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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章 在历史之外与在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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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本来是篇演讲稿,于布达佩斯中欧大学1993~1994这个新学年开学典礼中发表,听众是来自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前苏联的学生。这篇文章随后更名为“历史的新威胁”(The New Threat to History)而发表于1992年12月16日的《纽约书评》,第62~65页,并且也翻译为各种文字于各国刊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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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来参加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新学年的开学典礼;而在此地,我也有着不寻常的感受,因为虽然我是移居英国的第二代移民,但是我同时也算是个中欧人。的确,身为一个犹太人,我身属当初从中欧四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社群的一分子。我的祖父从华沙移居到伦敦。我的母亲是维也纳人,我的妻子也是,只不过我的妻子现在意大利语却讲得比德语好得多。我的岳母在童年时讲的仍然是匈牙利语,而她的父母曾经于奥匈帝国时代在黑塞哥维那(Hercegovina)拥有一家店铺。我们夫妇两人曾经到莫斯塔尔(Mostar)[2]找寻旧日的光景,凭吊一番,而当时不安的巴尔干地区还没有发生战事。在过去,我跟一些匈牙利的历史学家也有过联系。所以,虽然我是以外地人的身份来到这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却也算得上是本地人了。接下来我要对各位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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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三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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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主题与中欧和东欧有关。如果你们是来自这些地区,而我假定你们其中大部分的确是来自这些地区,那么你们国家目前的地位与角色是相当不确定的。我的意思不是说这种不确定的现象是中欧与东欧所独有的,事实上,这种不确定的气氛在世界各地弥漫的程度可以说是远大于以往。然而,对你们来说,未来要怎么走却是特别不清楚。从我有生以来,你们这个地区的国家就充斥着战争、征服、占领、解放,以及再占领。每个国家所拥有的版图都跟我刚出生时的版图大不相同。在现在的地图上,从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到乌拉尔山(Urals)星罗棋布了23个国家,但在我出生的时候,却只有6个,或者我该说如果没有遭受到入侵的话,应该有6个: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及土耳其。因为1918年以后的奥地利与匈牙利,已经不可能像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那样了。有几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有些甚至于是在1989年之后才出现。有些国家在历史上从未拥有过现代意义的国家形式,有些则是只维系了短暂一段时间,可能一两年,可能一二十年,而后又灭亡了,然后又恢复了:如波罗的海三小国、白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Slovakia)、摩尔多瓦(Moldova)、斯洛文尼亚(Slovenia)、克罗地亚、马其顿,再往东就不提了。有些国家我曾亲眼目击它的兴亡,如南斯拉夫及捷克斯洛伐克。对于一些中欧城市老一辈的居民来说,前后拥有3个国家的身份证明实在是很寻常的事。在伦贝格(Lemberg)或切尔诺维茨(Czernowltz),像我一样年纪的人,曾前后经历了4个国家,这里还不把战时的占领算在内;而如果我们把1938年短期出现的内喀尔巴阡·鲁申尼亚(Podkarpatska Rus)自治政府也算在内的话,那么在穆卡奇(Munkacs)的居民则应该会经历5个国家。在比较文明一点儿的时期,如1919年,人民可能还有机会可以选择要加入哪个国家,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民要么是被强制迁离,要么就是硬被归并于新的国家当中。中欧与东欧人到底归属于何处?中欧与东欧人如何定位自己?这是个长久未决的问题,而到现在也仍是个待解的难题。在一些国家,这个问题攸关着生与死,几乎能够影响、决定这些人的法定身份与生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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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这个地区还存在着另一种更集体性的不确定。1945年后,一些外交人员与联合国的专家开始对于中欧东欧地区做一种客气而修饰性的定位:“欠发达”或“发展中”,也就是说,相对或绝对的贫穷与落后。从某方面来说,这两个欧洲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我们毋宁说是有一道由西向东倾斜向下的斜坡,西边代表的是欧洲经济与文化动力的主要山脉与顶峰,而这道山脉与顶峰从北意大利穿越阿尔卑斯山到法国北部及低地国家,并且经由英法海底隧道延伸到英国去。如果追溯这道山脉,可以发现它与中世纪的商路以及哥特式建筑的分布一致,而且它也与欧洲共同体中的地区生产总值相符。事实上,今日这个地区正是欧洲共同体的骨干。然而,这样一条历史的界线区隔开“进步”与“落后”,这条线就画在哈布斯堡帝国的中部。我知道人们对于这些议题很敏感。卢布尔雅那(Ljubljana)[3]认为它自己要比斯科普里(Skopje)[4]更接近文明中心,而布达佩斯[5]就比贝尔格莱德(Belgrade)[6]要文明些,至于现今布拉格[7]的政府当局就很担心自己被贴上“中欧”的标签,怕会因此沾上“东欧”的色彩。因此布拉格坚持自己是不折不扣属于西欧的。不过,就我来看,中欧与东欧的国家没有一个敢认为自己处于文明的中心。因为它们都看着别的地区,尽可能地搜寻那些足堪作为进步与现代的典范,以供学习,而这种心态尤以在维也纳、布达佩斯以及布拉格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最为显著。他们唯巴黎与伦敦马首是瞻,正如贝尔格莱德与鲁塞(Ruse)[8]的知识分子仰望维也纳一样——他们完全忽略了,就最被广泛接受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及奥地利一部分地区已经可以算是欧洲的先进工业区了,而维也纳、布达佩斯以及布拉格在文化上则完全没有必要认为自己是比较劣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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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纪落后国家的历史,就是试着通过模仿来赶上先进国家的历史。19世纪的日本人就以欧洲作为他们的楷模,西欧人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向美国经济看齐。广义地说,20世纪中欧与东欧的历史,就是陆续尝试各种模式以赶上先进国家的过程,一再尝试而一再失败。1918年之后,成立许多新的国家,它们的模范是西方民主以及经济自由主义。威尔逊总统(布拉格总车站不是又重新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吗?)是这个地区的守护神,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人之外,大家都奉行他的路线。[其实布尔什维克党人也有他们学习的外国对象:拉特瑙(Rathenau)与亨利·福特(Henry Ford)。]但这并没有用。这个模式在20世纪20与30年代在政治与经济上都同时破产了。经济大萧条让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崩溃,连捷克斯洛伐克也不例外。这些国家于是开始尝试法西斯模式,或者是开始对其示好,因为这个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运作起来似乎在政治与经济上都相当成功。(我们都很容易忽略掉纳粹德国在处理经济大萧条上是很成功的。)然而,整合在大日耳曼经济圈之内也并不成功,因为德国最后还是战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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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后,大部分的国家选择了,或者说是被逼着选择了布尔什维克模式,这个模式是用计划性的工业革命来将落后的农业经济予以现代化。而这个模式其实与现在的捷克共和国没有什么关联,甚至于与1989年之前存在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没什么关系;与它有关联的是中欧与东欧这个区域的大部分国家,当然还有前苏联。我想我不需要再告诉各位这种系统在经济上的不足与瑕疵了吧!这种模式不仅造成经济上的崩溃,而且也在中欧与东欧造成了政治上的不宽容。我当然更不需要再提醒各位这个系统对于前苏联人民造成了多大的迫害,特别是斯大林所造成的铁幕。不过,我还是要说,也许这句话各位听不下去,那就是这个系统运作得至少比1918年君主制崩溃后所运作的各种制度好得多。对于在这个地区中处于较落后国家的人民来说,如斯洛伐克及大部分的巴尔干半岛,这个时期很可能是这个地区在历史上所曾经历过的最好时期。而这个模式之所以会崩解,是因为它在经济上已越来越僵化不通,特别是它无法产生创新,并且有扼杀思想创造的倾向。除此之外,这个模式也逐渐无法像过去一样封锁消息,不让人民知道其他国家的发展早已超越了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你倾向于另一种说法,也可以说人民已经开始对这个制度冷漠或仇视,以及政府本身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失去了信仰。总之,无论你们怎么看,这套制度在1989到1991年间,突然间就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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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呢?每个人都拼命地追随另一种新的模式,政治上要求议会民主制,经济上则采用极端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以目前的形式来看,还不能说有一个什么样清楚的模式,但总归是对过去种种的反动。这种现象总有一天会安定下来,而慢慢形成一套可行的制度——如果有机会安定下来的话。然而,尽管真会有这么一天能安定下来,但纵观1918年以来的历史,我们实在很难看出这个地区能有多大的机会能够迈入“真正”先进而现代的国家之林。即便是那些没有遭受过内战、混乱与无政府之苦的国家,他们在学习里根总统与撒切尔夫人的过程中,其结果也是令人沮丧的。而如果你曾听过英国在这方面轻描淡写的说辞,将会发现,即便是里根—撒切尔模式的源起国,在运作的过程中也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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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整体来说,中欧与东欧的人在为他们的过去沮丧的时候,可能还要为他们目前的生活沮丧,然后对于未来则应该是充满了不确定。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状况。人民会找寻替罪羔羊来为目前的失败与不安全感负责。在这种情绪之下,会因此受益的运动团体与意识形态不会是那些想回归1989年前状态的群体,至少就这一代人来说是这样;而会是一种仇外的民族主义以及不宽容。遇到问题就归咎于外国人,一向是最简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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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就要带入我的第二个主题,主要是与大学的任务有关,或者至少与我身为一个历史学者以及大学教授的任务有关。历史作为一种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或基本教义派会加以运用的原始材料,就如同罂粟乃是海洛因的原料一样。对于各种意识形态来说,过去(past)是一种基本元素,或者应该说,是最必要的基本元素。假如过去不能合乎需要,那么就得创造一个。其实,从事物的本质来看,过去经常是无法合乎需要的,因为这些意识形态想要合理化的现象,并非来自古代,也非来自永恒,而是一种历史的新事物。这可以适用于当代的宗教基本教义派[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对于伊斯兰教国家的说法,完全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全新的产物]及民族主义。过去能使任何事情合理化,过去给予了原本无足称述的现在(present)一个辉煌的背景。我记得曾在某个地方看过一个关于印度河谷城市古文明的研究,书名叫“巴基斯坦五千年”(Five Thousand Years of Pakistan)。巴基斯坦在1932到1933年之前根本无从想象,因为巴基斯坦这个名字是在这个时候由一些学生民兵所创造出来的。而在1940年之前,他们也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到了1947年,巴基斯坦才正式以国家的形式存在。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文明与目前伊斯兰玛巴德(Islamabad)统治者之间的关联,正如同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与安卡拉(Ankara)政府之间的关联一样模糊。而最近安卡拉政府就要求,将施里曼(Schliemann)当初挖掘出来的特洛伊城普里阿摩斯王(King Priam of Troy)的宝藏归还给他们。无论如何,将巴基斯坦说成有5000年历史,总比说成46年好听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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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发现他们居然意外地成为政治上的主角。过去我一直认为历史学家不会像核物理学家那样制造灾难,不过现在我不这么想了。历史学家的研究可以是一个制造炸弹的工厂,而爱尔兰共和军就是在这样的工厂中,将化学肥料变成了炸药。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除了一方面必须忠于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应该批判政治思想对历史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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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忠于历史事实这方面,我不想多做着墨,而是要说明一下最近出现的两种潮流。首先,近来的小说家开始流行以历史文献为基础,来进行小说情节的写作,而一反以往纯创作的方式,如此便让历史事实与小说虚构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其次则是“后现代主义的”(postmodernist)思想潮流开始在西方的大学兴起,特别是在文学系与人类学系。后现代主义暗示,所有看似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实只是人的主观所建构出来的——简而言之,事实与虚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不同。然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甚至于包括那些反实证论的历史学家来说,具备区分事实与虚构的能力,乃是基本中的基本。我们没有办法创造过去发生的事实。猫王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这个问题可以基于证据而能毫不含糊地回答,重点是,证据充不充分。现在的土耳其政府否认当初在帝国时期时,曾想在1915年要将亚美尼亚人灭种;这件事到底存不存在,大部分的历史学家基于严密的历史考证,已经可以断定屠杀确实存在。即便对于这个历史事实大家的解读不同,所遵循的历史脉络也不同,但这个历史事实的存在却不容抹杀。最近,印度教狂热分子破坏了阿约提亚(Aodhya)的一处清真寺,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地点是印度教神癨罗摩(Rama)神圣的诞生地,而当初的伊斯兰教莫卧儿(Moghul)帝国统治者巴布尔(Babur)就是特别选择了这个地方来盖清真寺。我在印度大学的同事曾写了文章说明:第一,直到19世纪,都还没有人说阿约提亚是罗摩的诞生地;第二,这座清真寺几乎可以确认不是建于巴布尔时代。我很希望这样的一个研究能对那些试图要借机会煽动起事的印度教徒有所影响,因而避免让那些识字的群众暴露在不宽容的政治宣传当中。如果说我的印度同事是在尽他们作为历史学家的职责的话,那么就让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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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不宽容的意识形态是基于毫无证据支持的谎言或虚构而形成的。毕竟,1389年时科索沃(Kosovo)是发生了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塞尔维亚的勇士(Serb warriors)及其盟友被土耳其人打败,之后便在塞尔维亚人的记忆里烙下伤痕。虽然这并不能证明塞尔维亚人现在压迫阿尔巴尼亚人(他们构成了科索沃90%的人口)是合理的,也不能证明塞尔维亚人宣称科索沃是他们的是正确的,但他们的确要仰赖1389年这个事实。另一方面,丹麦就不会因为现今英格兰东部地区早在11世纪就有丹麦人来拓殖,并且目前在当地被称为“丹麦区”(Danelaw)的村庄的名称仍带有丹麦语音节,就宣称英格兰这片地区归丹麦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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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滥用历史最常见的手法,是让时代倒错,而不是说谎。希腊民族主义反对马其顿独立为一个国家,甚至于反对有马其顿这样一个名字,乃是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马其顿人都是希腊人,是希腊这个民族国家的一部分。这个渊源可以上溯自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也就是马其顿王,他是当时巴尔干半岛上希腊本土的统治者。马其顿的问题,不是用学术的角度就能解决的,而要希腊的知识分子就尊重历史的角度来驳斥以上的说法,但恐怕他们得要有很大的勇气。公元前4世纪时,希腊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它也不是个单一的政治实体;至于马其顿帝国,则是完全与希腊无关,而且也不是个民族国家:除此之外,古希腊人恐怕是把马其顿的统治者当成野蛮人而非希腊人来看待,这一点与古希腊人日后看待罗马统治者的态度相同,不过在当时,希腊人懂得小心谨慎地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不会在口头上就这样表示出来。另一方面,马其顿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各种族的熔炉,想要把它归属于一个单一的民族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国人将什锦色拉取名为马其顿(macedoine),并非毫无见地。同样的道理也可以适用于移民国外的马其顿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身上,还有克罗地亚所有的出版物。后者想把伟大的兹沃尼米尔(Zvonimir the Great)移花接木,变成总统图季曼(Tudjman)的祖先:尽管艰困无比,萨格勒布大学(Zagreb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能将他们当成我的朋友是我的骄傲)仍然勇敢地反对这种扭曲而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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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许多多想用神话与创造来取代历史的举动,不仅仅是一种低劣的思想笑话而已。他们可以决定历史课本里面的内容该是什么,像日本政府当局就深知个中三昧,他们坚持将日本侵华的史实予以洁净化,再放到课堂上来教授。神话与创造是认同政治学(politics of identity)的核心,凭借种族、宗教或过去及现在的国界来定位自己的人群,可以用这种方式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找到确定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与别人不同,我们比别人优越”。我们在大学很关切这方面的发展,因为会对神话与创造进行系统地陈述的,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学校教师、信徒与僧侣、教授(我希望别太多)、新闻从业人员、大众媒体幕后的制作人。时至今日,这些人多半有着大学学位。可以确定的是,历史并不是对祖先的种种追忆或者是集体性的传统。人们学习历史,是通过学校教师、历史书写者、杂志编辑以及电视制片人的传达。对历史学家来说,牢记自己的责任何在非常重要,也就是要与认同政治学所勾起的热情划清界线——就算我们时时刻刻感受到它,也得坚持。因为,毕竟我们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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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可以从最近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埃隆(Amos Elon)所写的文章看出来,希特勒对犹太人所进行的种族灭绝,已经转变成将以色列国的存在予以合理化的一种神话。不仅如此,以色列在右派政府掌权时期,还把这个种族灭绝的惨剧转变成一种民族仪式,借以强化以色列的国家认同与民族优越主张,并且使其成为官方的民族信仰的中心主题——与上帝联系在一起。埃隆追随着新上任的以色列工党政府教育部长,开始追溯“大屠杀”(Holocaust)这个概念的转变过程,并且主张历史必须要与国家神话、仪式与政治区分开来。我身为一个犹太人,但却不是以色列人,对这个问题不予置评。但身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必须带着遗憾的心情赞许埃隆的看法。这样一篇对于种族灭绝的学术史贡献至大的作品,无论它是成于犹太人或非犹太人之手,却没有像希尔伯格(Hilberg)的伟大作品那样被翻译成希伯来文,或者是说虽然正在翻译当中,却被什么原因耽搁下来,最后被编辑放弃了。这篇了不起的种族灭绝的历史学作品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沉默的悲剧,它已经成为神话合理化过程中的一段变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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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给了我们希望。我们听到了那些批评带有神话性或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的声音,而这声音是从他们自己内部发出来的。我注意到了以色列建国40年以来,不断地从民族大义与犹太复国运动的观点来撰写以色列史,而现在终于有了转变的契机。这种情况,我同样也在爱尔兰史中发现了。在爱尔兰获得独立50年后,爱尔兰的历史学家终于不再从民族解放运动那种具神话色彩的观点来写爱尔兰的历史。爱尔兰历史,包括爱尔兰共和国与北爱尔兰,将因此而步入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它终于解脱了神话与创造的束缚。不过这种做法仍然有其政治意义和风险,因为这么做等于打断了从芬尼亚会成员(Fenians)[9]到爱尔兰共和军的古老传统,他们以古老的神话为名,以枪炮与炸弹来奋战。不过,现在新的一代已经慢慢成为社会中坚,而能够远离祖国历史上在追求独立过程中所受的种种创伤而生的激情,这一点是值得历史学家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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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能够用坐等世代交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在发现有民族、种族及其他神话正在形成的时候,就要挺身而出予以抵抗。不过,这么做势必是不受欢迎的。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创建者,当他参与政治的时候,是一个极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揭露了所有捷克民族神话所赖以为凭的中世纪文件居然是件赝品。但这件事必须要有人做,而我希望在座中有人是历史学家的,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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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想要跟各位说的,也就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在结束之前,我还要再提醒诸位一件事。你们身为这所大学的学生,可以说是特权阶级。从这样一所优秀而有声望的大学里毕业,你们很有可能(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在社会上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有很好的事业,并且赚的钱比别人多(尽管也许比不上那些成功的大商人)。我想要提醒你们的,也是当初我开始在大学教书时,人家所提醒我的。我的老师告诉我:“你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那些无法像你这般优秀的学生。他们资质平庸,想法没有什么意思,而且他们待在第二流的班级里也没办法听到什么有启发的东西,因此他们写出来的考卷也千篇一律。相比之下,教第一流的学生是一种享受,但是他们自己会照顾自己,因此那些不是第一流的学生才是真正需要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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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不只可以用在大学,还可以用在全世界。政府、经济、学校以及社会的一切,都不是只为了少数的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存在的,而是为了一般大众。他们不是特别聪明或有趣(除非,我们与其中的一人坠入情网),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不成功或注定不会成功——简直可以说平凡无奇。在历史上,这样的人往往在脱离了他的社群之后,在历史档案上只剩下了生日、配偶及死亡时间。然而,一个社会之所以值得让人在其中生活,就在于这些人才是社会的主角,而不是有钱人、聪明人或天才。不过,一个值得生活的社会也要提供空间让这些少数族群安身。所以,这个世界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某些个人的利益,同样,我们也不能光想着我们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的世界真成了专为特权着想,而且人人为己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绝不会是个好世界,它也绝不可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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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原文可能有误。因为作者是先于1993年演讲这篇文章,所以不会在“随后”于1992年再更名发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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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莫斯塔尔: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南部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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