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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见科班(Alan B. Cobban):《中世纪大学生的权力》(Medieval Student Power),《过去与现在》第53期(1971年11月),第2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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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斯巴达克斯:公元前73~前71年,本为奴隶后为角斗士的斯巴达克斯率领奴隶起义,后为克拉苏所镇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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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托马斯·莫尔(1478~1535):英国人文主义学者、政治家与法官。因为不愿对亨利八世于1534年颁布的继承法宣誓而被判叛国罪并处死,此法的内容否定了教皇的权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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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温斯坦利:17世纪时的英国共产思想者,认为私有财产制的产生是人类沦落至不平等境地的开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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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布狄卡:英格兰地区艾西尼(Iceni)部落的王后,于公元60年起兵反抗罗马人的统治,被认为是英国第一个女英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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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维钦托利:高卢部落首领,于恺撒带领罗马兵团与部分高卢部落攻打不列颠期间,起兵反抗,被认为是法国民族英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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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阿尔弗雷德国王(849~899),第一个征服整个英格兰地区的国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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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贞德(1412~1431):于英法百年战争中,以农家女身份率领法军对抗英军,1920年被封为圣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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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俄国历史研究普遍强调斯大林时代晚期的科学成就,此举引起了外国的嘲笑,因为他们实际上隐藏了大量俄国在19世纪科技上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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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摩尔人:居于非洲西北部,公元8世纪时占领西班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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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贺雷修斯在桥上的事迹:台伯河(Tiber River)上的塞伯利先桥(Sublician Bridge)是通往罗马城的要道,伊特拉斯坎人(Etrucscans)想由此路攻罗马,贺雷修斯诱敌走上桥面并奋勇砍断桥面,消灭敌军,救了罗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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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斯凯沃拉:罗马勇士,公元前508年,他曾尝试要刺杀围困罗马的伊特拉斯坎国王,失手被捕。斯凯沃拉以右手置于火上烧灼,直至焦烂为止,然后表示罗马尚有百名像他一样勇敢的勇士,伊特拉斯坎人因而退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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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马加比家族:公元前2世纪领导犹太人脱离希腊暴政的犹太家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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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数字之所以有如此魔力,本来就是那些以文字书写而成的编年所产生的副产品:即使到了今日,历史学家仍很难摆脱“世纪”或其他独断的时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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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3章 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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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原本是在1984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的第75届校庆所做的演讲。之前并未出版,我改动了其中的时态,从现在式改成过去式,并且剔除了与其他章节重复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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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在问这个问题时,我并不是沉溺于某种学院派的自我辩护,像某些学术领域如古拉丁文及希腊文,文学批评或哲学,虽然有趣但明显不实用;尤其是尝试着要筹募基金时更是如此,那些出资者只想把钱放在能够明确有收益的事物上面,譬如改善核武器或赚进几百美万元。我现在所问的问题,是每个人都会问的问题,而且是人类有历史以来就会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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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看待过去,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只是一个利益大小的问题:它们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处在个人生命、我们所属的家庭以及团体的连续体中。我们也禁不住会比较过去与现在:这就是家庭相簿以及家庭录像带存在的理由。我们也一定会从中学到教训,这就是所谓的“经验”。我们也许会学到错误的东西——其实我们常常如此——但是如果我们不学习,或至今都没有机会学习,或拒绝学习任何跟我们目的有关的过去,说得极端些,我们就是心智异常。“小孩被火烧到指头,自然就会离火远一点儿。”这句谚语说明了我们是从经验中学习的。理论上,过去——所有的过去,迄今发生的种种事件——构成了历史。过去有很多部分并不属于历史学家掌管的范围,但历史学家能管的也够多的。而且就历史学家编纂及建构过去的集体记忆来看,当代社会的人必须仰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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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历史学家是否真的这么做,而是在于他们确切希望从过去爬梳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确实如此,历史学家是否应该把这些东西交给大众。举例来说,运用过去的方法很难界定,但隐约可以知道是相当重要。一个机构——如大学——庆祝建校75周年,为什么可以这么精确?除了觉得骄傲,或高兴,或一些附带的收获外,在这个机构的历史上独断地设定一个年代上可供纪念的节点,并予以庆祝,我们到底能从中得到什么?我们需要并且使用历史,就算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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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因为人们都认为,绝大部分的人类过去——西欧直到18世纪仍是如此——可以告诉我们社会(不管任何社会)是如何运作的。过去是现在与未来的模范。一般来说,它代表了能解开遗传密码的钥匙,透过这把钥匙每一代人可重制其按遗传密码“复制”出后代并且规范彼此的关系。因此,老人的重要,在于他的智慧,也就是他丰富的经验,记得事情是如何开始如何结束,以及事情该怎么做比较好。美国参议院以及其他议会中的“元老”(senate)一词,就表示了这样的意义。从某方面来看,也的确是如此,像基于习惯法(重习惯、重传统)而产生的法律系统有先例的概念。但是如果在今天,“先例”已经必须要再解释或是废弃不用,以便与目前这个与过去大不相同的环境相符时,那么先例就不再是完全具有(有时还是会有)约束力的了。我知道秘鲁中部的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社群,自16世纪末期以来,就与邻近农场(haciendas)或(自1969年改称)共同耕作者(co-operatives)在土地上一直存在着争执。一代接着一代,不识字的老人带着不识字的男孩到有争议的高原(puna)牧地去,让他们看从以前到现在丧失的公有地疆界在哪里。在这里,历史完全成为现在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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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带我们发现历史的另一个功能。如果现状从某种意义来看是令人不满的,那么过去就提供了能够重构现在的模式,使其能令人满意。过去的日子被界定为——现在仍有人这样想——往日的美好时光,社会应该像过去那样。这种观点仍相当活跃:全世界的人们、政治运动都对乌托邦有一种乡愁的情怀:回到旧日的好道德、旧日的宗教,对于《圣经》或《古兰经》——古代文本——的每个字都深信不疑等等。当然今天已经很难做到这一点了。回归过去,要不是回归一个遥远而必须重构的过去,在数世纪的湮灭之后对于古典时代的“再生”(rebirth)或“复兴”(renaissance),就是(更可能如此)回归完全不存在却完全是有意捏造的事物。犹太复国运动或任何现代民族主义,不是一种对失落过去的回归,因为他们所想象的组织——有领土的民族国家,在19世纪前并不存在。它是一种革命性的创造,只是伪装成恢复而已。事实上,他们必须编造出一段历史,让他们能够去实现这段历史。正如勒南在一个世纪前说的:“把历史弄错,是成为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揭露这个神话,除非他们满足于——恐怕民族历史学家总是如此——充当意识形态的仆人。而这便是在当代社会上历史能做的重要贡献,即便是负面的。而政客并不会感谢历史学家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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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时代,从历史中所得到的经验累积与凝结,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现在似乎已经不是(也不可能是)过去的重现,过去也不可能在实际运作上充当现在的模范。由于工业化的开始,每一代人都带来新的事物,每一件都让人震撼而与过去没有什么类似之处。不过,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区域,过去在日常事务上仍维持着它的权威:历史或经验仍具备旧日的意义,而在事物的处理上仍须遵照祖先的做法。在我们要进入更复杂的主题之前,我想我应该要提醒你们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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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给你们一个具体而完全当代的例子:黎巴嫩。不只是基本局势在150年来没什么改变,当地集结着武装的宗教少数派、环境多山而且恶劣,并且就连当地的政治状况在很长时期也没什么变动。一个名叫琼布拉特(Jumblatt)的人乃是德鲁兹人(Druzes)[1]的酋长,他们于1860年对马隆教派(Maronites)[2]进行屠杀,从那时起如果你为照片中黎巴嫩的领导人填上名字,你将会发现他们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只是政治上的立场与地位不同而已。几年前,有一本19世纪中叶俄国人所写的有关黎巴嫩的书被翻译成希伯来文,而有位以色列军人说:“如果我们那时能够读到这本书,我们就不会在黎巴嫩犯这些错误了。”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就能知道黎巴嫩是怎么样的状况了”。只要一点点基本的历史知识,就能够找到答案。当然我必须补充,学习历史不是唯一能够找到答案的方式,但却是比较容易的方式。学者过度倾向于认定这是因为无知所造成的错误。我的猜测是,耶路撒冷及华盛顿有很多人都知道并且也传达了关于黎巴嫩的完整信息。但这些信息却不为比金(Begin)[3]、夏隆(Sharon)[4]、美国总统里根(Reagan)及国务卿舒尔茨(Shultz)——或其他做决定的人——所接受。要从历史或其他事物学到教训,要两方的合作:一方给信息,另一方接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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