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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1943—1945年出版了王的《野百合花》小册子，但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反响，盖因1943年后大后方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向左转，对王实味事件没兴趣，认为是国民党反共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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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建国后1949—1957年开展的各类思想批判斗争一般也不提“王实味”，以至于建国后王的夫人刘莹一直在等王回家。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面对新解放地区的各界人民，需要有一个“光明叙述”，王实味因而被尘封。就像建国后至“文革”初的十七年间，事实上存在的党内“路线斗争”却被遮蔽，直到“文革”，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公众才知中共党内有“两条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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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浮出水面，和国内形势有密切关联。1958年，毛写了《再批判》的按语，把王定为“右派”的祖宗，也是因为1957年的“右派”言论对毛的刺激，使其产生脉络意识，所以在反右的组织处理阶段，毛把王实味、丁玲等人二十多年前的旧文翻出来，所谓“新账老账一起算”。在“文革”初期对“三十年代文艺”和“黑线文艺”批判时再次提及王实味。1977年，公布了毛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毛提到王是国民党的“探子”，但是反对将其处死，这就把王实味和王事件完全公开化了，刘莹也就是在这时候才知道其夫王实味已死的确切消息。所有这些有关王实味信息的传播，都是在体制主导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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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王实味第一次成为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和当时的社会“反思”浪潮相激荡。1988年问世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文，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他助手的相关文章，以及温济泽的不断呼吁、王凡西的证明文章，促成1991年平反王实味冤案。其后凌云的文章、杨尚昆的回忆录都提到王和王冤案，王既是政治话题，又是公共话题，在这过程中，《黄河》杂志上一篇《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使王成为民间讨论的公共话题。到了90年代初王平反后，王实味的文存也正式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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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后，王实味的思想主题得到延伸，韦君宜、李慎之、何家栋、戴煌等以不同形式延续和深化着王的主题，网络兴起后，围绕这些主题一直有持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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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旦张力消失，王实味事件一定会完全进入历史，唯王留下的人格上的意义，将是长久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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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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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徐光耀的回忆，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沈容：《东北坡记事》，载《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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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答《时代周报》：历史研究作为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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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零分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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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你求学时为什么选择了历史学，为什么会选择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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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从那个年代来看，我不是抱着功利的心态去选择专业。在1978年读大学的学生更多是从自己的价值观、爱好选择的。而那些从功利角度选择读书的人太理解权力的重要。但我们不要去批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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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那个年代只有文科和理科的选择，从毛泽东时代走出来的人都感觉文科的危险，我不是不愿意去学理科，可是我在“四人帮”时代只读过两年初中，而且学校天天搞运动，几乎没正经教过学，高考时，我没去考数学，我的数学成绩是零分，但我的文科分数很高。数学是零分怎么去考理科呢？当时中学的数学叫做“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没有今天这样的数学的概念，而我们进历史系的时候专业也没有像今天分得那样细。我选择历史学是因为我自己对中国近代史更有兴趣，更为具体的细分是在研究生阶段。当时仅仅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没有系统地想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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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个社会可谓是“冰河解冻”，社会开始苏醒，也充满了很多希望。虽然有很多限制，主要来讲那还是一个苏醒和开放的年代。对于物质没有太多看重，人们互相传诵的是《人民日报》当天又刊登了什么文章。放在今天可能很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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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根据我以前读文史哲书籍的经验来看，有一些学者以占有资料为荣。我看《革命年代》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你在写作中非常热心地向同行推荐新材料，我记得你提到苏联解禁史料、地方档案与台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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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我不太了解你说的情况，所以也不好评论。每个人研究的方法和心态也只有了解以后才能去评价，不过这也不是很特别的例子。过去有你说的这种现象，但更多的史学工作者在接触到了比较有意义的史料，还是愿意与同行进行分享或将新书告诉大众。历史学是非常强调实证的学问，很看重材料，有的朋友可能会在掌握这些资料后，觉得这些材料对于自己是非常有用的，于是就会有你所说的那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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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你也是以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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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我们并不能超越当时的历史角度去分析历史。或许当年也有别的选择或是更好的选择，但在两者之间很难把握。我们不可以用今天的观点来要求1949年以前的选择。虽然在1949年可能会有其他的选择，而那些选择为什么最终又没能被选择，你可以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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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你很留意一些大叙事中不被提到的人物，比如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女性。而且你所谈到的共产女权主义问题也会涉及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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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我曾经在香港科技大学讲林彪、叶群，之后又用了30分钟聊到了王光美等一系列人。去年7月份在香港召开的一次会议“新中国的建国60年”就遇到一位美国华裔女教授，她提交的报告基本上是根据《中国妇女》画报来作的。她指着一张幻灯片上的两位妇女向大家提问：这是谁（指邓颖超和蔡畅）呢？她自答：这是中国的“国母”。在发言时，我很客气地告诉她，“国母”之说只能代表你的看法，据我所知在国内很少有人这样称呼她们。从研究角度来看，更多称她们为“女革命家”、“妇女活动的组织者”，这两位是高度政治化，也是非常革命化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是受人尊敬的“老大姐”，但并不是她说的女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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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爱罗宾汉式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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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与你的工作类似，有许多西方汉学家也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比如说麦克法夸尔、史景迁等人，你对这些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外国学者有什么样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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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总的来说，他们以局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从他们所处的地方和环境来谈论中国历史，尤其当代史，要方便很多。另外，他们非常容易通过西方的资料、大陆的资料以及台湾方面的资料来研究中国当代史。大陆方面有时候出于国际统战的需要，会给予他们方便去查阅资料。另外西方学者一般都有比较严谨的研究态度，他们成长于美国二战以后从麦卡锡的反共主义时期到肯尼迪的缓和阶段，再到中美关系的解冻，不可否认他们的研究有自己的价值倾向，这很自然。同时，在历史上，还有相当一些美国学者有一种“左翼迷恋症”，他们把对苏俄共产主义的向往转而投射到了中国的毛泽东身上，这是一个传统，而中国革命的传统确实又非常让人着迷，无论革命的意志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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