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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创造自己的世界与自己的历史。这并不是说他们可以自由地做他们想做的事（即“有意识的选择”），也不是说，只要了解人的意图就能够了解历史。事情绝非如此。不过，人类社会的转变的确是经由多种现象来表现的，而这些现象的背后确实有着人类的意向（让我们用一个最广义的词，那就是“文化”），人类的意向可以透过制度与实践来产生效果，而制度与实践却又带有人的目的在里头，如政府与政策。我们可以建立制度，也可以更改这些制度（能更改到什么程度，这是历史的大问题），而我们有语言，我们所表达的观念总是跟我们自己及我们的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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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实在不容忽视。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发展路线完全不同，这是因为从1945年以后，两国就基于不同的理念而实行了不同的制度与政策。我并不是说事情本该如此。历史决定论中的不可避免性所产生的问题，跟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截然不同，我并不打算在这个地方讨论；意识与文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而这两个层次经常混在一起，以至于常有混淆并且难以辨认。我所要讲的是，历史所谈的不外乎是在人造的制度之中所存在着的意识、文化以及有目的的举措。如果我可以再补充一下，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最好的历史取向，因为它比较能察觉到人类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创造者所具有的能力，以及人类作为历史的客体时的被动性。除此之外，它之所以是最好的，还在于马克思（从这方面看，他也可以算得上是知识社会学的祖师）发展了一套理论，可以说明历史学家的理念是如何受到历史学家个人社会立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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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回到主题。历史学的确有进步，至少从过去三代人来看是如此，主要表现在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合流上，不过这个进展并不大，而且还带来了一些麻烦。首先，这个进展是借助必要的简化（simplification）而获得的，在简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一股声浪要求要再度研究政治史这一门从史学革命以来就被冷落的学科。有一些新政治史的研究——如剑桥的历史学家，他们是相当谨慎的新保守派——回归到19世纪最落伍的梳理档案的形式：在爱尔兰自治危机时或在1931年时，谁写了什么给了在内阁的谁。不过，正如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22]所言，“政治史逐渐在恢复元气，而其所运用的方法、精神与理论，正是当初逼迫它退隐的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特别是那些研究19世纪前的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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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社会科学的惊人发展，除了让它在学院的位置更加稳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流也造就了学科的多元化与分裂化。我们有“新”经济史，也就是用目前的学院理论来研究过去，同样，我们有社会人类学、精神分析、结构人类学及其他的学科。另外还有伪学科，它可以帮助年轻的学者通过运用当下的流行思潮或说些别人从未说过的话，来获取美名。新奇变成了要在专业领域拥有市场的代名词，就好像在大众面前推销洗洁剂一样。我不是反对历史学家从社会科学借用技术及观念，也不是反对将社会科学最新的成果整合进历史学当中，因为这样做的确是有用而且有一定道理的。我所反对的是把历史货品放到一堆毫不相干的货柜里面。并没有所谓的经济史、社会史、人类史或精神分析史：历史就是历史，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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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现象更加强了这种碎片化的趋势：历史研究领域的大幅扩张，这大概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吧。我之前说过，所有的历史写作都是一种选取。我们现在已经比上一代还清楚，选取的过程通常是很狭隘的。我们简单提一下最近刚成为研究领域或学科分支的一些主题，像期刊与学社就是一例，学者参与其中就好像是印度洋岛国加入联合国一样，其他还有：家庭、女性、童年、死亡、性、仪式及符号象征（节日庆典与嘉年华会是最流行的）、饮食与烹饪、气候、犯罪、人类身体的特征与健康，更不用提大陆和其他周边地区，包括了之前未发掘出来的地理与社会主题。你们可以在主要的期刊上看到这类的文章，如马达加斯加的视觉空间，以及法国人眼球颜色分布的变化，还有长久以来被忽略的平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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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呈现出一种帝国气象或团结一心的气氛，这是件好事。套句流行的词，历史是“整体的”（total）[23]，即便目前选取的范围只能代表20世纪末历史学家的兴趣亦然。而且，就历史学已经如我所愿地取得社会科学的一般架构来看，这也是个可喜的发展。不过，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主要的史学期刊已经开始变得像古董市场一样，所有的内容都来自过去，但是这些内容彼此却不产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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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发展将会如何？我无法预测。一部分是因为（其他学科也一样）一旦我们所问的问题或所接受的模式有了变化，未来的发展就会不同，因此难以预测［“范式”（paradigms）[24]是可以用来形容这种状况的流行词汇］；另外则是因为历史学仍旧是门很不成熟的学科，学者对于哪些问题是基本，哪些问题是重点，仍然未建立共识（除了在比较专业的领域，不过这些领域也不见得好多少）；最后则是因为历史学家本身也要融入研究当中，这是非人文学科所不需要的。我不是一个过度怀疑的人，我并不认为历史学家写的其实都是当代史，只是外表罩上了古代的衣服；不过无可置疑的是，我们的确需要用当代的眼光来看历史。以下，我要提出三个未来可能有利于历史学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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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历史学应该重新研究人类的转变，这是重要的历史问题，而且时机也已经成熟。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人类从采集渔猎进展到现代工业社会，这整个过程竟只发生在世界的一隅，而非他处。只要历史学家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与核心性，那么不管是研究中世纪时期加冕仪式，还是研究冷战起源，他们都会在专业领域内对这个问题有所贡献。他们会理性地或至少在可用的范围内来延展他们的研究主题，而非随随便便地进行。可喜的是，这个问题至少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已被重新提出来讨论，而且是由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来提出的，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与发展。这是目前全球经济危机下所能看到的比较正面的消息。现在看来，历史学要更有进展是可能的，甚至应该会继续进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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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各种事物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个重要问题。我问的不是历史的变迁与转变如何产生，因为这个问题已经隐含在第一个问题中了。我指的是，人类生活中各个方面的互动模式，如经济、政治、家庭与性关系、广义或狭义的文化，或是情感。19世纪时（这是我的专业领域），所有的问题都明显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胜利有关，我们在分析时，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这一个重要事实。但是我们也该知道，即便是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它的成功也是奠定在过去历史的基础上。资本主义摧毁了也创造了一些事物，但是更常见的是，它对于既有的事物抱持着适应、吸收以及调整的态度。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譬如从19世纪60年代的日本来看——就会发现，一个先于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为了让自己继续生存下去，会采取适应与吸收资本主义的策略。而对于这种现象，简化的决定论与功能论（functionalism）[25]的解释显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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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在场不是历史学家的人士觉得无聊，我不会再举19世纪的例子，而只把问题的一个方面转移过来看现在。从1950年来，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社会与文化的变迁空前巨大的年代，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种变迁是来自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大家也发现人与人彼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如果你喜欢这个术语的话，那么我可以说，人们组成了一个集合（syndrome）。然而伴随着社会转变的，还有农民数量急剧减少（除了亚非之外）、罗马天主教会的危机、摇滚乐的兴起、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西方传统婚姻与家庭类型的危机、前卫艺术的破产、科学开始对于宇宙的起源与发展感兴趣、清教徒工作伦理以及议会政府的衰微，以及伦敦《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不寻常地开始以整个版面来报道艺术，关于这些新事物的出现，它们到底跟社会的转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而这些新事物各自又有着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呢？这些问题极为有趣、极为重要，却也极为困难。不过，历史学家要想试着处理这些问题，他们将会比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成就更大——他们应该要超越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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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类问题比较接近传统历史学家的兴趣。历史经验、历史事件以及历史形势的种种细节，到底重不重要？这包括了一些比较琐碎的问题，譬如个人或决策在历史的角色如何，我们可以问：“如果拿破仑赢了滑铁卢战役，历史是否将因此而改写？”或者也包括了一些比较有趣的问题，如19世纪的德国思想史与奥地利思想史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不同？或是，18世纪的英格兰思想史与苏格兰思想史何以有如此的差异？这些问题的耐人寻味，尤其表现在两组国家各自在语言、文化上都彼此相连，而观念却大相径庭上。还有一些问题则具有实际的重要性，如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他为某一个国家所提供的经济增长良策，并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国家——例如，可以用于瑞典与奥地利的经济政策，不一定可以用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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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没有造成太多研究或方法论上的问题——虽然有时也会如此：特别是关于比较研究或反事实研究（counterfactual studies）的问题。历史学毕竟与其他具有历史意识的社会科学不同，因为历史学不能在假设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状况下研究。历史学的研究必须调查事物间的关系，而且必须将事物如实看待而非做变量上的控制。就从历史明显是独特而且是不重复的来说吧——如毛泽东逝世、列宁抵达芬兰车站的影响——就足以将历史与那些逸事趣闻区别开来，也足以分别历史和凡事必记的叙事体的不同。这种凡事必记的叙述跟小说一样奇妙，或犹有过之，或根本就是（我很抱歉我经常这么说）比小说无聊。已经有迹象显示，比较研究与反事实研究现在已经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不过我必须说，我们在运用这些研究方法上面还没有获得什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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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下个结论吧。历史学在这个世纪已经有了进展，在背负了庞大包袱下，步履沉重而颠簸，然而却是扎扎实实地在往前走。“进步”已经可以恰当地用在历史这门学科上了，而我们也能对于世界上各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有更深的理解，意即，那是一段客观而真实、繁复又矛盾，但绝非出于偶然的过程。我知道有人反对我的说法。历史总是隐含了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因此它的内容总是引人质疑，特别是当新的历史发现对于当前的政治状态有不利的影响时，更是招来反对。德国学术界在1914年前后的状况就是如此。历史学若不抱着开放的胸襟，欢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批评的话，那么可能会被贬低为一门完全主观的学科，甚至不再是一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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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中，有一块灰色地带，那就是历史学家的研究——甚至历史学家对于主题的选择——总是会受到历史学家个人意图的影响：这的确是历史学专业的问题。但是，这也说明历史学研究具有主体性。而在这个问题上，我愿意采取伟大而被遗忘的历史哲学家赫勒敦（见前言）的立场，他在600年前——1375到1381年间——写下了不起的《历史绪论》（Prolegomena to Univers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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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历史学从18世纪中叶开始被承认为一门学科，赫勒敦的计划就陆陆续续地实现了。而我也完成了其中一部分。当我回首这30年的研究、教学及写作的生涯时，我希望我也能说，我做出了一点儿贡献了。即便我没有做到，即便历史学没有任何的进步，我仍相信没有人会否认，我已经从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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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麦克斯韦（1831~1879）：出生于苏格兰的英国物理学家。对于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的电磁理论做了延伸，并做了数学上的表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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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德尔（1822~1884）：奥地利遗传学家。他发现下一代的植物不受环境的影响，必定拥有上一代植物的某种特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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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18世纪最著名的诗人与批评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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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1895~1978）：20世纪英国著名的批评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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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兰·巴特（1915~1980）：法国社会与文学批评家，他在符号学上的成就引导结构主义成为20世纪的思想主流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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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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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素有“德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客观历史写作之父”、“历史学的创建者”之称。然而，所谓的客观指的是兰克面对文献时所用的考证方法而言，至于兰克的历史理念则是赓续他幼时的家庭信仰，一种路德式的神学观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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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鉴学派：因一群学者以《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et Sociale）为其发表成果的刊物，因而得名。这个刊物前后共有四个名称，但因具有延续性，外人称以此刊物为中心而隐约形成的学者群为年鉴学派。——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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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摩门教：1830年美国人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创始的基督教派，正式名称为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原赞成一夫多妻制，中心地在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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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阿克顿勋爵（1834~1902）：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他主编的《剑桥近代史》，上起文艺复兴，下至19世纪。他自信满满地认为，将不会有第二部《剑桥近代史》，因为他相信历史的研究已经到了最高峰，以后不需要再改写，这就是他所谓的“最后的”《剑桥近代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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