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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00 [13]盖尔纳（1925~1995）：英国哲学家、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经典作品为《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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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02 [14]摘自《泰晤士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84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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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04 [15]萨林斯（1930~ ）：当代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研究波利尼西亚与夏威夷的原住民，以及从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与当地人的互动。他曾提出在石器时代向农业时代过渡之前，那些原本以渔猎采集为生的人，开始经历一段富裕时期。借助初步的农耕，人们获得了较多的食物，就不用花同等时间去打猎采集，因此那时代人就拥有大量的“休闲时间”（leisure time）。不过粮食一充裕，人口一多，就又需要增加工作时间，休闲时间因而减少，而结束了这段富裕时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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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06 [16]麦金莱（1843~1901）：美国第25任总统（1897~1901）。——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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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11 论历史 [:1707559190]

1707559612 论历史 第4章 向前看：历史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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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14 这篇论文发表于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是戴维·格拉斯纪念讲座（David Glass Memorial Lecture）的第一次演讲，并且分别由伦敦经济学院及《新左派评论》出版印行。本文刊于《新左派评论》第125期（1981年2月），第3~19页。本文已稍做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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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16 这个演讲是戴维·格拉斯纪念讲座的第一场。格拉斯是伦敦经济学院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与学院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由于他在此任教，使得学院的名声也大大提高。我要补充的是，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践传统的时候，他却代表了本校最好的传统：那就是社会改革的传统，激进主义的传统，以及学生都不是富家子弟的传统。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首部关于人口学的著作中下了一个结论——他一直都是英国人口学的权威——要求“提供给工人阶级一个足以养育子女而免于遭受经济与社会困难的生活条件”。他对于自己成为从1855年伟大的威廉·法尔博士（Dr William Farr）以来，首位进入皇家学院（Royal Society）的社会科学家感到自豪，因为他认为自己（像法尔一样）是“在”（in）社会而且是“为了”（for）社会的社会科学家，而不只是研究社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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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18 因此，这个纪念他的讲座，很自然地就要谈“社会趋势”（social trends）。这个词就我的理解，从广义来看，是研究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且思考我们要怎么做。这暗示着我们要尽可能地研究未来。这是一个有风险的，经常是令人沮丧的，但却也是必要的活动。而且所有对于现实世界的预测，多半要从过去所发生的事来推论，也就是从历史来看未来。因此，对于这个主题，历史学家应该会有相关的看法。相反，单就历史与未来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来看，历史与未来不可分。我刚才说的话，现在已经变成了过去。我将要说的，则是属于未来。介于这两者间的地带，有一个纯属于观念的但不断变化的点，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称这块地带为“现在”。而如每个著书人都知道的，把过去与未来分开，完全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将现在与过去区别开来，也有技术上的理由。我们不能要求过去直接回答任何问题，因为现在的问题没有办法对过去提出，虽说我们可以运用作为历史学家的智慧，从过去所留下来的蛛丝马迹找到间接的答案，但这也行不通。相反，如每个民意调查单位所知，我们可以问现在任何可问的问题，但就在回答与记录的时候，马上就变成过去了，即便是最近的过去也还是过去，不过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现在的发问。因此，过去、现在与未来构成了连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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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20 除此之外，即使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想要明确地区分过去与未来，而也的确有人这么做了，但却没有人接受他们的说法。所有的人类与社会都植根于过去——植根于他们的家庭、社群、民族或其他相关的团体，或甚至是个人的记忆——他们都从与过去的关系中来定位自己，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明明现在跟过去是一样的：但人们总是会说“比以前更怎么样”。还有，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其中有绝大部分是来自学习、记忆以及经验，于是构成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不断对峙的庞大机制。人们总是从了解过去的过程中，来预想未来会是如何。他们必须如此。姑且不提公共政策，一个有意识的人在过平日的生活时，总是需要了解过去。而他们这么做当然是基于一个合理的假定：大体而言，未来与过去的链接是有系统的，并不是毫无道理地将外在条件与事件硬生生地绑在一起。人类社会的结构、进程，以及再造、变迁与转变的机制有其系统，能限制事物发生的数量，决定哪些事物会发生，并对于其余的事物赋予或高或低的发生概率。这隐含某种（不可避免是有限的）程度的可预测性——但是，如我们所知，这并不等于成功的预测。不过，我们要记住，不可预测性之所以如大片乌云般地笼罩着我们，那主要是因为关于预测的讨论总是集中于（基于明显的理由）讨论未来的不确定，却很少讨论确定的部分。毕竟我们并不需要气象专家预测，冬天之后春天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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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22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是值得的、可能的，甚至也是必要的。这并不表示未来是注定的，也不表示未来是可知的。这也不表示没有别的选择或结果，或者预测者没有对的可能。我心里比较想问的问题其实是：预测了多少？什么样的预测？如何改善预测？历史学家如何参与预测？即使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从理论与实际来说，未来仍有许多我们无法知道的，不过至少我们可以更有效地集中心力在预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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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24 然而，在我思考这些问题之前，让我先对另外一些问题稍作思考：为什么预测会在历史学家之中不受欢迎？为什么很少有人会想去改善预测，或是思考预测的问题，即便是肯定预测的价值跟可行性的历史学家，如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答案很清楚。历史预测的成果，说得客气一点儿，还没有成气候。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曾经做过预测，都经常失败得很惨。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宣称我们的专业活动就是要停在昨天，而不是预测；或者是将自己局限在那些已经研究过但还是含糊不清的问题上，这些问题以前具有古代神谕的特质，现在则像是旧报纸中的星座专栏。不过，虽然预测的成果很不理想，却没有因此让其他人、其他学科或一些伪学科停止预测。今天，仍有大公司致力于预测，不受失败与不确定的影响。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甚至在绝望之中，还是重建了德尔菲神谕（Oracle of Delphi）的更新版［我不是在开玩笑：这个特殊的预测机制，名字就叫作“德尔菲技术”（Delphi technique）］，通过一个选拔出来的专家团队，来征询如何处理鸡只内脏的问题，之后再看是否能达成共识，最后才做出结论。除此之外，也已经有许多由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及其他无法归类的观察家所做成的成功预测的例子。如果你不希望再度引用马克思，那么我会建议你也可以引用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1]以及布克哈特（Burckhardt）[2]。除非我们认为（而这是不可能的）这些成功的例子都只是运气好，那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些例子背后的方法论是值得研究的：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击中目标，或者是提高命中率，就更应该去研究它们。而相反，不断失败的原因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达成命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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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26 遗憾的是，之所以会造成一连串的失败，其原因乃是人类欲望的力量。关于人和天气的预测都是不可靠且不确定的工作，但却也不可或缺。另一方面，运用气象学的人知道他们并不能——或者你认为这样说比较好，还不能——改变天气。他们的目标是针对他们所不能改变的天气，做最好的运用，亦即，制定自己的行动方案以应对不同的天气。作为一个个体，人类也许可以用大致相同的方式来预测，也许成功的状况很少，但却可以对此采取有效的行动。我已故的岳父曾准确地料到奥地利迟早会落入希特勒手里，所以他在1937年时，把事业从维也纳迁移到曼彻斯特（Manchester）——但是能像他这样明智的维也纳犹太人并不多。然而，作为一个集体，人类倾向于从历史预测中寻找能够改变未来的知识：不只是什么时候该储存防晒乳液，而且要创造阳光。由于有一些人类的决策或多或少会对未来造成明显差异，因此这种期望不能完全忽视。然而，这些决策常常反过来影响了预测的过程。因此，历史预测与气象预测不同，前者常被周遭不断出现的评价所影响，它们可能基于不同的理由而认为这个预测不可能或不好，而最常见的理由其实就是我们不喜欢这个预测。历史学家比较吃亏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坚定不移的听众，也就是说，不管他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他就是定期且迫切地需要气象预报：如水手、农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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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28 我们四周围绕着人群，特别是那些关心政治的，当他们还没说他们已经发现过去的时候，他们会说他们有必要从过去学点儿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些人主要的兴趣是运用历史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辩护。在这种状况下，历史学家的预测能力就很难有提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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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30 然而，我们不能把问题都推到听众身上。预言者本身也要分担一点儿罪过。马克思自己就为人类社会设定了一个特定的目标：共产主义，而他在进行历史分析之前，就已经认定无产阶级有其特定的任务，而他的历史分析也是在不了解无产阶级为何物的状况下，就认定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就他的预测先于历史分析来看，就不能说他的预测是以历史分析为基础，但这也不能证明他的预测一定是错的。我们至少一定要小心地区别基于分析而生的预测以及基于欲望而生的预测。因此，在那段著名的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讨论中，马克思预测，个人资本家通过“不断迫近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法则”（the immanent law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itself）来进行没收（意即，通过资本的集中以及取得必然的劳动过程的社会形式，有意识地运用科技及有计划地剥削全球资源），其根据乃是历史的—理论的分析；至于马克思的另一个预测则与此不同而不那么重要，就是无产阶级本身将自成一个阶级，终将成为“剥夺者的剥夺者”（expropriator of the expropriators）。这两个预测虽然彼此相关，但绝不是同一件事，而且实际上我们只接受第一个预测而不接受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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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32 我们当中做过预测的——谁没做过呢？——都能了解预测具有心理上的（或者你会比较喜欢说是意识形态上的）诱惑力。我们并不会躲避它。如果历史预测者对于社会所呈现的沮丧心态保持中立，就好像气象学家面对反气旋一样的话，那么历史预测将会比现在更好。完全的无知，我认为这是预测者的主要障碍。留意预测的人，会以有意识的行动来否证（falsify）[3]预测，让预测失灵，不过，完全的无知却比这一点要严重得多。不过，这一类否证的行动到目前为止并不多见，也并不是很有成效。最安全的历史经验法则，还是那句话，没有人能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凡是研究社会主义政权的农业政策，还有研究撒切尔夫人（Mrs Thatcher）[4]经济政策的学者，都会同意这一点。不幸的是，俄底浦斯（Oedipus）仍然可以当成是人类面对未来的寓言，不过有一个重大的不同：俄底浦斯十分想逃避杀父娶亲的命运（如神谕所预言），但他不能。大部分的算命师跟他们的顾客都会认为不好的预言都可用某种方式来化解，因为预言不好，不表示已经真切地确定下来，或者说，可以用别的方式让不好的结果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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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34 我曾提过，已经有很多企业在进行预测。其中大部分都与特定活动的未来发展有关，主要的领域是在经济、土木及军事科技。这些预测技术会问一连串相当特定且有限制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会受到各种变量的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算是孤立的。预测中有很大一部分——不管是用在私人或是公众事业上——并不是用来预言一个未来会发生的事实，而只是做一种肯定或否证。因此一般来说它是一种条件的形式。原则上，它并不对实际的未来或特意建构的未来做验证（verification），后者指的是实验室里的模型，在其中一切与主题无关的变量都被剔除掉。预测中也有很多的命题（propositions）[5]，大部分以逻辑—数学形式呈现，不同命题的结合就会导向某种不同的结果。如果实际的状况刚好跟某些命题符合的话，那么预测模式就会判定某种结果将会产生，以此而产生预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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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36 历史预测与其他所有的预测都不同，原因有二。第一，历史学家关心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那些与主题无关的事物都不能用人为方式将其设定为不变。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历史学家认为没有所谓理想的全球实验室，可以让我们（理论上是可行的）建构一个环境，使市场价格与货币供给在当中能具有一种可预测的关系。历史学家本来就关心复杂与变迁的整体，即使是最特定以及界定最严密的问题，也只有放在这种脉络中看才合理。历史学家与大型旅行社的预测者不同，历史学家之所以对于未来在假日出游的趋势有兴趣，不是因为这是我们关心的重点——虽然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领域做专门的研究——而是它与变迁中的英国社会及世界文化有关系。在这一方面，历史类似于生态学，不过却较为宽广与复杂。当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从互动关系的无缝之网中找出特定的线时，要是我们主要的兴趣不是放在网本身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在研究生态学或历史。因此，历史预测原则上是用来提供整个结构与组成形式，至少潜在地要能用来回答所有有特殊兴趣的人所问的与预测有关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要能够回答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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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38 第二，作为理论家，历史学家并不关心预测能不能确认。他们做的许多预测，无论如何都无法在这一代或下一代被验证，而自然科学所做的历史预测也是如此——例如，气象学对于未来冰河时期的预测。我们可能会比较相信气象学家而不相信历史学家，但是我们仍然并不能证明前者是正确的。有人说，对于社会变迁趋势的分析，必须“以可检验而可预测的命题来加以明确陈述”。这种说法对我们的儿孙是慈悲的，但对于那些可怜的老人如维科（Vico）[6]、马克斯·韦伯（Max Weber）[7]及附带一提的达尔文（Darwin）来说却是残酷的，因为这样就局限了社会分析的规模并造成历史本质的误解，历史本来是用来研究时间流程中的复杂转变。有人说，历史要是只专注于目前可见的资料，而不管那些在未来而目前不可得的资料，如此岂不方便。不管历史的预测是不是禁得起验证，历史的预测却是在陈述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过程中很自然就会浮现出来的东西，因为这个过程指涉着未来；就算许多历史学家也许宁愿避免向未来去延伸他们的陈述也一样。修改一下孔德（Auguste Comte）[8]的话，不是为了预见（prévoir/foreseeing）才去认知（savoir/knowing），但预见却是认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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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40 而历史学家是持续地在预见，但却是回溯性的。他们的未来恰好是现在，或者相对于“较远的过去”（more remote past）来说，未来就是“较近的过去”（more recent past）。最传统及最“反科学”的历史学家长久以来所分析的就是局势与事件的结果，或另类反事实的可能性（alternative counterfactual possibilities），以及时代间的交替。在这方面相当勤奋的历史学家，如戴克勋爵［Lord Dacre，即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9]在牛津的告别演说，以他们的研究方式来反对可预测性，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所用的方法却是预测。这些用来分析历史原因、结果及另类可能的方法，乃是得益于那些重视预测的学者，他们拥有一种重要且难学的武器，也就是“后见之明”。因此他们的方法与预测者有关，两者原则上是类似的。这些方法的价值，不只在于从各种真实历史经验庞大的累积中找出指导现在的原则；还在于用目前所发生的事实来验证过去对现在所做的预测是否正确，并思考其预测为什么正确或错误；最后则是从世世代代长久研究人类的活动当中，历史学家已经取得了大量实际的经验与判断。因此，总结以上，其价值主要可分为两点。首先，历史学家的预测（虽然是回溯性的）包括了繁复而整体的人类社会事实，以及其他不能以实验控制的模式来处理的事物，而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的“其他”，所有的事物都归属于一种关系的体系；从这个体系中，我们只能具体地陈述人类的社会生活，而无法用抽象的方式来表述。其次，真正的历史学总是要去挖掘社会互动的模式，变迁与转变的机制与趋势，以及社会转变的方向；历史学本身所提供的架构要比那些“统计图”（statistical projections）要恰当得多了，后者“用某种范畴来汇编统计预测，而做成图表，根本不具有任何理论的意义”。历史的预测不只是想象的预测（imaginative presentiment or Ahnug，借用布克哈特的用语）[10]而已，否则就等于是历史学家的猜测。我并不是要贬抑它：但它的确不够。而从这里——让我稍稍做个宣传吧——正可看出马克思以及其他采取类似研究历史发展的方法（不管他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独到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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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42 用历史来做预测的方法有二，通常都会合并使用：用通则化及模式化来预测趋势，用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来预测实际的事件或结果。预测英国经济会持续衰退，这是第一种；预测撒切尔夫人政府的未来，则是第二种。预测一些诸如苏联或伊朗革命这一类的事件（我们刚好只看出了一件，但另一件则没有看出），则融合了两种方法。除非实际发生的事件的确与一些趋势有差异，就像1945年盟军分区占领德国这个事件，与针对现在两德各自发展出不同的社会趋势所做的分析，两个主题是有差异的（这种状况随着1990年两德统一而更明显了），否则，两种方法是同时并用的。本来一些细微的不确定性不会影响到对未来的预测，但如今这种不确定性却越来越大——即便这些不确定随后可以被呈现为确定，如“固定的”拳击赛——以至于我们只能将其局限成一连串可能发生的场景。我们也可以将一些不可预测而又琐碎的因素予以忽略，但这种做法经常隐约地显示出，我们是从自己所提问的问题出发来判断这些因素是否重要。有许多这一类的不可预测的因素，到今天还是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我们也许不知道美国总统会不会被暗杀，但是分析与经济告诉我们，这个问题不可能会造成什么影响。其他琐碎不重要的问题就留给某些政客，对他们来说，政治上的一个星期可是段长时间：或留给某些历史学家，他们渴望知道诺思科特爵士（Sir Stafford Northcote）在1875年10月8日写了什么给克罗斯（R.A.Cross）。另外一些不可预测的就无人问津了。尽管如此，我们除了为读者呈现一套发生可能都相同的场景外，也最好是将这些场景再细分为两类，如犹太笑话所说的，每一个状况都有两种可能。这就是历史学家从回溯的预测中所能提供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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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44 从这一点来看，运作方式相当特别的回溯预测可能有其用处：如俄国十月革命，我们在事后对这个事件所发表的种种看法，都应该拿来与当时人的预测做个对比。由于这种做法一定会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发生的话”（might-have-beens），所以，这种回溯的预测是一种反事实的历史形式（a form of counterfactual history），亦即，如果这段历史发生会如何，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过。不过，我们必须将这种方法与相当普遍及众所皆知的反事实思考形式区别开来，即“计量史学”（cliometricians）[11]。我在这里的讨论重点不在于反对这种对于过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做法——因为这样就等于完全否定它——或是讨论其有效性。我只想提出，量化经济史的流行形式完全没有做到对历史概率的评估。奴隶经济是不是在经济上是个可行、有效率而且好的经营方式，这个命题我姑且不谈它的对错，但这个命题跟这个制度能不能延续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当中并没有关于这个经济制度能运转多久的论证。事实上，奴隶制度在19世纪时不约而同地在各地消失了，它的衰弱与崩坏是可以自信及正确地预测出来的。预测，不管回溯与否，都要去评估概率，否则就根本不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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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46 不管1905年及1917年的环境是多么的特别及不可预测，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仍然是大家预料中的事。为什么？在对俄国的社会与制度做过结构的分析之后，我们相信沙皇制度不可能克服其内在的弱点与矛盾。如果这样的分析真的正确，那么在原则上这样的分析就不用问“如果发生的话”，因为它已经确定会发生了。就算这时俄国有好的政策或能干的君主想力挽狂澜，但也不过像是西西弗斯（Sisyphus）[12]一路推着石头上山罢了。沙皇时代曾间断地有过有效的政策与不错的政治家，并且有辉煌的经济增长表现，这些信息误导了一些自由派人士，让他们以为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跟列宁（Lenin）的话，就不会有革命。然而其实不然。机会并不站在沙皇这一边，就算列宁这个政治人物很明智，让斯托雷平（Stolypin）[13]的农村政策有机会成功，革命仍旧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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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648 大部分的西方人士都预期（其中不乏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列宁本人）十月革命将会造就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所构成的民主政府，但为什么还是有一些人对此表示怀疑呢？因为事实很明显，俄国的自由派人士及资产阶级太弱，不足以担此重任。在1905年到1917年期间，俄国资产阶级大量增长，与1900年之前相比，他们更为自信，然而他们的弱点也开始显现。他们的自信在1917年时闯了大祸，有位优秀的历史学家相信，1917年的激化，乃是因为城市工人被资产阶级政府企图重新控制工厂（实际上已不可能）激怒所致。时至今日，这种前瞻的预测已经较为容易，这是因为从1914年以来，我们已经学到，一个自由民主政权要稳定的特定历史条件是什么；也知道要从资产阶级及其他社会中层对于这个政权有多支持或有多游移来判断。从这些历史的教训里——而不是用无法预测的方法，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提过的布克哈特以及其他保守的预测者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考虑除了布尔什维克（Bolshevism）[14]政权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例如非民主式的资本主义政权：也许是一个军政府形式。但从1917年军队全面瓦解来看，这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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