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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开出的药方还是：振兴中国固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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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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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蒋氏在一次讲演中称阳明心学为中国的立国精神。他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馀，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后我们要复兴中国，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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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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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其精义是‘心物一体、知行一体’，我们既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对事物的观察，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对人生的理解，是思惟与存在合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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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效究竟如何，要结合历史事实来评价，先说外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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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所处的时代，列强环视中国，最主要的是面对日本侵华、苏俄压力，英美对华也是各有企图。蒋自知中国为弱国，青年时代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提出对中国最大威胁的国家是日、俄、英，应特别关注西藏、满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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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济南惨案”，蒋采取“不抵抗主义”，“忍辱负重”，给他留下深重的耻辱。1931年，“攘外必先安内”，但时时受到日本巨大的压力，蒋在安内攘外时期，压抑不住强烈的反日爱国立场。1934年5月20日，他在南昌飞机场就任航委会委员长的训词：“外国人是人，我们亦复是人，为什么我们有飞机、有海军、有陆军，而不能抵御人家，而人家飞机可以随便飞到中国领空内抛炸弹，他们的兵舰也可以随便开到我们的领海和内河耀武扬威，陆军要进占我们什么地方就进占什么地方，简直不当作中国是一个国家，不当作中国人是一个人，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人家予取予求，生杀予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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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所说的欺负中国的外国，就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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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14日，蒋记曰：“闻古北口新门岭死伤之大，为之魂惊魄悸，悲愤填膺，恨不能离赣北上，亲赴前线，与共生死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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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给陈济棠的电报中，提醒陈注意日本在华南的侵略和挑衅，蒋说，日本“用高压手段一举逼我屈服。最低限度，必欲消除我全国反抗之气焰，除陆续调兵增援，压迫关内，企图占领黄河流域，扶植反国民党之新政权，以资为傀儡外，全国中如武汉、广东、福建为反日论之已达最高潮者，其随时寻衅示威自在意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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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3日，济南惨案六周年，蒋在日记中写道：“此日此时乃六年前余在济南被倭寇压迫包围身受国耻之初也。今尚何如？可不自勉自强乎？又曰：当誓洗涤此耻。此耻一日不洗，则此心一日不能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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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19日，蒋见了一日本人，记曰：“倭人之卑劣行动，令人无不生厌，西人称，倭人男子皆有侦探特性，妇人皆带妓女特性。至今益征其言不诬也。”[11]可见他对日本的愤恨有多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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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蒋提出：“中小学教育，应在各中小课程中激励学生之民族意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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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10日，蒋记曰：“身为统帅，而不能报复国仇，何以对此国庆日，何以对先烈与国父在天之灵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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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15日，蒋在西安演讲：“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的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可能，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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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蒋对苏在中国的扩张抱有警惕心，但希望拉苏牵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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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蒋曾一度判断失误，1933年5月15日记：“苏俄对日，因五年计划关系，有让步意，惟出让中东路尚无实现可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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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陈济棠电云：“倭寇乘欧美列强忙于对付德国，自救经济之恐慌，苏俄复忍辱逼战，专心完成起第二个五年计划，不能亦不敢干涉远东问题之时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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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苏日为出售中东路加紧联系，蒋对苏的态度有重要变化，在其日记中，把倭俄一提并论，常思量对“倭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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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苏侵新疆阿拉山口，蒋抗议，后苏收敛在新疆的扩张，压蒋在外蒙问题上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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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蒋对苏犯的一大错误，是为了表明对美友谊而拒绝访苏，而失去了与斯大林博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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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美：联英美以制日，但也防英染指中国权益，蒋有时在内部还大骂英帝国主义。蒋在1951年骂英，他说：中国人所恶者乃英人在亚洲殖民，以不平等待黄人耳。[17]他还说，英对中华民国国民革命的力量特别仇视。[18]同时担心美牺牲中国，私下对美有尖锐的批评，批美辱华，侵华权益。1951年7月26日日记中记：美国以美援要挟，要蒋的军、经做不合理的紧缩，“悲愤忧伤，竟至夜梦泣醒，此种污辱刺激实为近年来未有之现象”。[19]蒋并大骂美驻台顾问团欲谋台之军、财统治权，是新殖民主义，有“控制黄种之狂妄野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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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在远东和亚洲，蒋完全不起主导作用或主要作用，对几个大国，无能为力，受制于列强，只能因势利导，尽量保卫中国的权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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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部，蒋用“新传统”整合中国，所谓“新传统”，就是大量吸取传统价值和元素，对三民主义进行新解释，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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