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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蒋的思想资源以中国传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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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的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涉及政治、文化与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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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年间,作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以中国传统思想为依靠,应对极其复杂的内外形势,不管所处的20世纪各种思潮学说如何花样翻新,蒋自己坚定不移的信条就是《大学》中的三大纲领、八项条目。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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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三大纲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大学》的八项条目。由内在的道智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可说是本末兼赅、体用合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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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而认为,大之救国救民,小之个人的道德提高,只要抓住这些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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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非常感叹:这么好的思想,“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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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以为蒋就是说说而已,近年来蒋日记解密,始知蒋真是宋明儒学的信徒,他就说过,他从“八岁时读大学中庸,九岁读毕四子之书。在十八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二十八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三十八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四十八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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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他除了是行动家,还是一位道学家!随手翻翻稿本,这类言论不胜枚举:1934年5月22日,蒋记:“立国之本在于修身,建国之方在于由小而大,由近而远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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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毕竟是政治人物,不是学问家,他要解决面临的问题。站在他的角度,中国在那个时代有两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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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患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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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患”—蒋认为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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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开出的药方还是:振兴中国固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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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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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蒋氏在一次讲演中称阳明心学为中国的立国精神。他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馀,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后我们要复兴中国,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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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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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其精义是‘心物一体、知行一体’,我们既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对事物的观察,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对人生的理解,是思惟与存在合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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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效究竟如何,要结合历史事实来评价,先说外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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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所处的时代,列强环视中国,最主要的是面对日本侵华、苏俄压力,英美对华也是各有企图。蒋自知中国为弱国,青年时代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提出对中国最大威胁的国家是日、俄、英,应特别关注西藏、满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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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济南惨案”,蒋采取“不抵抗主义”,“忍辱负重”,给他留下深重的耻辱。1931年,“攘外必先安内”,但时时受到日本巨大的压力,蒋在安内攘外时期,压抑不住强烈的反日爱国立场。1934年5月20日,他在南昌飞机场就任航委会委员长的训词:“外国人是人,我们亦复是人,为什么我们有飞机、有海军、有陆军,而不能抵御人家,而人家飞机可以随便飞到中国领空内抛炸弹,他们的兵舰也可以随便开到我们的领海和内河耀武扬威,陆军要进占我们什么地方就进占什么地方,简直不当作中国是一个国家,不当作中国人是一个人,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人家予取予求,生杀予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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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所说的欺负中国的外国,就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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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14日,蒋记曰:“闻古北口新门岭死伤之大,为之魂惊魄悸,悲愤填膺,恨不能离赣北上,亲赴前线,与共生死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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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给陈济棠的电报中,提醒陈注意日本在华南的侵略和挑衅,蒋说,日本“用高压手段一举逼我屈服。最低限度,必欲消除我全国反抗之气焰,除陆续调兵增援,压迫关内,企图占领黄河流域,扶植反国民党之新政权,以资为傀儡外,全国中如武汉、广东、福建为反日论之已达最高潮者,其随时寻衅示威自在意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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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3日,济南惨案六周年,蒋在日记中写道:“此日此时乃六年前余在济南被倭寇压迫包围身受国耻之初也。今尚何如?可不自勉自强乎?又曰:当誓洗涤此耻。此耻一日不洗,则此心一日不能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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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19日,蒋见了一日本人,记曰:“倭人之卑劣行动,令人无不生厌,西人称,倭人男子皆有侦探特性,妇人皆带妓女特性。至今益征其言不诬也。”[11]可见他对日本的愤恨有多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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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蒋提出:“中小学教育,应在各中小课程中激励学生之民族意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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