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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忠于历史事实这方面，我不想多做着墨，而是要说明一下最近出现的两种潮流。首先，近来的小说家开始流行以历史文献为基础，来进行小说情节的写作，而一反以往纯创作的方式，如此便让历史事实与小说虚构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其次则是“后现代主义的”（postmodernist）思想潮流开始在西方的大学兴起，特别是在文学系与人类学系。后现代主义暗示，所有看似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实只是人的主观所建构出来的——简而言之，事实与虚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不同。然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甚至于包括那些反实证论的历史学家来说，具备区分事实与虚构的能力，乃是基本中的基本。我们没有办法创造过去发生的事实。猫王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这个问题可以基于证据而能毫不含糊地回答，重点是，证据充不充分。现在的土耳其政府否认当初在帝国时期时，曾想在1915年要将亚美尼亚人灭种；这件事到底存不存在，大部分的历史学家基于严密的历史考证，已经可以断定屠杀确实存在。即便对于这个历史事实大家的解读不同，所遵循的历史脉络也不同，但这个历史事实的存在却不容抹杀。最近，印度教狂热分子破坏了阿约提亚（Aodhya）的一处清真寺，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地点是印度教神癨罗摩（Rama）神圣的诞生地，而当初的伊斯兰教莫卧儿（Moghul）帝国统治者巴布尔（Babur）就是特别选择了这个地方来盖清真寺。我在印度大学的同事曾写了文章说明：第一，直到19世纪，都还没有人说阿约提亚是罗摩的诞生地；第二，这座清真寺几乎可以确认不是建于巴布尔时代。我很希望这样的一个研究能对那些试图要借机会煽动起事的印度教徒有所影响，因而避免让那些识字的群众暴露在不宽容的政治宣传当中。如果说我的印度同事是在尽他们作为历史学家的职责的话，那么就让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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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不宽容的意识形态是基于毫无证据支持的谎言或虚构而形成的。毕竟，1389年时科索沃（Kosovo）是发生了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塞尔维亚的勇士（Serb warriors）及其盟友被土耳其人打败，之后便在塞尔维亚人的记忆里烙下伤痕。虽然这并不能证明塞尔维亚人现在压迫阿尔巴尼亚人（他们构成了科索沃90%的人口）是合理的，也不能证明塞尔维亚人宣称科索沃是他们的是正确的，但他们的确要仰赖1389年这个事实。另一方面，丹麦就不会因为现今英格兰东部地区早在11世纪就有丹麦人来拓殖，并且目前在当地被称为“丹麦区”（Danelaw）的村庄的名称仍带有丹麦语音节，就宣称英格兰这片地区归丹麦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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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滥用历史最常见的手法，是让时代倒错，而不是说谎。希腊民族主义反对马其顿独立为一个国家，甚至于反对有马其顿这样一个名字，乃是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马其顿人都是希腊人，是希腊这个民族国家的一部分。这个渊源可以上溯自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也就是马其顿王，他是当时巴尔干半岛上希腊本土的统治者。马其顿的问题，不是用学术的角度就能解决的，而要希腊的知识分子就尊重历史的角度来驳斥以上的说法，但恐怕他们得要有很大的勇气。公元前4世纪时，希腊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它也不是个单一的政治实体；至于马其顿帝国，则是完全与希腊无关，而且也不是个民族国家：除此之外，古希腊人恐怕是把马其顿的统治者当成野蛮人而非希腊人来看待，这一点与古希腊人日后看待罗马统治者的态度相同，不过在当时，希腊人懂得小心谨慎地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不会在口头上就这样表示出来。另一方面，马其顿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各种族的熔炉，想要把它归属于一个单一的民族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国人将什锦色拉取名为马其顿（macedoine），并非毫无见地。同样的道理也可以适用于移民国外的马其顿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身上，还有克罗地亚所有的出版物。后者想把伟大的兹沃尼米尔（Zvonimir the Great）移花接木，变成总统图季曼（Tudjman）的祖先：尽管艰困无比，萨格勒布大学（Zagreb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能将他们当成我的朋友是我的骄傲）仍然勇敢地反对这种扭曲而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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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许多多想用神话与创造来取代历史的举动，不仅仅是一种低劣的思想笑话而已。他们可以决定历史课本里面的内容该是什么，像日本政府当局就深知个中三昧，他们坚持将日本侵华的史实予以洁净化，再放到课堂上来教授。神话与创造是认同政治学（politics of identity）的核心，凭借种族、宗教或过去及现在的国界来定位自己的人群，可以用这种方式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找到确定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与别人不同，我们比别人优越”。我们在大学很关切这方面的发展，因为会对神话与创造进行系统地陈述的，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学校教师、信徒与僧侣、教授（我希望别太多）、新闻从业人员、大众媒体幕后的制作人。时至今日，这些人多半有着大学学位。可以确定的是，历史并不是对祖先的种种追忆或者是集体性的传统。人们学习历史，是通过学校教师、历史书写者、杂志编辑以及电视制片人的传达。对历史学家来说，牢记自己的责任何在非常重要，也就是要与认同政治学所勾起的热情划清界线——就算我们时时刻刻感受到它，也得坚持。因为，毕竟我们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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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可以从最近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埃隆（Amos Elon）所写的文章看出来，希特勒对犹太人所进行的种族灭绝，已经转变成将以色列国的存在予以合理化的一种神话。不仅如此，以色列在右派政府掌权时期，还把这个种族灭绝的惨剧转变成一种民族仪式，借以强化以色列的国家认同与民族优越主张，并且使其成为官方的民族信仰的中心主题——与上帝联系在一起。埃隆追随着新上任的以色列工党政府教育部长，开始追溯“大屠杀”（Holocaust）这个概念的转变过程，并且主张历史必须要与国家神话、仪式与政治区分开来。我身为一个犹太人，但却不是以色列人，对这个问题不予置评。但身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必须带着遗憾的心情赞许埃隆的看法。这样一篇对于种族灭绝的学术史贡献至大的作品，无论它是成于犹太人或非犹太人之手，却没有像希尔伯格（Hilberg）的伟大作品那样被翻译成希伯来文，或者是说虽然正在翻译当中，却被什么原因耽搁下来，最后被编辑放弃了。这篇了不起的种族灭绝的历史学作品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沉默的悲剧，它已经成为神话合理化过程中的一段变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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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给了我们希望。我们听到了那些批评带有神话性或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的声音，而这声音是从他们自己内部发出来的。我注意到了以色列建国40年以来，不断地从民族大义与犹太复国运动的观点来撰写以色列史，而现在终于有了转变的契机。这种情况，我同样也在爱尔兰史中发现了。在爱尔兰获得独立50年后，爱尔兰的历史学家终于不再从民族解放运动那种具神话色彩的观点来写爱尔兰的历史。爱尔兰历史，包括爱尔兰共和国与北爱尔兰，将因此而步入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它终于解脱了神话与创造的束缚。不过这种做法仍然有其政治意义和风险，因为这么做等于打断了从芬尼亚会成员（Fenians）[9]到爱尔兰共和军的古老传统，他们以古老的神话为名，以枪炮与炸弹来奋战。不过，现在新的一代已经慢慢成为社会中坚，而能够远离祖国历史上在追求独立过程中所受的种种创伤而生的激情，这一点是值得历史学家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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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能够用坐等世代交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在发现有民族、种族及其他神话正在形成的时候，就要挺身而出予以抵抗。不过，这么做势必是不受欢迎的。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创建者，当他参与政治的时候，是一个极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揭露了所有捷克民族神话所赖以为凭的中世纪文件居然是件赝品。但这件事必须要有人做，而我希望在座中有人是历史学家的，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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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想要跟各位说的，也就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在结束之前，我还要再提醒诸位一件事。你们身为这所大学的学生，可以说是特权阶级。从这样一所优秀而有声望的大学里毕业，你们很有可能（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在社会上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有很好的事业，并且赚的钱比别人多（尽管也许比不上那些成功的大商人）。我想要提醒你们的，也是当初我开始在大学教书时，人家所提醒我的。我的老师告诉我：“你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那些无法像你这般优秀的学生。他们资质平庸，想法没有什么意思，而且他们待在第二流的班级里也没办法听到什么有启发的东西，因此他们写出来的考卷也千篇一律。相比之下，教第一流的学生是一种享受，但是他们自己会照顾自己，因此那些不是第一流的学生才是真正需要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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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不只可以用在大学，还可以用在全世界。政府、经济、学校以及社会的一切，都不是只为了少数的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存在的，而是为了一般大众。他们不是特别聪明或有趣（除非，我们与其中的一人坠入情网），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不成功或注定不会成功——简直可以说平凡无奇。在历史上，这样的人往往在脱离了他的社群之后，在历史档案上只剩下了生日、配偶及死亡时间。然而，一个社会之所以值得让人在其中生活，就在于这些人才是社会的主角，而不是有钱人、聪明人或天才。不过，一个值得生活的社会也要提供空间让这些少数族群安身。所以，这个世界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某些个人的利益，同样，我们也不能光想着我们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的世界真成了专为特权着想，而且人人为己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绝不会是个好世界，它也绝不可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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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原文可能有误。因为作者是先于1993年演讲这篇文章，所以不会在“随后”于1992年再更名发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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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莫斯塔尔：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南部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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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首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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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科普里：马其顿首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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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布达佩斯：匈牙利首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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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首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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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布拉格：捷克首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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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鲁塞：保加利亚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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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芬尼亚：传说在公元2~3世纪时保护爱尔兰的勇士，后来爱尔兰人于19世纪反抗英国，致力于爱尔兰独立时，便以芬尼亚为名，组成芬尼亚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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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2章 过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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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章节试着要描绘出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而这三者乃是历史学家所关切的重点。1970年，《过去与现在》举办了一场学术讨论会，主题是“过去感与历史”（The Sense of the Past and History），本章即以当时开场的论文改写而成。这篇论文原刊于《过去与现在》第55期（1972年5月），原题目为“过去的社会功能：一些问题”（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Past
:Some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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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通过与年长者共同生活，而意识到过去（这里讲的过去，乃是指在任何人所能直接记忆的事件所发生之前的时代而言）。所有可能与历史学家有关的社会都有过去，即便是那些最新建立的殖民地，也因为移居其中的人是来自某些有长远历史的社会，因而也拥有过去。要成为人类社群的一分子，就要将自己安置在这个社群所拥有的过去当中，即使是用排斥的方式也无妨。因此，过去乃是永久存在于人类意识中的一个方面，也是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制度、价值或其他行为模式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历史学家所要面对的问题，乃在于要分析社会中“过去感”的本质，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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