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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左翼思潮举世滔滔，30年代左翼文学受到青年普遍热爱，各地都有中共地下党或外围组织的“读书会”，但是王鼎钧不喜欢鲁迅的“气性”，也不喜欢巴金、茅盾、郭沫若，觉得他们“只谈意识形态，不谈艺术技巧”，作品满口不离“压迫”、“剥削”、“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不能陶情冶性”，只能“引起绝望的积极和毁灭的快感”。王鼎钧虽然热爱文学，却排拒了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学，这在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中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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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不断发生的学潮和学生游行，作者也有自己的看法。那年代，社会舆论普遍同情学潮，王鼎钧的看法则属于少数派。他说对学潮，能理解，但不能支持，作者感伤自己失学，认为那些学生不珍惜学习机会实在可惜。他给报社投书说，求学机会难得，何不及时努力？“社会上有千千万万失学的青年，你们领公费，读大学，为什么要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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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时局转折之际的很多社会现象都有看法，他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对国共两党持双重标准。他说，那时关内关外，每当共产党军队受挫，国民党军队得手的时候，也就是和平呼声很高的时候，左派的媒体、中立的贤达、纯真的学人，平时有各种分歧，却在这一点上异口同声，他们奔走呼号……催促国民政府大幅度让步求和（王书：95页）。但当李宗仁向共产党求和时，这些人却全部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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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当时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有自己的意见，尽管他对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有所批评，然而他的思想底色还是自由主义，用他的话说，“我一心想往个人自由，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大我，纪律，信仰，奉献，都是可怕的名词，背后无数负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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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失败如此迅速，谁也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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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战后随军去了东北，亲眼目睹国民党在东三省的统治由盛而衰再败的过程。当解放军在东北整军经武，扩大地盘的时候，王鼎钧所在的宪兵部队正在训练立正和稍息，甚至在组织中下级军官学习《比较宪法》，还搞什么“策论题”考试，其中一个题目是“用人唯德与用人唯才孰为得失”。王鼎钧在沈阳“代长官读了十几本书”，“没有一本是批判共产主义，没有一本是分析国际局势，也没有一本介绍东北的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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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失败之快，有许多原因，苏联对中共的支持，蒋介石军事战略错误、用人不当，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里应外合，各路军头拥兵自保，见死不救，都是重要原因，设想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若以二十多万兵力支持淮海，或许不败？但这只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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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丧失“民心”一说，大陆的著述说得最多，其实，民心如流水，随时会变化。王鼎钧说，“国民党似乎并非因为失去人民而失去土地，乃是失去了土地才失去了人民”。他的依据是，在山东国共“拉锯战”时期，“地方上的乡镇干部都有两套班子，一套接待共产党军队，一套接待国民党军队。小学里有两套教材，国民党军队占领期间使用这一套，共产党军队占领期间使用另一套。乡镇公所办公室预备蒋先生的玉照，也准备毛先生的玉照。直到国民党军队最后一败涂地，老百姓也就一套教材、一张肖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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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土地，后有人民”，话虽不太好听，但知内情的人都知道这话是有道理的。1949年前，国统区的人民虽然强烈不满通货膨胀和国民党的腐败，但受正统思想的影响，对蒋还存有相当的迷信，对中共还缺少正面认识，并非就是在盼着共产党去解放。他们的思想转变都是在解放军进城后，对于国民党官兵而言，更是如此。作者于1949初在天津被俘，解放军班长教他们学唱革命歌曲，劈头就是“蒋介石，大流氓，无耻的汉奸卖国贼”。全场默然，作者更是张口结舌，说这未免太离谱了，他认为这不仅是侮辱蒋氏，也是侮辱他们这批被俘者的知识程度。以当时民众的“思想觉悟”程度而言，完全接受“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还需一个过程，蒋的威望还不至于一瞬间就消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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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打内战不谓不努力，但内里已被蛀空，战场上又处处失败，最终还是无力回天，只能以“气数已尽”为解释了。但是退一步，蒋如果在重庆谈判时对毛施以辣手，国民党会败走台湾吗？当时蒋的声望如日中天，作者在书中没有展开这个问题，但是我读该书时却不时联想到这种可能性。2004年，我在台北参观大溪蒋中正陵寝，驻足良久，也在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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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实证明，特别是从宏观历史的尺度来度量，蒋确有“妇人之仁”，虽然他杀人也不少，但在杀伐决断、手段凌厉上，那就远逊于他的对手了。1945年8月后，毛在重庆谈判，这对于蒋，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蒋似乎也有此意，他在9月27日的日记中例数毛的“罪状”：割据地盘，拥兵作乱，阶级独裁，自立为王，擅征租税，私发钞票等等，称毛为“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惩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亡军民在天之灵耶”！[3]俨然有审毛、加害毛之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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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是能看透毛的少数人之一，但还是下不了手，主要是受美国、苏联的牵制，同时也是被毛所迷惑。毛在参加重庆国民参政会为纪念“九一八”的茶会上高呼“三民主义万岁”、“蒋主席万岁”用以麻痹蒋，是刘备“闻雷失箸”计谋之重演。当毛于10月安全返回延安后，原先高度紧张的精神一下松弛下来。据师哲回忆，毛得了严重的眩晕症，不能见生人，常会晕倒，只能搬到延安郊区休养，以至于斯大林专门从莫斯科派了医生来延安为毛调养身体。这段时间长达数月，到了1946年3月才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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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安全回延安，是他的命大，也因为蒋宽厚，若蒋不罔不顾，对毛施加毒手，中国历史将会彻底改写。历史固然没有“如果”，也不可以“假设”，但是评说历史，臧否人物又怎能完全排除偶然性因素对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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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当年重庆发生了针对毛的恶性事件，一个没有毛的中共将是什么样的呢？在中共和国民党的长期角逐中，毛和蒋是棋逢敌手，甚至明显高出蒋几筹。毛目标明确，以夺权为唯一目标，蒋则要受到各方条件的制约。虽然毛的本钱少（地盘和军队），但是负担也轻，正可以放开手脚和国民党搏江山，加之毛谋略多端，有张有弛，收放自如，蒋何尝是他的对手！故而在30年代前期，毛在中共党内还没有执掌最高权力时，蒋就把毛当成中共的灵魂和最有权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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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之不可取代，也是中共领导层的一致看法，毛之桀骜不驯，常使党内高级同事难堪，但大家多对他妥协忍让，其原因也是看重毛的“本领高强”，认定只有毛才能对付蒋介石。毛上台后，中共实力和地盘均获得巨大增长，全党已把他看成延续党命、拓展党业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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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旦毛有不测，中共只能采守势。由于中国基本问题的存在—农民希望获取土地，国民党对此始终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行动，而中共植根于农民之中，随时准备以剥夺地主土地来动员农民，从而使自己在和国民党的争斗中拥有取之不尽的人力—国民党不可能把中共和军队完全吃掉。在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攻下，中共会失去多数根据地，对全国政局的影响力也将明显下降，但在北方守住一两块根据地，则问题不大。1945年中共七大后的刘少奇虽然位居党内第二号人物，但在党内、军内，远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刘的专长在党务，不在军事，其个人对军队的影响力极有限，根本不能遥控中共几个大战略根据地，最后只能由朱德、周恩来等元老组成议事的主席团，即政治和军事领导联席会议来处理党和军队的日常事务，周恩来会拉上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一起来承担责任。以周之性格和气局，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最后还是听命于斯大林。如此，蒋介石的天下完全可以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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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无常，命运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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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平津战役中被俘，后被解放军释放，一路南逃，最后跑到上海江湾，在一位家乡长辈“上校爷爷”的庇护下，在江湾军械库谋得一个文书的职位，有了一个饭碗，作者后来发现，这位“上校爷爷”收留了十几位家乡的青年，最后这群人也都随军械库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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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解放军已逼近江湾，国民党守军为了撤退，还设了警戒线抵抗解放军，大批军人就坐在吴淞口张华浜的江边上等国民党的军舰来载他们去南方，远处解放军枪炮声已清晰可闻，而能否爬上船，全靠自己的运气，有些人就在船舷边的甲板上，被上面的士兵推下江去。国民党此时已无章法，从吴淞口南撤的军舰一共有多少，每天如何安排，只有天知道。最后，国民党军舰根本不管那些舍命掩护他们撤离的军人，明知道他们未及上船，就起锚开拔。天亮以后，王鼎钧看到他的父亲是船上唯一的老人，周边的人都面有怒色，当许多年轻军人都被蹬到了江里，他和他的父亲却爬上了军舰，这不是天意，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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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此时已由陈诚宣布戒严，严格限制人员入台，“谁也不知道这条船开到哪里去”。依当时形势，王鼎钧上的这条船应开往广东或海南岛，但这两处也不是安全之地，作者以后才知道，他们一船人是托了“上校爷爷”之福，由于这艘船运的是军火，才得以允许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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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台湾需要的是军械，不缺的是人。6月，国民党刘安祺统领十万人有序自青岛撤退，抵基隆港登陆台湾，后又奉命转赴海南和广东，其所部大部分不准在台湾留下，这批人以后或“起义”，或被解放军消灭。最近从解密的蒋中正日记中才知原委：原来蒋怀疑此部混夹共产党“匪谍”。他说，看到刘部军纪荡然，四处游嘻，不寒而栗，为不使其中的“破坏分子”损害台湾，才把他们支到海南和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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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王鼎钧当年若是就近逃到青岛，再上了船逃到台湾，最后还得随舰被运到海南岛或广东放下，也就不会再有他以后在台湾的三十年的岁月。在左翼主义的大环境下，他会被当成“特嫌”，一辈子被怀疑，任他再说什么“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也无济与事，类似的情况，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有许多。大陆学者萧功秦教授的两个堂兄，在1949年先后来到台湾，其中一个很有科学家的天赋，在当时就被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录取，却因恋家、恋女友再回大陆，当他回到家乡后，女友却因他去过台湾而与他断绝来往。无独有偶，他的另一个堂兄也因恋家返回大陆。这两个堂兄，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江西，遭遇是一样的，都因这段经历被长期审查，饱受各种挫折和磨难，几乎荒费了大半生的生命。江西那个堂兄在80年代平反后虽做了省里的科学院副院长，但早已失去锐气和创造力了，故萧功秦称他是“离科学殿堂最近又最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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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萧功秦两个堂兄的选择在当年是具有普遍性的，1949年后，有不少知识分子从国外回来，参加国内的建设。1950年，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率他的民生公司从香港回到大陆，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陆是一个安全的安身之所。即使一些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人，对共产党也多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诸如，中共和苏联共产党不一样，中共只是搞新民主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发挥了安定人心的重要作用，毛在他的这两篇论著中，多次重申中国不走苏俄式的道路，让许多知识分子和资本家放下了心。中共颁布《约法八章》，宣称对历史上有反共行为的人既往不咎，更把一大批国民党“军、警、宪、特”稳定了下来。至于大多数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相信共产党也要发展经济和教育，自己凭本身吃饭，共产党不会为难自己。王鼎钧父亲有一个朋友是复旦大学教授，依当时的标准，可以称得上“进步分子”，他就劝王父留下来。他说，“你换一顶新帽子还有三天不舒服呢，两周后就习惯了”，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逃得越远，罪孽越重。他介绍了一首当时的顺口溜：“走不如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祸，不投有过，早投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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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离抗战复员不久，内迁之颠沛流离实在不忍回顾，人们再也经不住又一次大搬迁了。另外，搬哪儿去呢？台湾，风雨飘摇，共产党随时会打过去；香港，人生地不熟，又是英国的领地；美国？完全不可能；巴西，远在天边。于是，除少数人外，大家都留下来等待共产党。一两年后，当共产党接续推出“镇反”、“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后悔了，但此时再离开已无可能。卢作孚先生被迫自杀了，其他有名或没名气的知识分子及资本家也自杀了，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他们活了下来，但在和平年代，他们却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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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王鼎钧是幸运的。可是他去的台湾，远不是天堂，那是一个右翼主义的大环境，他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等待他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审查，这一查也是三十年，直把他从一个青年查成了中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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