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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索马里：非洲东部一共和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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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第二次冷战”：本文完成时间应不晚于1981年，仍处于美苏冷战时期。美苏冷战于1991年苏联消失后也随之终结。如今所称的“第二次冷战”，只是在冷战之后，对于世界政治的一种预测。一种可能是，北约向东扩张可能会造成俄罗斯民族主义抬头，而重新采取与西欧及美国对抗的立场，另外一种可能则是指美国与中国将来可能发生的对峙。确切地说，“第二次冷战”仍在成形中，尚未来到，也可能不会出现。因此，霍布斯鲍姆在此所指的“‘第二次冷战’的高峰”不知所指为何。——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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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奥马哈：美国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东部密苏里河（Missouri）畔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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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恩斯特·布洛赫（1885~1977）：德国哲学家。西方普遍将其评价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过他的思维应该更接近于上古自然哲学。他认为存在的基本内容是一种有目的的、朝向生命终点的驱动力，这个驱动力就是“希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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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诸神的黄昏”：《诸神的黄昏》乃是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联篇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中的最后一篇，最后大火从莱茵河烧上了天，神殿逐渐被大火吞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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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原籍奥地利的美国经济学家，重要著作为《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为马克思的批判者，但仍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的力量终将发展出社会主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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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5章 历史学进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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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写作——至少就我有兴趣的领域来说——是如何发展的？它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什么？这些是后面几章将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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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进步了吗？》（之前未出版）是1979年在伯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所做的稍微迟来的就职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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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进步了吗？对于一个行将退休的人，回首40年来，从大学开始念历史，到研究生，然后1947年到伯贝克学院来教书，会问这样的问题是再自然也不过的。这个问题应该还可以这么问：在这段专业生涯中，我做了什么？这个问题还可以，但也不完善。因为这个问题假定了“进步”这个词可以用在历史学这个学科上。但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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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明显可以适用于某些学科，却不能适用于另一些学科。在我们的图书馆内，就可以看出这种区别。在自然科学里，进步不会受到任何理性观察者严厉的质疑，自然科学的书籍也不会长期使用，除非是为了教授基本原理或是领域内偶尔短暂的综合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的汰换率正对应着其进步率，而后者从我——我们——活到现在所见的进展是惊人的。在这个领域中，并没有必读的经典，但一些对于伟大先贤怀有崇敬感的人，或对科学史有兴趣的人，则会回头去读一些过去的经典。牛顿（Newton）或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1]或孟德尔（Mendel）[2]的理论已经被吸收进了一个能够被更广泛、更充分地理解的物理世界中；相反，今天一个平庸的物理学研究生对于宇宙的理解却更胜于牛顿。历史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发展过程的分析家知道科学的进步不是线性的，但进步确实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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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思考一下文学批评这个一般只在大学之内进行的关于艺术创作的研究，进步对它来说不仅是无法证明的，也是不合理的，除非从比较琐碎的形式来看，譬如数据的累积日益增多或批评的方法愈加烦琐。20世纪的文学并不优于17世纪的文学，约翰逊（Johnson）博士[3]的批评并不比利维斯（Leavis）博士[4]或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5]逊色，他们只是不同。无疑有许多学院的和其他的批评著作并不为人所知，只有博士班的学生会去读这一类的书，如果这些书能够留存下来，并不是因为它们比较新，能够取代旧时代的书，而是因为这些书的作者本身有着特别的敏锐度以及理解力。有一些人是用历史方法来研究文学，不管是文学史还是文学批评史，而就我的观察，“进步”一词也不能用在这里，另外一些类似的学科如艺术史也是一样。英国文学系解读文学，但也许因为如此，解读后也产生了一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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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学科，“进步”概念要用在上面似乎也同样困难：例如哲学或法律。柏拉图并不因笛卡儿（Descartes）的出现而过时，同样的道理，康德之于笛卡儿，黑格尔之于康德；我们无法看到智慧累积的过程，也就是说，后来的作品并没有将前人作品中的真理完全吸收。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旧的主题持续地被拿出来再讨论一次，特别是那些上古时代的主题，不过讨论时却是用当代的术语，这有点儿像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剧作在20世纪20年代或70年代演出一样，两种演出的模式不同，但演出还是会受到欢迎。我并不是在批评这种学科，我们如果看看现代的田径赛，它显示了一种进步，因为现在的人跑得、跳得比50年前的人更快、更远，他们不断地在刷新纪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从外表看来是不断在变，但实质上却是不变的比赛，如下棋的两人对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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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其实就与第二种学科很像，因为历史学家不只是写书，也读书，特别是读相当古老的书。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历史学家也会过时，但是过时的速度要比科学家慢得多。我们现在已经不读吉本（Gibbon）[6]了，但我们还读康德或卢梭（Rousseau）的书，因为他们的想法仍然与我们现在的问题有关。我们虽然会称赞吉本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但现在读他的作品，重点已经不是在得到有关罗马帝国的知识，而是在欣赏他的文学才华，所以专业历史学家并不会为了研究上的需要来读他的书，除非是为了休闲。如果我们会去读过去历史学家的作品，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些作品提供了一些永久的原始材料，譬如说版本已经不可能再更新的中世纪编年史，或者是因为他们突然间对一些很冷僻已经没有人研究的主题开始感兴趣，换句话说，从这个主题来看，这些过去的历史学家的作品还是相当新颖的。这就是历史再版工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本书在它出版的一个世纪之后又重新浮上台面，这就引发了我今天下午所问的：我们能在历史学中谈“进步”吗？如果可以，那它的特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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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讲的进步，它的意义很明显不是指历史学家变得更博学或更聪明。就算历史学家接触了更多的知识，也不表示他更博学。我也不确定历史学家是否会变得更聪明，因为我自己就是个反例。从过去一两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就不是一个很费脑力的学科。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接触过一个很费脑力或至少需要一点儿聪明的学科，那就是英国与美国的剑桥大学经济系，我试着赶上一堆比我聪明得多的人，这段有益但却令我沮丧的经验，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意思不是说50年前的历史学家没有相同的聪明才智，而是说像我这样的人仍然有可能在历史学界做出贡献而拥有名声，尽管我在处理艰难工作以及类似侦探的调查上是能力不足的。也许有人认为，正统学院的历史研究长久以来就敌视理论与通则，因为伟大的兰克（Ranke）[7]所树立的传统，鼓励思想上不要过于前卫，而事实上，历史学也不需要前卫。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某些国家与某些时代中，历史也吸引了与上述特质完全相反的心智，例如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法国，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取向——通称为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8]——数十年来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的核心学科。但是不管怎么说，聪明对历史学家来说也不是缺点。现在，已经有一些历史研究开始走上需要智力的道路，可以跟其他的学科较量较量，这一类的历史研究多半是从社会学科或哲学引进一些概念或模式来对历史进行分析，从这个方面看来，历史研究已经不再是软性的思考了。不过，这也还不足以证明历史学是有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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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用什么有意义的方式，才能说历史学是有进展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因为历史学家之间对于他们所做的事，或者说，对于他们所处理的主题，并没有共识。举例来说，每一件发生在过去的事都是历史：现在发生的每一件事也是历史。在我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40多年过去了，我和我同辈的人——还有你们——以及学生或旁听生都在其中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所有历史研究都隐含了选择，一种不为人知的选择，从过去无限的人类活动中选择，从影响这些人类活动的事物中选择。但是在做这样的选择时，却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甚至于随着时间不同，标准很容易就跟着改变。当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大致上是由伟人来决定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很明显地不同于当他们不认为如此的时候所做的选择。这便提供了极为坚固而有效的堡垒来庇护历史的死硬派（以及那些反对历史的人），让他们能坚守立场，并且保证这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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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能根据学界承认的标准来调查过去的人，就是历史学家，这一点是所有历史专业人员都会同意的。即使是最不需要用脑而以收集琐事为能事的古旧编年史研究者，我都无法否认他们的历史学家地位，它们现在也许看起来琐碎，但也许明天就有它的用处。毕竟，历史人口学这个过去20年来转变许多的学科，它所依赖的资料就是来自系谱学家的收集；而收集的原因，要不是因为对贵族世系的崇拜，就是出于神学上的目的，后者如盐湖城（Salt Lake City）的摩门教徒（Mormons）[9]。因此，历史学家一直不断地自我反省，并且对于其他学科在哲学与方法论上所带来的挑战感到相当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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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这类争论的办法，就是看看从过去几个世代以来，历史研究到底有什么成就，或者看看这些成就是否显示出对于同一主题有一种系统性的发展趋势。结果证明了没有所谓的“进步”，倒是显示出历史这个学科像是条独木舟，在个人品位、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甚至流行趋势的波浪中载浮载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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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正值现代自然科学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历史学作为一门受人尊敬的学科，地位可说是屹立不倒。档案整理完善，标准的期刊也才刚刚创刊——《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史学评论》（Revue Historique）、《史学期刊》（Historische Zeitschrift）、《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都是19世纪最后30年的产物——历史学的本质还没有人质疑。大历史学家在公众生活上都是大人物——在英国，他们是主教与贵族，在法国也是如此。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0]甚至认为是到了该写一部最后的《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的时候了，这部书将标示出最新的学术进展，也许还标示了这些问题已不会再有进展。之后不到50年，甚至连剑桥大学（此时已经没几个人知道近代史的写作发源于此）也觉得这部书已经过时了，必须要完全改写。不过，即便是在阿克顿自信满满的时候，也还是有人抱着怀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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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挑战主要来自对历史内容的不满——在那个时候，历史的内容尽是叙述性的文字，主题集中在政治史与制度史，后来这种历史取向在一本英国讽刺文学《1066年及其种种》（1066 and All That）[11]中被狠狠地嘲弄了一番：这些挑战也关切历史通则的可能性。其实，这些挑战是来自社会科学以及历史学以外的学科，他们相信历史学应该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形式。体制内的历史学家完全不接受这些挑战。在德国，19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论战正打得火热，有一位历史学家名叫卡尔·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12]因此被列为异端，不过以今日眼光来看，他还略嫌保守。正统派认为，历史应该是叙述性的。人物、事件与局势，各自不同，是不可能从中找到通则的，因此，不可能有所谓的“历史法则”（historical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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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可以分两方面来谈。首先是正统史学中，历史的内容是从过去的资料中选取出来的。它所选取的主要是政治，特别是与现代民族国家间的外交政策有关的政治，而且只注意那些能影响外交政策的人的一举一动。虽然也研究其他的领域，如文化史或经济史，但是却只居次要的地位，交代得总是模糊不清，除非这些领域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上的决策，否则绝不可能花工夫在上面。简单地说，它在数据的选择上相当狭窄，而且在政治立场上还相当教条。其次，正统史学也反对将过去的各个方面都统合成一个有系统的结构或因果彼此联系的关系，尤其反对将经济与社会因素当成政治发生的原因，反对建立任何人类社会发展的演化模式（其实正统本身也在建立这样的模式）以及建立历史发展的分期模式。格奥尔格·冯·贝娄（Georg von Below）[13]就认为，这种模式性的思考只存在于自然科学、哲学、经济学、法学以及神学，与历史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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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代表了19世纪中晚期对于历史学发展的反动，或者说，对于18世纪以来历史学发展的反动。不过，这并不是我现在要讨论的重点。平心而论，18世纪的历史学家或者具有历史心态的经济学家及社会学家，无论他们是来自苏格兰还是格丁根（Gottingen）[14]，要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处理包罗万象的历史问题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能力对于社会组织或社会变迁建立一套通则，因此才将研究局限于政治制度与政治事件，并且强调人类在决策时所展现的自主意识及独特性。我的观点是，兰克正统原本在各大学的崇高地位之所以受到挑战，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示它过时了。正统派虽然还是负隅反抗，但已是坐困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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