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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发表于《领导者》杂志总第34期，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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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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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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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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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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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他何以选择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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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关山夺路》[1]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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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共内战的书很多，大陆和台湾都有上乘读本，但这些书大多都缺少“人”之活动，及至齐邦媛、龙应台、王鼎钧书的出版，才弥补了这个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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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邦媛的《巨流河》，以自传的形式，将国族危难与个人遭遇结合起来，写出20世纪中华民族的苦难和抗争，又以满含感情的笔端，描绘了几位令人回肠荡气的爱国者，扬我浩然民族正气，让无数的国人为之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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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生于50年代初的台湾，相比于齐先生和王先生，她是晚辈，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以宏大目光反思历史和人性，展现了历史的冷峻和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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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经历最丰富，1949年前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务，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经历了两个，对国民党的大失败有近距离观察，赴台后服务于新闻界，因“历史问题”受到情治部门长期监控，王先生与台湾社会上下层都有互动，目光如炬，写成老辣酣畅之文字，给人以持续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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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都成就蜚然，各有千秋，彼此不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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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的代表作是他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书刚问世，就受到读书界的重视。2009年秋天，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陈永发先生寄赠我一套，我立即展读，爱不释手，以后在病中又读了两遍。去年9月陈先生来宁，11月底我和李晓林见面，我们都情不自禁谈起王鼎钧的回忆录，他们也都非常喜欢这套书，永发说，他也读过两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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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这套书的前两本写作者的青少年时代，后两本横跨战后的1945—1979年，紧扣冷战岁月国共的热战和武力对峙，以“人、岁月、生活”为经纬，用简练优美的文字，写尽被时局主宰的普通人的艰辛、苍凉和辛酸，又跳出个人局限，在时局大动荡中展现人与时代交融的复杂状态。而作者在当时或事后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反省，更是弥足珍贵，使其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个人自传，具有丰富的思想性，故此书既有历史价值，还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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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左翼革命，逃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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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山东临沂兰陵人，抗战胜利之初投笔从戎，入国民党宪兵部队，先后移驻南京、上海、沈阳等地，后调至天津，全程经历国共内战，在平津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旋被释放，遂自行前往上海投奔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务的同乡前辈，被一同带往台湾，上岸后不久即办理相关手续，完全脱离军队。王鼎钧天资聪慧，虽然学历只是初中毕业，但在抗战时期流亡中学读书时，有幸遇上几位学问好的老北大毕业生，打下很好的文史基础，学生时代就给报纸投稿并获采用，从此他的信心大大增加。来台第一天，就在基隆码头给《中央日报》副刊写了一篇小文章，立即被刊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历经多年努力，终成著名作家。1979年王鼎钧获准离台，前往美国西东大学讲授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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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之所以能写出他著名的四部曲，都缘于1949年5月在上海吴淞口的决定。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王鼎钧随同他的“上校爷爷”和看守江湾军火库的国民党军人爬上了开往台湾的军舰。1949年，王鼎钧只有24岁，他为什么不像当时大多数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那样，留在大陆等待解放，而是跑到台湾去呢？那些名流宿耆、党国高官都对国民党失望，他一个小伙子，怎么还对国民党如此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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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书中得知，作者对国民党的弊端有深刻的认识，他批评国民党军队欺压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几百万卑视百姓、欺凌百姓的官兵来”（王书：56页）。与此相联系，王鼎钧对中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共和农民的紧密联系等一直抱有好感，1946年后，他随部队在东北，这方面的感受更深。王鼎钧回忆说，在东北严寒的日子里，解放军匮乏艰苦到极点，士气仍然很高，能征惯战，无论如何这是奇迹。王鼎钧感慨：“毛泽东用兵如神，练兵也如神。”“当时大家猜想，共军可能冻死很多人，可是他们怎么没冻死？”“真是天亡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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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对国共两党有如此的认识，王鼎钧为何还要选择逃离共区？答案是：作者对左翼革命有相当的保留。他认为解放区“绝对没有”他所要的自由空间，他也“很难适应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自己也无法达到中共对老百姓的期许”，他只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涣散的”社会里去讨生活，只能随国民政府南逃。我以为王鼎钧之所以对左翼革命存有保留或否定，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了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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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王鼎钧对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有较多的留意和观察，1946年他随军驻守在南京，对在南京聚集的“苏北难民”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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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春，中共中央发出指导各地进行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五四指示》，而作为土改运动的热身准备，以阶级斗争、暴力剥夺及消灭反抗地主为主要特征的“反奸、清算、复仇”运动已在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全面进行。苏北根据地基层政权对地主这个昔日统一战线的盟友普遍采取了过激政策，诸如“开斗争会、游街戴高帽子，规定地主富农没有公民权，并做上各种记号以示识别”（如剃半边头、穿红背心、挂布条等等）；此外，各村还成立管理小组，通过钉镣或联保的方式对地主实施人身管制：走路没有自由，不能参加任何会议，不准早起晚归，不能与其他地主通话，等等。更为激烈的做法是，开会斗争时动辄对被斗者实施吊打、捆打，以致“在吊打问题上打死人事情，全华中可能已有上万的数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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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苏北难民”在革命话语系统中被称为“苏北逃亡地主”，就是受到“反奸、清算、复仇”运动和土改运动的打击，被扫地出门而逃亡到南京、上海等地的苏北地主、富农及其家属，最多时达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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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23日，马叙伦、雷洁琼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在南京下关车站被“苏北难民”殴打，引起舆论大哗。作者因关心他的家乡鲁南地区的土改，对与鲁南毗邻的苏北的土改情况特别留意，花了三天时间向“苏北难民”了解有关情况，那些人把他看成记者，纷纷向他倒苦水。作者才知道，这些“难民”在南京，根本无人理睬，他们派出代表去国府请愿，被警卫部队轰了回来。请《中央日报》记者来长谈，但报纸一个字也没登出来。“国民党完全不管他们，还有人说他们是地痞流氓，活该共产党整治他们”。更重要的，南京的老百姓不要听他们的诉苦，他们说，“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做？没必要嘛，再说，他们也做不到”（王书：113—114页）。王鼎钧说，北方发生的故事离南方人的经验太远，国统区的人民连听也懒得听。就是听到有关解放区的“暴政”，也都有自己的解释，相信自己家乡纵然解放了，也不会受到这般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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