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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犹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国民党当局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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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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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0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什么干什么，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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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的、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给了台湾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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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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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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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的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觫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的菜肴和食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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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种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50年代的十年，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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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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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的政治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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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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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一个难解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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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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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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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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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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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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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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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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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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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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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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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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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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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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