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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下个结论。我承认在实际上，许多时候历史之所以能让我们理解当代社会，是基于历史经验与历史视野的借鉴。历史学家的事业就在于要比其他人知道更多的过去，而他们也要从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不管运用理论与否），否则不足以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例如，过去40年来，许多政治人物研究20世纪30年代，那段充满战争危险的年代——重温希特勒、慕尼黑及其他事件——但对于许多关心国际政治的历史学家来说，一方面知道这是段独特的历史，一方面也不安地觉得它与1914年前夕有类似之处。1965年，有位历史学家写了一本关于1914年前夕军备竞赛的研究，书名为“昨日的武力恫吓”（Yesterday’s Deterrent）。遗憾的是，更多的人们并没有从历史学家总结出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我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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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有两种力量会模糊我们的视野，让我们鲜能学习或留意历史的教训。我已经提过一个，即通过机械的模型与装置所呈现的非历史的、人工设计的、解题式的取向。这个取向在许多领域上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但它却没有历史视野，而且凡是数据无法转换成模型或装置的，从一开始就被剔除。因此，这种思考并不能将所有的变量都输进模型里面，而且就历史学家来看，其他事物并没有办法假定为不变。（这是我们早该从苏联的历史及其崩溃中学到的东西。）另外一个我也曾经提过，那就是为了非理性的目的而系统地扭曲历史。再回到我先前曾提到的部分，为什么所有的国家都要让它们的青少年在学校里读一点儿历史呢？不是为了要了解他们的社会及社会是如何的变迁，而是要认同他们的社会，为他们的社会而骄傲，当一个或成为一个美国或西班牙或洪都拉斯或伊拉克的好公民。这种做法跟发动一场运动没什么两样。历史要是成为鼓动人心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自我褒扬的神话了。这时，没有什么东西会比历史这样的眼罩更危险的了，现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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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块眼罩拿掉，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若是做不到，至少偶尔将它轻轻掀起——如果能够这么做的话，就能让当代社会可以看清一些事物，即使了解的过程并不好受，但却能因此有所帮助。幸运的是，大学是教育系统中一个允许（甚至是鼓励）历史学家进行这种工作的地方。但也不总是如此，因为历史专业的培养多半在于训练一群服务于政权并将政权合理化的人。不过，不是所有的历史专业全都如此。大学毕竟是批判性的历史比较容易存在的地方——一个在当代社会中我们可以受到资助的地方——而在庆祝校庆的同时，发表这样的看法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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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鲁兹人：原为宗教团体德鲁兹派，始于11世纪初，从伊斯兰教什叶派分出，是一个独立的宗教教派，不属于伊斯兰教、基督教或犹太教，主张一神论及灵魂转世说。由于主张只能与教内人士通婚，于是本来是宗教派别，逐渐转变成具有种族性质，不过大体上其种族仍是阿拉伯人。自20世纪40年代与马隆教派爆发冲突，战事延续到1860年停止，从那之后德鲁兹人的领袖就一直由琼布拉特家族担任。之后与马隆教派的冲突仍不断，如1893、1926及1953年战事都较为激烈，最近最有名的就是黎巴嫩的内战（1975~1991）。霍布斯鲍姆在本文中所指的名字相同，大概指涉的是琼布拉特家族长久以来领导德鲁兹人作战的状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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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隆教派：4世纪时一群以马隆（Maron）这个僧侣为首的基督徒，他们以马隆的生活方式为他们的模范。公元7世纪开始兴起于安提阿（Antioch）大主教区，于8世纪出走往南到叙利亚、黎巴嫩一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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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金（1913~1992）：于1977~1982年之间担任以色列总理，主要政绩为促进以埃合谈，并与埃及总统纳瑟（Nasser）签定以埃和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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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夏隆（1928~ ）：于2001年2月就任以色列总理至今。夏隆曾在比金担任总理期间担任国防部长：他策划了1982年6月入侵黎巴嫩的行动。在一个官方委员会的调查发现中，夏隆被指控要为在1982年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屠杀负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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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超级计算机：可以分成两种，一是单独一台功能强大的机器（real），但随着现在个人计算机、工作站等级的计算机越来越强大，可以把好几台计算机并联平行处理达到超级计算机的功能，称为概念性（notional）的超级计算机，这两种都称为超级计算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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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康德拉捷夫（Nikolai Kondratiev，1892~1938）：俄国经济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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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80年6月3日，计算机误判有大量苏联导弹发射，于是100架B52轰炸机待命起飞，后来及时发现是计算机错误。不过，三天后又发生相同状况，证明只是虚惊一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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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修昔底德（约前460~前400年之后），古希腊时代的雅典贵族，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sian War）。——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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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基雅维利（1469~1527）：佛罗伦萨共和国政治家，主张权谋霸术，著有《君主论》（The Prince）与《佛罗伦萨史》（History of Florenc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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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德川家康（1542~1616）于1603年受天皇命为征夷大将军，开幕府于江户，一直到末代将军庆喜于1868年将大政奉还于明治天皇，为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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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G点：得名于欧内斯特·格拉芬贝格（Ernest Grafenberg，1881~1957）。女性阴部的前壁有一块区域，他发现对于一些女性来说，这块区域能引起性欲，此区即命名为G点。G点是个环绕着尿道的腺体组织，在性高潮时即透过尿道分泌液体，其功能与男性的前列腺类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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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唯意志论：神学流派之一，认为上帝（或实存的最终本质）乃是一种意志（will）。只有意志才能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则是不鼓励思辨而主张以实践来掌握自己的生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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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盖尔纳（1925~1995）：英国哲学家、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经典作品为《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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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摘自《泰晤士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84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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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萨林斯（1930~ ）：当代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研究波利尼西亚与夏威夷的原住民，以及从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与当地人的互动。他曾提出在石器时代向农业时代过渡之前，那些原本以渔猎采集为生的人，开始经历一段富裕时期。借助初步的农耕，人们获得了较多的食物，就不用花同等时间去打猎采集，因此那时代人就拥有大量的“休闲时间”（leisure time）。不过粮食一充裕，人口一多，就又需要增加工作时间，休闲时间因而减少，而结束了这段富裕时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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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麦金莱（1843~1901）：美国第25任总统（1897~1901）。——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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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4章 向前看：历史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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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发表于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是戴维·格拉斯纪念讲座（David Glass Memorial Lecture）的第一次演讲，并且分别由伦敦经济学院及《新左派评论》出版印行。本文刊于《新左派评论》第125期（1981年2月），第3~19页。本文已稍做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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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演讲是戴维·格拉斯纪念讲座的第一场。格拉斯是伦敦经济学院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与学院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由于他在此任教，使得学院的名声也大大提高。我要补充的是，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践传统的时候，他却代表了本校最好的传统：那就是社会改革的传统，激进主义的传统，以及学生都不是富家子弟的传统。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首部关于人口学的著作中下了一个结论——他一直都是英国人口学的权威——要求“提供给工人阶级一个足以养育子女而免于遭受经济与社会困难的生活条件”。他对于自己成为从1855年伟大的威廉·法尔博士（Dr William Farr）以来，首位进入皇家学院（Royal Society）的社会科学家感到自豪，因为他认为自己（像法尔一样）是“在”（in）社会而且是“为了”（for）社会的社会科学家，而不只是研究社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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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个纪念他的讲座，很自然地就要谈“社会趋势”（social trends）。这个词就我的理解，从广义来看，是研究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且思考我们要怎么做。这暗示着我们要尽可能地研究未来。这是一个有风险的，经常是令人沮丧的，但却也是必要的活动。而且所有对于现实世界的预测，多半要从过去所发生的事来推论，也就是从历史来看未来。因此，对于这个主题，历史学家应该会有相关的看法。相反，单就历史与未来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来看，历史与未来不可分。我刚才说的话，现在已经变成了过去。我将要说的，则是属于未来。介于这两者间的地带，有一个纯属于观念的但不断变化的点，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称这块地带为“现在”。而如每个著书人都知道的，把过去与未来分开，完全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将现在与过去区别开来，也有技术上的理由。我们不能要求过去直接回答任何问题，因为现在的问题没有办法对过去提出，虽说我们可以运用作为历史学家的智慧，从过去所留下来的蛛丝马迹找到间接的答案，但这也行不通。相反，如每个民意调查单位所知，我们可以问现在任何可问的问题，但就在回答与记录的时候，马上就变成过去了，即便是最近的过去也还是过去，不过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现在的发问。因此，过去、现在与未来构成了连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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