最能埋头苦干的政党，脚踏实地，别人做不到的，他们做到了。还记得我在若干年前到山西、陕北去，车行经过黄土高原，俯看脚下的万丈沟壑，遥想当年共产党在这里带了一些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发动群众，建立什么一分区二分区地委、各个县委，一直深入到村子里，把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派到基层做工作。其中意识形态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平民主义，再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必须接受长期思想改造，三管齐下，一下子就把那些青年镇住了，继而使他们心悦诚服，中间穿插开展整风审干运动，让他们“脱胎换骨”，等于是给那些青年打了一针长效药，从此，“东方红、太阳升”，领袖英明、群众伟大、个人渺小等等那些概念就完全内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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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这个模式是学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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