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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锤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如何而使我同胞永免此难，其惟改革社会，发展工业，以提高劳工生活，保护劳工健康而已，战后急务莫过于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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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各种原因，蒋介石并没有将其想法和对底层民众的关心付诸具体有效的社会改良行动，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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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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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实行三民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压迫……而战，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蒋介石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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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是过渡年代人物，他的主要活动年代在20世纪，这使他的言与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宋明儒修身齐家的传统思想。到了二战后，他仍坚持把西洋“科学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甚至“不合时宜”地，或“对牛弹琴”般要求他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他教育他的部下，他说军事教育应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中心，这句话，他从黄埔军校一直讲到重庆，再讲到大失败之后的台北。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世界，蒋之落伍甚矣。蒋的军事学“六艺”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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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记中看，蒋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努力。他对自己要求甚严，将修身与政治行动融为一体，在极端困难的境地，自我激励，奔波各地，督促部下，布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行动，也就是他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我更是如此”，应该说，他心目中“保国保民”的信念也是真诚的，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和牺牲皆为徒劳，大陆江山易手，蒋不得不退避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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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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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读书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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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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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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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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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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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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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六十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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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人道的观念，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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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壑。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躯。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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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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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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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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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民党将领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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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内心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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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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