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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的动力问题。过去的研究都是顺着毛的言说，就是广大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至于农民的另一种积极性：小生产的积极性，则说得很少，而其实是广泛存在的。周晓虹提到，后一种才是事实。周建立了他自己的分析，例如贫下中农入社是希望“揩油”，合伙开饭，吃大户。这点从毛的话中也可印证，毛说：农民要自由，我们要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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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他们自觉自愿入社？那就要发挥政治优势了，这就是两手都要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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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压力：突出阶级成分的划分，坚持阶级分层。1953年分为下中农、中中农（1955—1956），此举具有极大震慑力。坚持现实中的动态阶级分析，在政策上以先后入社的顺序实现政治身份的差别。对地富和落后分子，实行管制、批斗、“攻碉堡”等斗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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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度推进：1953年推行“统购统销”，切断农民与市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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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策的倾斜：入社可以得到政策照顾，三管齐下，贫下中农吵着闹着要入社，富裕中农也争着要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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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周的论文观点表述，就是：用经济性资源的调控，社会资源的调控，来实现入社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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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和国家的近乎完美的权力网络”，这种说法是我第一次听到。我能理解周教授为什么用这个词语。我认为，周教授的措辞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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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的动员手段一言以蔽之，就是以“阶级斗争”为动力，借助于两翼，即党的组织和宣传，大力推进集体化运动。方式就是在权力网络中搞运动。所以，我们称之为“集体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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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宣传的作用，周晓虹提到几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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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树典型，开现场会（1960年推行代食品也开现场会，1958年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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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攻碉堡”（和“对立面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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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摆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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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就是这样，即在1958年农村有线广播建立之前也是这样。从建国初到70年代，一以贯之，其效用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才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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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点评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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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章通过微观和宏观的交汇，回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包含丰富的思考，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点，基本看法都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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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常清晰，逻辑严密，应用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元素，交融自然，是上乘的好论文，非常严谨、非常规范，避免了概念的孤立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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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两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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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判“小脚女人”，实际是在党内先造舆论，除了邓子恢，还批了薛迅，当时的张家口地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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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长期在农村，许多高干有民本思想，毛要先打破这些。梁漱溟则是社会的代表，要采取新举措，就要从几个大人物开刀，以获取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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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几十年都防范农民自发的小生产意识，却又在政治思想领域高度重视农民（认为他们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对党忠诚），贬低知识分子，包括党内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重大现象，值得研究和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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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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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对周晓虹《1951—1958：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一文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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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国家主义的文字、图像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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