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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我的研究领域是欧洲中世纪之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世界的转变，因此这段话可说是对我的最佳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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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在20世纪两种意识形态的宗教战争中，双方都一直想要在彼此间划定一条清楚的界线。一方面，前苏联政府当局不允许我的作品译成俄文，即便我本人是共产党员，而我又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英文版编辑。从他们的正统标准来判断，他们反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另一方面，最近并没有任何一位“有地位”的法国出版商愿意翻译我的《极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也许是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对于巴黎的读者太震撼了，或者说，对于那些负责评论我的书的人太感震撼了。从我的论文中可以看到，历史学从19世纪开始，一直到思想的混沌开始沉淀清晰的20世纪70年代，所显示的是逐渐合流而不是渐形分离。法国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平行发展的派别。两派彼此之间都发现对方的历史主题与自己相当类似，但背后的思想脉络却不相同；除此之外，两派主要人物的政治立场也不相同。解释时只认同于马克思主义，或甚至只认同于我所说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vulgar-Marxism），这种解释渗透进入传统的历史解释当中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半个世纪之前，我可以这样说，至少在英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才会主张欧洲中世纪炼狱概念的产生，是因为教会的经济基础从依赖富人与贵族的捐献，开始扩大它的财政基础。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不管是牛津大学中世纪史名家理查德·萨瑟恩爵士（Sir Richard Southern），或是他所评论过的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都采用了这种解释，有谁会因此从意识形态上或政治立场上把他们归类为马克思的追随者或支持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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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历史学的合流为这些论文的中心主题提供了可喜的证据，也就是说，历史学已经结合成一个连贯有条理的思想事业了，并且在理解今日世界是如何形成上面，也取得了进展。当然，我并不想就这样认定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不需要区别，尽管两派的货柜里所放的货物一样杂乱无章难以定义。马克思传统的历史学家——不包括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人——已经为历史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绝非独力作战。他们的作品，或任何人的作品，不应该受到他们本身所抱持的政治立场影响，而遭人贴标签并仓促地受到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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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集结的论文，是在过去30年中陆续写成的，主要是演讲以及会议或研讨会的稿子，有一些则是书评或特殊学术场合的稿子，如为学术同人进行庆祝或纪念所出版的论文集或纪念文集。这些文章的读者从一般听众——主要是大学生，到专业的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这类小众。第3、5、7、8、17及19章是第一次出版，第17章原本是以德文写作，是在德国一年一度的“历史学家日”（Historikertag）所做的演讲，后来在《时代》（Die Zeit）刊出。第1章与第15章原本发表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第2章与第14章发表在史学评论期刊《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4、11与20章则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第6章在《代达罗斯》（Daedalus），也就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评论上，第10与21章在《第欧根尼》（Diogenes），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赞助。第13章在《评论》（Review），由位于宾厄姆顿（Binghamton）的纽约州立大学的布罗代尔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赞助，第18章则是伦敦大学出版的小册子。第9与第16章则是纪念文集内的文章，关于纪念的详细事由及时间则在两章的开头会有说明，文章未加更动。最后，感谢那些允许我把这些文章重新出版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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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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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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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是指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琳恩·亨特（Lynn Hunt）与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合著的《历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纽约，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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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证主义：一种哲学思考，认为唯一能算得上是知识的就是科学的知识，而其基础乃是经验主义，强调从众多经验中归纳而得出抽象的定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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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迦太基：腓尼基人（Phoenicians）在公元前800年左右于北非建立的殖民地。到公元前6世纪，发展成一个独立、富有而强大的国家。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已成为雄霸地中海的海上帝国，其文明与财富远在罗马之上。罗马与迦太基发生过三次战争，之所以叫布匿，是因为罗马称迦太基为poeni，其实就是腓尼基人的意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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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的观点都是同样有效的。表现在伦理上，即所有道德都是一样良善的；表现在知识论上，则是所有的信仰都是真实的。因此，追求客观真实的想法，也只不过是一种知识信仰，与从宗教所得来的宗教真实（如上帝7天创造世界），两者的真实性是等价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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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伊本·赫勒敦（1332~1406）：阿拉伯国家认为他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创始者。赫勒敦生于北非的突尼斯，祖先原是也门的阿拉伯人，于公元8世纪时随穆斯林大军至西班牙，家族后来又从西班牙迁至北非。赫勒敦的历史分析强调四个层面：第一是建立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是建立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类推关系：第三是考虑环境的因素；第四是考虑经济的因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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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引自伊萨维（Charles Issawi，编辑并翻译）的《阿拉伯的历史哲学：突尼斯的赫勒敦（1332~1406）之〈历史绪论〉选集》［An Arab Philosophy of History
:Selections from the Prolegomena of Ibn Khaldun of Tunis（1332-1406），伦敦，1950］，第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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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章 在历史之外与在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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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本来是篇演讲稿，于布达佩斯中欧大学1993~1994这个新学年开学典礼中发表，听众是来自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前苏联的学生。这篇文章随后更名为“历史的新威胁”（The New Threat to History）而发表于1992年12月16日的《纽约书评》，第62~65页，并且也翻译为各种文字于各国刊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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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来参加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新学年的开学典礼；而在此地，我也有着不寻常的感受，因为虽然我是移居英国的第二代移民，但是我同时也算是个中欧人。的确，身为一个犹太人，我身属当初从中欧四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社群的一分子。我的祖父从华沙移居到伦敦。我的母亲是维也纳人，我的妻子也是，只不过我的妻子现在意大利语却讲得比德语好得多。我的岳母在童年时讲的仍然是匈牙利语，而她的父母曾经于奥匈帝国时代在黑塞哥维那（Hercegovina）拥有一家店铺。我们夫妇两人曾经到莫斯塔尔（Mostar）[2]找寻旧日的光景，凭吊一番，而当时不安的巴尔干地区还没有发生战事。在过去，我跟一些匈牙利的历史学家也有过联系。所以，虽然我是以外地人的身份来到这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却也算得上是本地人了。接下来我要对各位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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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三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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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主题与中欧和东欧有关。如果你们是来自这些地区，而我假定你们其中大部分的确是来自这些地区，那么你们国家目前的地位与角色是相当不确定的。我的意思不是说这种不确定的现象是中欧与东欧所独有的，事实上，这种不确定的气氛在世界各地弥漫的程度可以说是远大于以往。然而，对你们来说，未来要怎么走却是特别不清楚。从我有生以来，你们这个地区的国家就充斥着战争、征服、占领、解放，以及再占领。每个国家所拥有的版图都跟我刚出生时的版图大不相同。在现在的地图上，从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到乌拉尔山（Urals）星罗棋布了23个国家，但在我出生的时候，却只有6个，或者我该说如果没有遭受到入侵的话，应该有6个：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及土耳其。因为1918年以后的奥地利与匈牙利，已经不可能像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那样了。有几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有些甚至于是在1989年之后才出现。有些国家在历史上从未拥有过现代意义的国家形式，有些则是只维系了短暂一段时间，可能一两年，可能一二十年，而后又灭亡了，然后又恢复了：如波罗的海三小国、白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Slovakia）、摩尔多瓦（Moldova）、斯洛文尼亚（Slovenia）、克罗地亚、马其顿，再往东就不提了。有些国家我曾亲眼目击它的兴亡，如南斯拉夫及捷克斯洛伐克。对于一些中欧城市老一辈的居民来说，前后拥有3个国家的身份证明实在是很寻常的事。在伦贝格（Lemberg）或切尔诺维茨（Czernowltz），像我一样年纪的人，曾前后经历了4个国家，这里还不把战时的占领算在内；而如果我们把1938年短期出现的内喀尔巴阡·鲁申尼亚（Podkarpatska Rus）自治政府也算在内的话，那么在穆卡奇（Munkacs）的居民则应该会经历5个国家。在比较文明一点儿的时期，如1919年，人民可能还有机会可以选择要加入哪个国家，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民要么是被强制迁离，要么就是硬被归并于新的国家当中。中欧与东欧人到底归属于何处？中欧与东欧人如何定位自己？这是个长久未决的问题，而到现在也仍是个待解的难题。在一些国家，这个问题攸关着生与死，几乎能够影响、决定这些人的法定身份与生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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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这个地区还存在着另一种更集体性的不确定。1945年后，一些外交人员与联合国的专家开始对于中欧东欧地区做一种客气而修饰性的定位：“欠发达”或“发展中”，也就是说，相对或绝对的贫穷与落后。从某方面来说，这两个欧洲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我们毋宁说是有一道由西向东倾斜向下的斜坡，西边代表的是欧洲经济与文化动力的主要山脉与顶峰，而这道山脉与顶峰从北意大利穿越阿尔卑斯山到法国北部及低地国家，并且经由英法海底隧道延伸到英国去。如果追溯这道山脉，可以发现它与中世纪的商路以及哥特式建筑的分布一致，而且它也与欧洲共同体中的地区生产总值相符。事实上，今日这个地区正是欧洲共同体的骨干。然而，这样一条历史的界线区隔开“进步”与“落后”，这条线就画在哈布斯堡帝国的中部。我知道人们对于这些议题很敏感。卢布尔雅那（Ljubljana）[3]认为它自己要比斯科普里（Skopje）[4]更接近文明中心，而布达佩斯[5]就比贝尔格莱德（Belgrade）[6]要文明些，至于现今布拉格[7]的政府当局就很担心自己被贴上“中欧”的标签，怕会因此沾上“东欧”的色彩。因此布拉格坚持自己是不折不扣属于西欧的。不过，就我来看，中欧与东欧的国家没有一个敢认为自己处于文明的中心。因为它们都看着别的地区，尽可能地搜寻那些足堪作为进步与现代的典范，以供学习，而这种心态尤以在维也纳、布达佩斯以及布拉格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最为显著。他们唯巴黎与伦敦马首是瞻，正如贝尔格莱德与鲁塞（Ruse）[8]的知识分子仰望维也纳一样——他们完全忽略了，就最被广泛接受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及奥地利一部分地区已经可以算是欧洲的先进工业区了，而维也纳、布达佩斯以及布拉格在文化上则完全没有必要认为自己是比较劣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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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纪落后国家的历史，就是试着通过模仿来赶上先进国家的历史。19世纪的日本人就以欧洲作为他们的楷模，西欧人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向美国经济看齐。广义地说，20世纪中欧与东欧的历史，就是陆续尝试各种模式以赶上先进国家的过程，一再尝试而一再失败。1918年之后，成立许多新的国家，它们的模范是西方民主以及经济自由主义。威尔逊总统（布拉格总车站不是又重新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吗？）是这个地区的守护神，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人之外，大家都奉行他的路线。［其实布尔什维克党人也有他们学习的外国对象：拉特瑙（Rathenau）与亨利·福特（Henry Ford）。］但这并没有用。这个模式在20世纪20与30年代在政治与经济上都同时破产了。经济大萧条让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崩溃，连捷克斯洛伐克也不例外。这些国家于是开始尝试法西斯模式，或者是开始对其示好，因为这个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运作起来似乎在政治与经济上都相当成功。（我们都很容易忽略掉纳粹德国在处理经济大萧条上是很成功的。）然而，整合在大日耳曼经济圈之内也并不成功，因为德国最后还是战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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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后，大部分的国家选择了，或者说是被逼着选择了布尔什维克模式，这个模式是用计划性的工业革命来将落后的农业经济予以现代化。而这个模式其实与现在的捷克共和国没有什么关联，甚至于与1989年之前存在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没什么关系；与它有关联的是中欧与东欧这个区域的大部分国家，当然还有前苏联。我想我不需要再告诉各位这种系统在经济上的不足与瑕疵了吧！这种模式不仅造成经济上的崩溃，而且也在中欧与东欧造成了政治上的不宽容。我当然更不需要再提醒各位这个系统对于前苏联人民造成了多大的迫害，特别是斯大林所造成的铁幕。不过，我还是要说，也许这句话各位听不下去，那就是这个系统运作得至少比1918年君主制崩溃后所运作的各种制度好得多。对于在这个地区中处于较落后国家的人民来说，如斯洛伐克及大部分的巴尔干半岛，这个时期很可能是这个地区在历史上所曾经历过的最好时期。而这个模式之所以会崩解，是因为它在经济上已越来越僵化不通，特别是它无法产生创新，并且有扼杀思想创造的倾向。除此之外，这个模式也逐渐无法像过去一样封锁消息，不让人民知道其他国家的发展早已超越了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你倾向于另一种说法，也可以说人民已经开始对这个制度冷漠或仇视，以及政府本身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失去了信仰。总之，无论你们怎么看，这套制度在1989到1991年间，突然间就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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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呢？每个人都拼命地追随另一种新的模式，政治上要求议会民主制，经济上则采用极端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以目前的形式来看，还不能说有一个什么样清楚的模式，但总归是对过去种种的反动。这种现象总有一天会安定下来，而慢慢形成一套可行的制度——如果有机会安定下来的话。然而，尽管真会有这么一天能安定下来，但纵观1918年以来的历史，我们实在很难看出这个地区能有多大的机会能够迈入“真正”先进而现代的国家之林。即便是那些没有遭受过内战、混乱与无政府之苦的国家，他们在学习里根总统与撒切尔夫人的过程中，其结果也是令人沮丧的。而如果你曾听过英国在这方面轻描淡写的说辞，将会发现，即便是里根—撒切尔模式的源起国，在运作的过程中也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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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整体来说，中欧与东欧的人在为他们的过去沮丧的时候，可能还要为他们目前的生活沮丧，然后对于未来则应该是充满了不确定。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状况。人民会找寻替罪羔羊来为目前的失败与不安全感负责。在这种情绪之下，会因此受益的运动团体与意识形态不会是那些想回归1989年前状态的群体，至少就这一代人来说是这样；而会是一种仇外的民族主义以及不宽容。遇到问题就归咎于外国人，一向是最简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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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就要带入我的第二个主题，主要是与大学的任务有关，或者至少与我身为一个历史学者以及大学教授的任务有关。历史作为一种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或基本教义派会加以运用的原始材料，就如同罂粟乃是海洛因的原料一样。对于各种意识形态来说，过去（past）是一种基本元素，或者应该说，是最必要的基本元素。假如过去不能合乎需要，那么就得创造一个。其实，从事物的本质来看，过去经常是无法合乎需要的，因为这些意识形态想要合理化的现象，并非来自古代，也非来自永恒，而是一种历史的新事物。这可以适用于当代的宗教基本教义派［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对于伊斯兰教国家的说法，完全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全新的产物］及民族主义。过去能使任何事情合理化，过去给予了原本无足称述的现在（present）一个辉煌的背景。我记得曾在某个地方看过一个关于印度河谷城市古文明的研究，书名叫“巴基斯坦五千年”（Five Thousand Years of Pakistan）。巴基斯坦在1932到1933年之前根本无从想象，因为巴基斯坦这个名字是在这个时候由一些学生民兵所创造出来的。而在1940年之前，他们也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到了1947年，巴基斯坦才正式以国家的形式存在。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文明与目前伊斯兰玛巴德（Islamabad）统治者之间的关联，正如同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与安卡拉（Ankara）政府之间的关联一样模糊。而最近安卡拉政府就要求，将施里曼（Schliemann）当初挖掘出来的特洛伊城普里阿摩斯王（King Priam of Troy）的宝藏归还给他们。无论如何，将巴基斯坦说成有5000年历史，总比说成46年好听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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