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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许多多想用神话与创造来取代历史的举动，不仅仅是一种低劣的思想笑话而已。他们可以决定历史课本里面的内容该是什么，像日本政府当局就深知个中三昧，他们坚持将日本侵华的史实予以洁净化，再放到课堂上来教授。神话与创造是认同政治学（politics of identity）的核心，凭借种族、宗教或过去及现在的国界来定位自己的人群，可以用这种方式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找到确定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与别人不同，我们比别人优越”。我们在大学很关切这方面的发展，因为会对神话与创造进行系统地陈述的，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学校教师、信徒与僧侣、教授（我希望别太多）、新闻从业人员、大众媒体幕后的制作人。时至今日，这些人多半有着大学学位。可以确定的是，历史并不是对祖先的种种追忆或者是集体性的传统。人们学习历史，是通过学校教师、历史书写者、杂志编辑以及电视制片人的传达。对历史学家来说，牢记自己的责任何在非常重要，也就是要与认同政治学所勾起的热情划清界线——就算我们时时刻刻感受到它，也得坚持。因为，毕竟我们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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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可以从最近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埃隆（Amos Elon）所写的文章看出来，希特勒对犹太人所进行的种族灭绝，已经转变成将以色列国的存在予以合理化的一种神话。不仅如此，以色列在右派政府掌权时期，还把这个种族灭绝的惨剧转变成一种民族仪式，借以强化以色列的国家认同与民族优越主张，并且使其成为官方的民族信仰的中心主题——与上帝联系在一起。埃隆追随着新上任的以色列工党政府教育部长，开始追溯“大屠杀”（Holocaust）这个概念的转变过程，并且主张历史必须要与国家神话、仪式与政治区分开来。我身为一个犹太人，但却不是以色列人，对这个问题不予置评。但身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必须带着遗憾的心情赞许埃隆的看法。这样一篇对于种族灭绝的学术史贡献至大的作品，无论它是成于犹太人或非犹太人之手，却没有像希尔伯格（Hilberg）的伟大作品那样被翻译成希伯来文，或者是说虽然正在翻译当中，却被什么原因耽搁下来，最后被编辑放弃了。这篇了不起的种族灭绝的历史学作品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沉默的悲剧，它已经成为神话合理化过程中的一段变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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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给了我们希望。我们听到了那些批评带有神话性或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的声音，而这声音是从他们自己内部发出来的。我注意到了以色列建国40年以来，不断地从民族大义与犹太复国运动的观点来撰写以色列史，而现在终于有了转变的契机。这种情况，我同样也在爱尔兰史中发现了。在爱尔兰获得独立50年后，爱尔兰的历史学家终于不再从民族解放运动那种具神话色彩的观点来写爱尔兰的历史。爱尔兰历史，包括爱尔兰共和国与北爱尔兰，将因此而步入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它终于解脱了神话与创造的束缚。不过这种做法仍然有其政治意义和风险，因为这么做等于打断了从芬尼亚会成员（Fenians）[9]到爱尔兰共和军的古老传统，他们以古老的神话为名，以枪炮与炸弹来奋战。不过，现在新的一代已经慢慢成为社会中坚，而能够远离祖国历史上在追求独立过程中所受的种种创伤而生的激情，这一点是值得历史学家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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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能够用坐等世代交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在发现有民族、种族及其他神话正在形成的时候，就要挺身而出予以抵抗。不过，这么做势必是不受欢迎的。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创建者，当他参与政治的时候，是一个极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揭露了所有捷克民族神话所赖以为凭的中世纪文件居然是件赝品。但这件事必须要有人做，而我希望在座中有人是历史学家的，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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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想要跟各位说的，也就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在结束之前，我还要再提醒诸位一件事。你们身为这所大学的学生，可以说是特权阶级。从这样一所优秀而有声望的大学里毕业，你们很有可能（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在社会上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有很好的事业，并且赚的钱比别人多（尽管也许比不上那些成功的大商人）。我想要提醒你们的，也是当初我开始在大学教书时，人家所提醒我的。我的老师告诉我：“你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那些无法像你这般优秀的学生。他们资质平庸，想法没有什么意思，而且他们待在第二流的班级里也没办法听到什么有启发的东西，因此他们写出来的考卷也千篇一律。相比之下，教第一流的学生是一种享受，但是他们自己会照顾自己，因此那些不是第一流的学生才是真正需要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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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不只可以用在大学，还可以用在全世界。政府、经济、学校以及社会的一切，都不是只为了少数的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存在的，而是为了一般大众。他们不是特别聪明或有趣（除非，我们与其中的一人坠入情网），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不成功或注定不会成功——简直可以说平凡无奇。在历史上，这样的人往往在脱离了他的社群之后，在历史档案上只剩下了生日、配偶及死亡时间。然而，一个社会之所以值得让人在其中生活，就在于这些人才是社会的主角，而不是有钱人、聪明人或天才。不过，一个值得生活的社会也要提供空间让这些少数族群安身。所以，这个世界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某些个人的利益，同样，我们也不能光想着我们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的世界真成了专为特权着想，而且人人为己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绝不会是个好世界，它也绝不可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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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原文可能有误。因为作者是先于1993年演讲这篇文章，所以不会在“随后”于1992年再更名发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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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莫斯塔尔：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南部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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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首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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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科普里：马其顿首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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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布达佩斯：匈牙利首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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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首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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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布拉格：捷克首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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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鲁塞：保加利亚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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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芬尼亚：传说在公元2~3世纪时保护爱尔兰的勇士，后来爱尔兰人于19世纪反抗英国，致力于爱尔兰独立时，便以芬尼亚为名，组成芬尼亚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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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2章 过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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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章节试着要描绘出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而这三者乃是历史学家所关切的重点。1970年，《过去与现在》举办了一场学术讨论会，主题是“过去感与历史”（The Sense of the Past and History），本章即以当时开场的论文改写而成。这篇论文原刊于《过去与现在》第55期（1972年5月），原题目为“过去的社会功能：一些问题”（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Past
:Some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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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通过与年长者共同生活，而意识到过去（这里讲的过去，乃是指在任何人所能直接记忆的事件所发生之前的时代而言）。所有可能与历史学家有关的社会都有过去，即便是那些最新建立的殖民地，也因为移居其中的人是来自某些有长远历史的社会，因而也拥有过去。要成为人类社群的一分子，就要将自己安置在这个社群所拥有的过去当中，即使是用排斥的方式也无妨。因此，过去乃是永久存在于人类意识中的一个方面，也是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制度、价值或其他行为模式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历史学家所要面对的问题，乃在于要分析社会中“过去感”的本质，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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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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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有绝大部分是把重心放在社会（societies）与社群（communities）上面，对于这些社会与社群来说，过去在本质上乃是现在所应遵循的模范。[1]理论上，每一代人都想尽可能地将上一代人的行为模式加以复制及重现，并且认为如果努力得不够，将会让自己这一代缺乏上一代的某种特质。这种完全受过去支配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让所有想改变与创新的企图丧失合法性，不过话说回来，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社会，能够拒绝任何的创新。创新（innovation）的产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首先，官方会清楚界定“过去”是什么，而其做法大致上是对于大家已经记住或能够记住的那些无穷的数据进行特定选取。在各种社会里，这种“形式化的社会的过去”（formalized social past）有多广泛，要视状况而定。不过，在选取或者形式化的过程中，总是会存在着缝隙；也就是说，人们会用某种方式将他们认为在社会上具有重要性的，统合成他们所意识到的历史，但总会有一些事件是不能统合进这个历史系统的。创新可以从这些缝隙中产生，但是由于创新无法自发地产生而主动地影响系统，因此也无法自发地反抗障碍：“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做的。”（This is not how things have always been done.）去探索究竟是哪一类的活动比较有弹性、容易在此刻被忽略但却在之后显得重要，应该是件有趣的事。有人认为，技术从广义来说应该属于有弹性的要素，至于社会组织、意识形态或价值系统则应该属于无弹性的要素，除此之外的要素就无关紧要。然而，在缺少比较史的研究之下，这个问题也只好暂时搁置。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些受传统束缚甚深而且重视仪式的社会，也接受了新的农作物、新的交通工具（如北美印第安人接受了马）和新武器，却完全不妨碍他们过去所创造的模式的运行。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能有其他未曾经过详细调查的社会，会对这方面的创新有所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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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化的社会的过去”明显具有更严谨的意义，因为它为“现在”定下了规范。“形式化的社会的过去”在现在出现争论与不确定时，担任起上诉法院的角色：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风俗习惯以及长者的智慧就等同于法律；而在有文字或文字不广泛流通的社会，将过去奉为神圣的文献则因此产生某种精神上的权威，进而产生了与法律相同的功效。一个美洲印第安社群主张某块土地为其所有，其根据可能来自远古：或者单纯凭记忆来主张从过去至今财产本为其所有（很可能是有系统地世代口传下来的），或者根据从殖民时期以来所得到并且细心保管的许可证（charters）或司法决议（legal decisions），这两者都具有记录过去的价值，可作为现在的规范（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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