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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事略稿本》第28卷，257—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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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事略稿本》第28卷，277—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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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事略稿本》第20卷，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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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事略稿本》第20卷，第211—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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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稿初编”），卷十，台北：中政教基金会，2003年，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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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长稿初编》卷十，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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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长稿初编》卷十，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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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长稿初编》卷十，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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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事略稿本》第28卷，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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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事略稿本》第26卷，第209—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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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事略稿本》第26卷，第139—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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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事略稿本》第26卷，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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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事略稿本》第26卷，第69—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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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谈谈抗战历史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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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是怎样一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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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蒋介石试图通过推行“安内攘外”政策，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然而国民党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着的巨大的障碍性因素，使蒋介石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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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十年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后，内战结束。经过国共双方多次谈判，在1937年9月23日，蒋终于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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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开始前的十年里，国民党一直坚持“党治国家”。那么这种党治国家结构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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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创设的“党治国家”结构有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它无法整合30年代国内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更不能有效保证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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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实现社会变革，应对外部危机难以跃过一个由国家对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累的阶段。从这个角度看，“以党治国”不失为一种加强中央权力、稳定社会秩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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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行“以党治国”有赖于一些基本条件的支持。首先，这个执政党应是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动员型政党，它必须有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政纲来吸引党员和公众，应兼顾社会发展与维护政府权威两方面的关系，通过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制度来对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进行整合和调节，以发展经济，增加国力。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赖于国内政局的相对安定，和有一个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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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后，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反共和“剿共”战争，引致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国民党各实力派之间的混战、对抗和日本对华不断的侵略，更加剧了政局的动荡，严重消耗了国民党，使其领导的国家政权机构长期处于虚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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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以党治国”的另一关键是，执政党必须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保持高度统一。1927年后，尽管蒋介石一再鼓吹国民党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必须无条件服从领袖和组织，但是国民党无法真正成为纪律严明、富有效率的党。长期以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党纪松懈，内讧不断。比较大的派系就有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为首的胡汉民派和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太子派）。在蒋介石集团内，又有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与CC系的明争暗斗。1930—1931年两年内，国民党两度分裂，1932—1936年又有南京与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半独立的粤、桂等省的对立。党内派系不断冲突和演化，使国民党的党纪形同具文，政治上和组织上始终难以真正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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