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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唯一能做编年上的预测，而且还相当有自信的，就是那些根据规律周期而能看出明确机制的预测，就算我们不了解内容，也不影响预测的准确度。经济学家就是寻找这类周期的伟大研究者，不过有时候人口学者也会处理这方面的问题（通过世代与年龄段的接续与成熟来找到周期）。其他的社会科学也宣称它们发现了周期，只是帮助不大，有用的多半只局限在相当专业的预测上。例如，如果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18]是对的，女人服饰“最大值（maxima）与最小值（minima）之间的转换相当规律，平均大概是50年左右”（我对此没有意见，有意见的应该是布匹商人）。不过，之前提过的“康德拉捷夫长期波动”就没有那么狭隘。即便我对这个已被广为接受的学说没有什么解释，以及许多人对这个学说仍然存疑，但是它的确能帮助我们预测，不只在经济学上，还在社会、政治与文化层面可以让我们看到交替的循环。欧洲史的学者觉得最有用的19、20世纪分期，大部分都与康德拉捷夫波动吻合。遗憾的是，对于预测者来说，这样的预测工具实在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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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编年不谈，历史学家即使面对最普遍而有力的预测形式（如社会科学），也是毫不逊色。社会科学的基础是理论性的命题或模式（基本上是数学形式），可以运用在各种事实上。但这既无价值又不适当。说它没价值，是因为如果我们设定了各种变量，并在其间强行建立一种逻辑关系的话，就根本没有论证的空间了。如果人类在有限资源的使用上，消耗的速度远高于寻找替代品的速度的话，那么资源迟早都会耗尽，就算有石油储量也没有意义，唯一有意义的讨论就只剩下什么时候资源会用光的问题。所有命题的建构都应基于经验，没有经验，预测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说它不适当，是因为它太概括，没有办法处理具体的问题，想用这种方法来预测注定要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格拉斯会说（我想这也可以用在经济学跟语言学上），人口学在社会科学当中已发展得最为成熟，因为它跟物理学有着极高的类似性，不过，它在预测工作上也有着糟糕的记录。因此，马尔萨斯（Malthus）[19]的命题，人口不可能在超越生活资源所能提供的条件下永远地增长，这一点至今仍然适用且有价值。不过，马尔萨斯的理论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人口增长与生活条件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它没有办法预测或回溯地解释马尔萨斯自己所说的危机，如爱尔兰的大饥荒。如果我们想解释为什么爱尔兰有饥荒而兰开夏（Lancashire）[20]却没有，我们就不能用马尔萨斯的模式，而应该排除这个模式并且直接分析一些要素才对。相反，如果我们要预测索马里（Somalia）[21]的饥荒，我们不应该翻来覆去地说，之所以会有饥荒是因为食物不够。简单地说，人口理论可以做一些假设性的预测，但这并不是预测，而预测本身也用不着人口学的模式。那么，预测的基础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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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马尔萨斯本人对于趋势的预测来看——其实是错误的——他依赖一些历史数据、人口增长，以及自以为是地挑了一些经验素材（其实是独断选取的），来预言农业生产力的增长率，然而这却毫不实际。人口学或经济学的预测，不能只是将他所设定的变量翻译成实际的数量就好，这种做法是很有争议的：他必须要持续地走出他的理论分析及专业领域，而进入整个历史领域，不管过去或现在。为什么西方的土地肥力到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就不再下降，致使大家对于未来人口的增长做了一番修改？要回答这种问题必须要靠历史学家，而历史学家在回答问题当中还可以对未来可能的变迁提供不少意见。为什么有些人认为第三世界在工业化与都市化之后，人口增长率会趋缓呢？不只是因为以前已经有这样的例子（即历史资料），而且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过程（即历史惯例）也可以类推出这样的结论。庆幸的是，人口学家已察觉到这一点，比经济学家好多了，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历史人口学的欣欣向荣及回溯计量经济学的历史，就能了解。格拉斯大半生都是个社会学家，而不是个人口学家，这一点不需要我多说，而除了对其他领域也有广泛的兴趣，他也是个博学而敏锐的历史学家。他之所以是个伟大的人口学家，在于他知道“在人口学领域当中，人口学者的才能只占其中一部分，其余的重任都在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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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必须说，历史学家就像社会学家，在面对未来时相当无助，不只是因为大家都是如此，而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所调查的整体或系统没有清楚的观念，而尽管已经有了马克思开创性的研究，他们对于不同元素间的互动也还是搞不清楚。我们关心的是，“社会”（不管单数或复数）到底是什么？生态学家会划定一个生态系统，人类学家处理的是小的、孤立的及“原始的”社群，但研究人类社会的人就不能这样说，特别是在现代世界。我们还在找寻出路。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会说，我们不能隐瞒自己的无知，而大部分的社会科学家不会这么做。我们与社会科学家不同，我们不会受到引诱而向有威望的自然科学学习，那只会成为一种模仿，一种虚假的精确。除此之外，毕竟我们跟人类学家所处理的人类社会经验的深度与广度并不相同。而且，只有我们在研究人类社会时，要顾及历史的变迁、互动与转变。历史本身能提供方向，任何人面对未来而没有历史，将是盲目而危险的，特别是在高科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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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提一个极端的例子吧。如果你们还记得，在1980年6月，美国监测系统发现苏联发射了导弹，几分钟之内，美国核武器进入紧急状态，但最后发现是计算机出了问题。假设现在有看门人进入这个大厅，告诉我们爆发核战争了，那么即便是最悲观的人都能在3分钟之内认定这个人一定搞错了，这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原因。世界大战的爆发，之前一定有一些初步的危机出现，不管它有多短或只是个征兆，而过去几个月、几个星期或几天，都没有这样的事，因此不足以让我们相信战争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正遭逢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那么有信心了。简单地说，我们脑子里有一个理性的模式，基于对于过去的信息与分析，而能够计算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排除那些可能性不高的事物，而考虑其余合理的可能性，来评估概率。我不认为加拿大会花时间来计划如何防卫美国，或是英国会想办法防范法国的入侵。如果不做评估，我们会假定任何事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而这种假定只会在恐怖片或飞碟粉丝群中出现。或者是，我们要求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要做好预防措施，那么我们就等于在遵守一个非理性的“只做最坏打算”的工作程序，特别是我们在当公务员时会有一种少做少错的心态，就是这种状况的例证。凡事做最坏打算，跟凡事做最好打算一样，都是不理性的。不过在做最坏打算时，反应的方式却可以有所不同：一种是直接采取预防措施，另一种则是有步骤地来处理。例如，1940年时，英国政府就想将所有的德国与奥地利难民全都赶到铁丝网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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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做最坏打算”反映在心理学上，就是偏执狂与歇斯底里。目前我们的确生活在紧张与恐惧中［这一段话是写于“第二次冷战”（second Cold War）[22]的高峰］，在歇斯底里中还夹杂着历史思维的丧失。做最坏打算的人，不只是那些专业的预测者——如军事部门、特务及恐怖小说作家，他们经常在揣摩情境——还有那些地缘政治专家，他们思索着在非洲活动的阿富汗与古巴（与法国区别）军队。更严重的是，我们用机器来理解世界，我们建造了一个自动系统让我们处处从最坏来打算，因而很容易将任何符号的移动误读为“攻击”。没有历史学家的介入，只有同样也是自动化的交叉检测来显示机器所造成的误读，以此避免毁灭。这种辨认错误的警报，所用的只是归谬法，面对未来毫无历史眼光，令人毛骨悚然。我不是真的预期，如果战争爆发，它必是由盲目的技术差错所致。不过，这种状况的确有可能发生，这也显示了历史的理性思维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让我们评估未来及人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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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如何下结论呢？历史学家不是先知，不能也不应该尝试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的全球新闻服务电子布告栏上写出下一年度或下一世纪的新闻头条。我们不是也不应该在先知公司的末日学部门工作。我知道有一些思想家，其中也包括一些历史学家，将历史过程看成人类命运的展开，朝向一个幸福或不幸福的未来走去。这种想法对于身处自信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家来说，在道德立场上显得很有说服力，他们相信人类的命运已经在现在的社会找到了归宿，把奥马哈（Omaha）[23]当成了新耶路撒冷（Jerusalem）。这种想法不容易被否证，但也没有任何帮助。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24]曾说，人是希望的动物。我们总是梦想，有太多理由让我们如此。历史学家也是人，也会对人类的未来有自己的想法并为此而奋斗，如果他们发现历史似乎（有时也确实如此）正朝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走，他们也会喜悦。无论如何，如果人们对未来失去了信心，用“诸神的黄昏”（Gotterdammerung）[25]来取代乌托邦，那么这对整个世界并不是件好事。不过，历史学家的工作是要找出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不应该受到对于历史展望的喜好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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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说吧。因为不喜欢马克思所论证的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而因此搁置他的理论，或只是因为支持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终能胜过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就拥抱马克思，这两种做法都一样没有帮助。我相信马克思以其深邃的洞察力看出了一些基本的趋势，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趋势实际上会带来什么。就像许多在过去曾预测的未来一样，当未来到来，也许是看不出来的，不是因为预测错了，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认出这位有趣的陌生人就是我们预料将会出现的人。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像熊彼特（Schumpeter）[26]一样，他对于马克思的杰出分析有所保留但也表示尊敬，熊彼特主张：“说马克思容许大家以保守的方式来诠释他的想法，就是说，要严肃地引用他的想法”。不过我们应该要记住，希望与预测虽然不可分，但毕竟不是同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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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对于探索未来，能做的贡献还很多：发现人类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找出人类活动的环境、区域、潜力及结果；区别可预见的与不可预见的，以及各种先见之明。除此之外，历史学家还可以批判那些愚蠢而危险的运作，也就是建构自动化的机器来进行预测，这种做法居然还受到一些追求科学地位的研究者的欢迎：我又要引用某一位社会学家的说法，接受这种方式来预测革命的人，将“早期现代化如果要造成社会革命，其规模要有多大多快”这个问题予以量化，其方法则是“从横断面与纵断面这两个方面，来收集各种比较性的资料”。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这么做。历史学家可以也应该批判那些更危险的运作，如未来学（futurology）。未来学不去思考那些可以思考的，却去思考那些根本不可知的。他们懂得运用统计学的外推法。他们会说什么可能发生，但更常说什么不可能发生。他们并没有搜集很多资料——这是历史的核心。如果他们想花多一点儿时间来评估及改善他们预测未来的能力，或者是想把宣传工作做得好一点儿，那么他们也许会搜集多一点儿资料。不管是什么，他们就是懂得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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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托克维尔（1805~1858）：法国政治家、历史思想家，著有《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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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克哈特（1818~1897）：瑞士历史学家，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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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不断找出让理论无法解释的资料，来证明理论是否合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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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撒切尔夫人（1925~ ）：于1979到1990年间担任英国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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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命题：一种仔细思考后所构成的意见或判断，由许多这一类的意见与判断紧密构成起来的陈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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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维科（1668~1744）：意大利那不勒斯哲学家，为历史哲学的起始者，著有《新科学》（New Scienc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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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对于官僚制度有着深刻分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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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的开创者。著有《实证主义哲学》（Positive Philosophy）。——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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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休·特雷弗-罗珀（1914~ ）：英国历史学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务于英国情报局，因而在研究德军情报上有崇高地位。战后开始研究希特勒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著名的现代历史学家。于1980年获封爵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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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hnug即Ahnung，其意义为凭借感觉与直觉来进行预测，而非凭借理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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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计量史学：发展于1945年后，用自然科学的方式来处理经济史。这种取向与过去的经济史不同，它不再描述或解释特殊而个别的现象，相反，只关心总体或群体的行为，所以又称“新经济史”。新经济史所用的分析工具为计量经济模式，以数学形式来测试或表达经济现象。代表性的学者为福格尔（Robert W.Fogel），他质问是否跨洋铁路的完成有助于美国的发展，如果没有的话会如何，这即为有名的“反事实的假设概念”（counterfactual condition conception）。另外，福格尔与恩格尔曼（Stanley L.Engerman）合著的《美国黑奴制度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显示出黑人在奴隶制度下的生活（卡路里/蛋白质的吸收量、工资的领取、家庭生活）并未如一般所想象的差，不过此说引起轩然大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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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西西弗斯：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Corinth）国王，因生性贪婪而被罚在阴间推巨石上山顶，但巨石到山顶又滚落，推石工作因此永无休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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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斯托雷平（1862~1911）：俄国首相，推动一连串农村改革，企图打破农村共同体中僵硬的土地区划，以提升农村生产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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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中，为列宁所领导的强硬派。——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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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考茨基（1854~1938）：生于布拉格，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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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孟什维克：即少数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中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温和派。——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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