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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常清晰，逻辑严密，应用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元素，交融自然，是上乘的好论文，非常严谨、非常规范，避免了概念的孤立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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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两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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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判“小脚女人”，实际是在党内先造舆论，除了邓子恢，还批了薛迅，当时的张家口地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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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长期在农村，许多高干有民本思想，毛要先打破这些。梁漱溟则是社会的代表，要采取新举措，就要从几个大人物开刀，以获取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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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几十年都防范农民自发的小生产意识，却又在政治思想领域高度重视农民（认为他们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对党忠诚），贬低知识分子，包括党内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重大现象，值得研究和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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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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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对周晓虹《1951—1958：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一文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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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国家主义的文字、图像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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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力的“第二历史”图片展有很强的冲击力，他把原始图像称为“第一历史”，即原生状态、未经修改的历史；而把经过加工、修改的图像所呈现的历史，称为“第二历史”，这里展出的都是我们曾经很熟悉的历史照片，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们已经过了修饰、删改等。张大力如此分类是有他的思考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将所谓“第二历史”的图片一笔勾销，而是给其新的命名，以区别于“第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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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第二历史”，我只能提一些粗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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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20世纪的中国，为了追求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就要建构“英雄创世记”的新叙述，而文字和图像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之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是一常见的现象，革命政治家和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使其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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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字和图像的修改和再造，在20世纪不是罕见的现象，和19世纪相比，人们对文字和图像重要性的认识已大大提高，就技术方面而言，教育发达使识字的人多了，照相术发明后迅速传到了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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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而言，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这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争取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为了反抗外敌侵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就要对人民进行思想动员，给他们简明、生动的叙述，我将其称为“新国家叙述”，张大力先生的“第二历史”展览中提到的三个内容：领袖、英雄、群众，恰是新国家叙述最重要的三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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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袖，是引导人民的先知或“灯塔”，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曾被塑造为“民族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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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雄，是群众的楷模，是领袖意志的体现者和带领群众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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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群众，是有待教育、感化的大众，而一经动员和革命理论的教育，就成为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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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教育、改造人民，政治家、革命家总要根据最新的政治变化，对自己的理论或叙述做出修改、完善和补充，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这甚至是常见的，文字的修改更是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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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删改，包括文字的和图像的，在当时是光明正大的，大家都习以为常。胡乔木说过，领袖要给群众最好的精神食粮。在“文革”中，根据政治需要删改历史文献，是大家可接受的，被认为是正常的。反之，则是奇怪的。在“文革”中，如果有关文献保留了那些已被打倒的领导人的名字，还会遭到群众的指责。文字可以修改，历史歌曲的歌词也可以修改，1970年重新发表了30年代一组救亡歌曲供全国人民传唱，绝大多数的歌词已被修改，添加了歌颂毛和共产党的内容。至于图像则更被重视，因为对人民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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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的图像，一向要进行修改，张大力展览中的许多照片都说明了这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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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鲁迅与他人的合照，也做某些技术方面的处理，不可以出现林语堂、伊罗生、李济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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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冀朝铸担任周恩来翻译，外国记者把照片和录像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人民日报》登出来的照片，站在周恩来总理旁边的却是王海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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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这种做法或传统是否受了苏联的影响？直接证据还没有，但心口相传、耳濡目染，则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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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分工，斯大林除了总负责，还分管文化宣传工作。斯大林不断修改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文字的、影像的，有关托洛茨基等的图像全删去。斯大林脸上有麻子，在照片上也都被隐去。斯大林要让历史—就是对过去的记叙—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他特别重视影像，通过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宣誓》等，美化、突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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