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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做成宝石，镶在五星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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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50年代之穷，远甚于大陆。大陆幅员辽阔，人口和物质资源极为丰富，财富收入也多，国家对高级干部（高干）、高级知识分子（高知）、高级民主人士的待遇都很优厚，他们工资高，待遇高，住房条件好，还依级别配有秘书、警卫、小轿车、公务员等。台湾当时只有700万人口，美援主要是军援，经援相对较少，而等待土改出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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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蒋氏父子的副官翁元回忆，蒋经国一家在50年代初的早餐就是一盆粥，煮一次罗宋汤一连吃几天。他还说，在官邸工作年终时，“老先生”（蒋介石）会发给他们一份100元的奖金，他说，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6]胡宗南家境也颇困窘，盖因他的工资分三份，家中仅留一份，其他支援故旧，别的一般家庭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投稿、赚稿费也并非人人都可胜任，给《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绝非易事，胡宗南之子回忆其母为弥补家用，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三次均被退回，其母为此在家痛哭，而胡宗南妻还是留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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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书中说，1951年中秋节，“中广”公司发给员工的福利，只有一块月饼。50年代初，有些作家坐不起公交车，虽然每张票只是5角，作家手上捏着4角钱，跟在公交车后赶路。有的作家因裤子破洞而不能出门。那时，在台北的公车上还常看到赤脚的军队传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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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听朋友说，即使一些公教人员家庭的子女，在1960年前很少有钱穿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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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开始出现初步的繁华，有霓虹灯了，也仅限于台北。1960年开始，台湾初步富裕起来了，台北有所谓“吃文化”的兴起。东华大学历史系的李教授对我说，到1964—1965年，生活才真正好起来了，许多家庭有了电视机。到了1968年“四年经建计划”完成，同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台湾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收入也不断增加，1970年后，甚至出现“全民阅读”的热潮。作者曾去成衣加工厂参观，看到缝衣的小姑娘利用钉钮扣的间隙，看摆在缝纫机上的书本，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王书：470—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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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建设台湾，也有争议。有一种看法认为，建设好了台湾，还不是送给共产党？“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王书：351页）还有人认为，全力建设台湾固然很好，但在其背后，是不是觉得“反攻无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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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王鼎钧第一次听一位本省人说，“你们回不去了”，很受震撼。在50—70年代，台湾学生人人都会唱“反攻大陆”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有我们的同胞，大陆有我们的国土……”“反攻大陆”是蒋介石在台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基础，是神话也是信仰，一旦无效，心理崩溃将不可避免。因此蒋氏父子只能以暴力和镇压来维系这个信念，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两岸的力量对比太悬殊，反攻怎么可能？更大的障碍是美国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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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只能忍耐，1960—1961年，大陆的大饥荒已达到顶点，也是人心最浮动的时候，国民党对大陆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了1962年的6月至1963年初，大陆的情况已大为好转了，国民党开始行动了，派出小股武装骚扰闽、粤、浙、苏、鲁等沿海地区，都以失败而告终。1964年，国民党不得不把“反攻大陆”改为“光复大陆”，军事性的内容消失了。王鼎钧说，一向高歌“我们明天回大陆”的人由痛苦产生幽默：我们一定会回去，自己打回去，或是解放军押解回去。（王书：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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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70年代后，终见成效，台湾各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经济繁荣了，百姓的生存状况有很大的改善，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对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这一切都是当年他们未曾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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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梦，世事难料，就像人们不可能料到蒋经国去世一年后东欧会发生历史性巨变、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也会解体一样，当年的人们很难想象国民党在台湾铁桶般的统治也会结束。国民党从特务横行，嗜权如命，到遵守政党轮替的游戏规则，其间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客观环境推动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国民党进步了，台湾社会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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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人的因素，人们必然说起蒋经国，他确实是台湾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推手。王鼎钧先生呢，他难道不也是推手吗？他在台几十年的文字耕耘，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块土地上，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寄托了自己对台湾、对大陆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这里有压抑也有喜悦，正所谓冷暖自知。如今他不悲不怨，以坦然豁达的态度重拾那幽长的岁月，他说他在年轻时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又相信美国的资本主义能解决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又是失望，“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什么新的主义了！”（王书：361—362页）。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所思所虑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主题，这是何等让人敬重！如今他的《文学江湖》一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20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所幸的是，那个专横的、看不到尽头的“反共”一元化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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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发表于台湾《思想》杂志总第18期，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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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鼎钧《文学江湖》，尔雅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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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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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牛汉口述，李晋西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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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郑彦英：《与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同行》，2011-03-28，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c7f7401017kt5.html？t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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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翁元口述，王丰笔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年，28页、224页、218页，以下简称“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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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翁元：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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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思想”的累与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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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伯威《青春·北大》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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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就陆续读到胡伯威先生这本今天定名为《青春·北大》的回忆录文稿，立刻被其深深吸引。二十多年来，已出版的一些有关反右的回忆录大多集中于当时的知名人士和文化名人，对于右派中的“小人物”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以及其后几十年的命运沉浮，出版界兴趣较少，所幸这几年也看到“小右派”的回忆录，毕竟，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小人物，即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人。相比于那些著名的“右派”，这些人言说的声音虽然微弱，而且较少受到社会的关注，但他们的际遇却更能反映这个重大事件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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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伯威当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相比于众多被打成“右派”，散布于穷乡僻野的小学教员和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小干部、小职员等，他算得上社会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党内外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他又是一个“小人物”。胡伯威的“从左向右转”的成长道路，颇具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大多数人毫不涉及“思想”，只因对基层领导的官僚主义有所不满，而提了一些批评意见，或根本没提任何意见，就因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作者与他们不同，确实是因“思想问题”而被划为“右派”的，而他的“思想问题”恰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作者从一个虔诚的“少年马列信徒”，“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是在北京大学完成的，这就使得他和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北大在中国20世纪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作者在北大求学的岁月正是北大发生重大转变的年代，它构成了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外部环境。胡伯威回忆录最大的特色是写出了50年代积极靠拢党组织的“进步青年”，在时代的大转变中思想发生一系列变化的轨迹，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北大师生等各色人群的精神风貌。因此他所书写的就不仅是他个人一段历史，而是从个人的角度，提供了50年代我国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横切面。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特别之处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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