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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革”前，如回忆录中出现有关领袖的叙述，则需报批。1957年，李六如为了写他的《六十年的变迁》，特将涉及青年时期毛的革命活动的有关章节送中宣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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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拍摄者的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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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完美”，就要突出主要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简言之就是突出领袖，这就是“三突出”的由来，以后就成了一种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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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也是要体现在“艺术完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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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人物，工农兵的形象是被固定化的，从源流上讲，就是1935年苏联的工农业展览馆的工农兵形象，简言之，就是“高大全”式的。据中山大学冯原教授研究，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一些没有学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广东艺术家，他们自发创作的有关毛和工农兵的作品是非常个性化的，但不符合国家主义的美学路线和完美主义的世界观，于是很快都被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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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一系列署名“峻岭”、“大海”的摄影作品，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完美主义的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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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突出的是，有些国家要求所有外国参观者在参观照相时只能照好看的地方，不许照不好的地方；为了突出完美主义的美学思想，还将所有残疾人赶出首都；更厉害的是，把接待外宾的小朋友们都训练成会随时假笑的一群—瞬间就笑起来，呈现出幸福欢快状，这就达到了最高境界，完全控制了人们的喜怒哀乐，无须艺术家再做二次修改，而是标准化了。也就是，照片是真实的，内容是不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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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在70年代的台湾也有过。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台北民众在街头跪迎蒋的灵柩，场面颇震撼。但一位当事人，也是台湾一位著名教授几十年后回忆说，他的下跪，是不自愿的，是在场的情治人员大喝一声“跪下”，他的腿不由自主发软，才跪下的。还有一位台南的大学教师对我说，他是在他的小学老师强迫下才下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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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历史”还是“第二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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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谓“第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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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展品，回想历史，有启示，也有困惑，对什么是“真实”疑问更多。我们通常讲的“历史”，有两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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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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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表达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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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通常讲的“历史”，已很难说它是完全客观的了，因为历史事实一经表达，就主观了，大凡我们所谓的“历史”，都是经由主观才被反映和表达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历史，都有其主观性。”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福柯也说：历史是被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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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觉得更适合的概念应是：“第二历史”应该是国家主义的文字影像再造工程的产物。为什么是“国家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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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不是一种在个人美学趣味支配或主导下的创作或修改过程，而是国家意志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达；其次，它是经由国家推动的方式加以传播和扩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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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对“当代摄影”与真实的关系有一些悲观，因为太多的事实说明，“电脑成像术”对“真实”起了一种消解与颠覆的作用，以至于我对什么是“真实”，都发生了疑惑。例如：记录“影像”应是反映真实的，可是它又不尽是“真实”，它还是创作者的“作品”。这些都使得我们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对许多过去可以认知的现象发生困惑。因此我把这个疑问提给各位专家，不知能否获得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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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3月27日下午在广东美术馆参观张大力“第二历史”展览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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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与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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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习“理论和方法”有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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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必要性不言而喻，从1997年我给硕士生上课就不断强调，要学习社会科学的方法，使之有机融入历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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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没有“理论和方法”？1949年前，主流史学不强调这个问题，那时多数人信奉“史料就是史学”（傅斯年）。前有乾嘉学派，后有引入的兰克史学，都是“史料派”的鼻祖，在中国对接，合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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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史学”的兴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之后，但在建国前不占主导地位，处于边缘，以北大几位教授、胡适为一派，他们主张史料即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容易进来。1949年后解释学派成为主流并占绝对主导地位，几十年一贯如此。其主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有其贡献的方面，20年代引入中国后，大大开拓了研究的视野，史料派排斥他们是不对的。但1949年后出现“三化”（绝对化、公式化、教条化），由国家的力量在支撑的解释体系，只能解释一部分，不可能完全解释复杂的中外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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