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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级与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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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态”（mentalities）史或集体意识史或人类学意义下的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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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的转型（例如，现代化或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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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会运动与社会抗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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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群组可以先挑出来，因为它们已经自成一个领域，因此，内容的重要与否倒在其次，反正现在它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方法论以及论文发表的园地。历史人口学是一个发展快速而成果丰硕的领域，它的基础并不在于提出了什么重要的问题，而是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家庭的重构），因此，原本已经解读得差不多的史料如教区登记簿，现在却也能再度从中挖掘出有趣的内容。可用史料的范围因此扩大，同时也可以提出新的问题。研究历史人口学的社会史学家，主要的兴趣还是放在家庭的结构与行为、不同时期的人口寿命以及代际变迁上。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也有局限，主要的问题还是资料的性质——虽然研究者热切地进行研究工作，但这并不会改变受限的事实，同时也不可能对于已经流失的那一部分未知的历史做出什么解释架构。虽然如此，这个领域的重要性却不容质疑，因为它鼓励了在历史研究上运用量化的技巧。好的影响，或者说是副作用，乃是在历史学界引起了一股研究家族的兴趣，这个领域原本社会史学家并不关注，反而是社会人类学家在这方面表现杰出，不容忽视。至于这个领域的本质与展望，则已经有许多学者做过讨论，在此就不多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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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史（urban history）是门有技术要求的学科。每个城市都有地理界线，并且自成一体，有自己的档案，而其规模足堪负荷博士等级的研究。都市史的出现，反映了都市问题的急迫性，因为都市的发展已经成了现代工业社会中社会计划与管理的主要问题之一，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最生动的一幕。也因为急迫，所以都市史研究的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甚至可以说是杂乱无章。只要跟城市有关的就可以列进去。不过至少有一件事很清楚，那就是都市史的问题特别适合于社会史，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不能用经济大历史的分析架构来看（因为经济的分析要更大的系统），而在政治上城市研究也不能当成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城邦来看。在本质上，城市就是人类以某种方式聚居在一起的某种组织体，现代社会都市化的过程也塑造了人类聚集在一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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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技术、社会与政治上的种种问题，都来自一大群人居住得过于紧密而产生的互动关系；这些问题甚至也来自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城市（并不只是彰显统治者权力与荣誉的舞台）象征着人类——从《启示录》以来——想过社群生活的渴望。除此之外，城市也是最近这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所创造的各种制度中，产生最多社会变迁问题的一个。社会史学家之所以蜂拥而上地研究都市史，就是这个缘故。[32]有人说，他们早已看出，都市史是研究社会变迁的典范。但到目前看来，我并不认同这一点。因为就我看过的许多研究，都还没有一篇能算得上是研究工业时代大城市的全球性研究。不过，社会史学家应该要继续关心都市史，因为它可以显示出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的特定方面，这些都是以往社会学家与社会心理学家所特别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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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群组则还没有上轨道，不过其中一两组已经慢慢发展起来了。阶级与社会团体的历史之所以开始发展，在于大家已经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设定，那就是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可以在不讨论家族的状况下进行，如此也不妨碍对社会的理解。这个领域的进展极为迅速——历史学家过去对这个领域完全忽略了——而且必要。如果要简单地列出社会史里面最重要的著作的话，那么一定要包括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研究的伊丽莎白时期的贵族[33]、勒华拉杜里（E.Le Roy Ladurie）的朗格多克（Languedoc）的农民[34]、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35]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阿德琳·多马尔（Adeline Daumard）的巴黎资产阶级；但这些主题都只是沧海一粟，还有相当广大的部分尚待研究。相较之下，研究那些狭隘的社会团体——如职业性的——就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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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与社会团体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最新奇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野心。阶级，或特定的生产关系，譬如说奴隶制，到了今日已经有系统地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加以考察了，有时还从社会整体扩大成为跨社会的比较研究，或者是把阶级或生产关系直接当成某一类型的社会关系。随着研究开始深化，于是进而从各个方面来观照阶级与社会团体的社会存在、关系与行为。这是个全新的领域，虽然才刚开始起步，但成就已经令人咋舌——如果我们除去已经投注相当心力的领域不算的话，譬如奴隶制的比较研究。不过，有些困难已经浮现，在这里说明倒还蛮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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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方面的数据实在太庞杂了，光凭传统历史学家的技艺实在应付不了。他们需要团队合作，除此之外，还要有现代的研究设备。我猜测，过去那种由一个历史学家包办的大部头历史作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的走法应该一方面是团队合作的计划，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每个人负责某个断代然后再做综合。这种状况就发生在我最熟悉的领域——工人阶级史中。即便是汤普森那部野心勃勃的作品，也不过是个伟大但未完成之作，而他所处理的断限甚至不过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于尔根·库钦斯基（Jürgen Kuczynski）的巨著《资本主义下的劳工处境史》（Geschichte der Lage der Arbeiter unter dem Kapitalismus），书如其名，内容讲的的确只是工人阶级的某个方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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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个领域充斥着技术上的困难，就连以往概念很清楚的地方也一样，尤其是关于确切的时间点——例如，某个特定的团体是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消失的，或者是农民田产的变迁。我们还蛮幸运的，因为我们拥有的数据可以导出这样的变迁（例如，贵族与士绅都保留了系谱），也可以建构分析（例如，运用历史人口学方法，或使用一些珍贵数据来研究中国的官僚制度）。但是我们要如何处理印度的种姓制度呢？这里面也包含了跨代的活动，但是目前要做到量的分析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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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比较严重的是概念的问题，历史学家一直没有清楚地处理这个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好作品的诞生（不会定义马的人，不见得不认得马或不会骑马），不过这也显示历史学家对于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及其转变这类一般性的问题，认识得稍微慢了点儿。这也造成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例如随着时光推移，阶级内的成员是否有变化，这就需要量的研究。这还牵涉到社会团体具有多方面的问题。举例来说，马克思对于“阶级”的定义就有二元性。一方面，阶级是“后部落历史”（post-tribal history）中的共通现象，另一方面，它却又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一方面，阶级是一种人造的概念，用来说明某种难以理解的现象，另一方面，实际上的确有一群人具有团体意识，自认为自己这一群人是一体的。阶级意识的问题又紧跟着引发了阶级语言的问题——这些当代的阶级术语不断在变动而且彼此重叠，有时还难以理解[36]，我们到现在连量的研究都很少。［在这里，历史学家也许应该仔细留意一下社会人类学者的方法及其专注的重点，他们——如吉拉德（L.Girard）及索邦团队（Sorbonne team）——正有系统地在量上进行着社会政治语汇的研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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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阶级还有程度的问题。用西奥多·沙宁（Theodore Shanin）的话说[38]，他认为马克思“雾月十八日”（18th Brumaire）[39]中有所谓“阶级性较低的阶级”（class of low classness），相对而言，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proletariat）则是阶级性非常高的阶级，也许还是阶级性最高的阶级。阶级内还有同质与异质的问题；除了阶级间的区别，还有阶级内的分化与层级化。说得更广泛些，对阶级的分类也有问题，因为这只是静态的说法，事实上隐藏在这些分类背后的是繁复而不断变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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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最困难的则是牵涉到社会史这个整体。阶级并不是孤立出来的一群人，而是重重关系所构成的系统，不仅有垂直的方面，也有水平的方面。因此，阶级有差异（或类似性）的关系，有距离的关系，并且在社会功能、剥削以及支配/臣属的关系上有着质的区别。研究阶级，必须连同阶级以及它与社会其余部分的互动一起研究。要研究奴隶主，就不得不把奴隶拉进来一起研究，甚至于还得将社会上非奴隶制的部分也纳进来。而也有人主张，在研究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时，重点不是在于他们运用了什么权力来支配他人，而是在于他们有能力运用权力来支配他人（譬如私有财产制、豢养家仆，甚至通过父权的家庭结构来控制妻子与子女）。因此，研究阶级就等于是在分析社会（除非你自拘于一隅，而不愿通观全局）。勒华拉杜里的研究，就完全不受其作品标题的影响，所以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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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近年来的社会史取向从广义来说，大概都是研究阶级的。这反映了学者们对于“后部落社会”的观察，以及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使这一类型的研究逐渐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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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最近才热门起来的“心态”史，则是社会史方法论上的大问题。这个领域之所以发展，是被传统上对于社会“一般人”的好奇所引起的。心态史处理个别的、没有条理的、未被写成档案的以及模糊的素材，而且很像是在研究社会运动或社会行为，不过现在也研究那些不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如保守人士，以及激进或被动的社会主义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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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史的研究鼓励了历史学家开始仔细地研究文化问题，其成果还超越了人类学家的研究，如“穷人的文化”，虽然如此，历史学家在研究时仍不免受到人类学家杰出的方法与成果的影响。在信仰与观念的总体研究上，历史学家的成果比较有限——虽然阿方斯·迪普龙（Alphonse Dupront）[40]的成就价值非凡——至于在动态观念上，特别是在社会呈现紧张与危机时的观念，研究则较突出，如勒费弗尔的《大恐慌》（Grande Peur）[41]就启发了不少作品。这类研究的资料，无法让历史学家只用研究及陈述事实的方式来表现。历史学家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模式，也就是说，要用模式来将片断而散乱的史料组织成一个前后一贯的系统，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么所写出来的东西，将会像是部稗官野史。模式的功用就在于，让所有的环节都能结合成一体，并且能说明特定社会局势下的集体行动及其限制。[42]汤普森的前工业时期英国的“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概念，就是这种研究的表现：至于我自己对于“社会型盗匪”（social banditry）的分析则又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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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由信仰与行动所构筑成的系统，形成了一种社会整体的意象（一种恒常的或转变中的意象），但同时也反映了某种社会真实，我们研究的真正目的大概也就是如此。不过，就算我们对传统社会的分析很成功，或者对于这类社会在面对社会冲击时会有何反应也处理得不错，我们的成就却还是有限的。因为一个经常处于翻天覆地剧烈震荡的社会，其内容之庞杂实在远超过个人经验之所及，不是概念所能轻易把握的，从文化史所提炼出来的模式在此只会偏离事实。也就是说，这些模式很难拿来研究现代社会（它该是什么样子呢）。工业革命带给思想界的冲击，其实是用不断往前的“进步观”来把“恒常秩序”取代掉，而后者才比较有清楚的社会模式可言。以过去的文化来说，可以用这种模式来衡量过去的社会内容；至于现在的文化，要衡量现在的社会只能从“可能如何”来想。总而言之，“心态”史可以引进像社会人类学这样的学科，来辅助历史的研究，而其优点仍有待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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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会冲突的很多，从暴乱到革命什么都有，但其成果如何则有待评估。这些主题为什么值得我们去研究，我想理由很清楚。社会冲突代表了社会结构中最具戏剧性的部分，无疑，它们代表社会结构已到了绷紧将近断裂的关键时刻。而也在这个断裂的时刻，一些隐晦而重要的问题才有可能明显化而能供研究之用；让问题的焦点集中、内容丰富，因而使学生获益，除此之外，还会产生大量的文献。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些观念我们原本一无所知，因为在平时根本不会有人去说，更别提是写了，却会在革命时期突然爆出一堆来：堆积如山的小册子、书信、文章以及讲稿，还有满桌的警方报告、法庭证书以及目击者证词。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会有多丰硕，姑且不论既有的档案，只要注意一下编年史，就会发现在同样时期内，从来没有任何一段历史能像法国大革命这样充斥着研究文章，而至今还没有减少的倾向。大革命时代仍然是历史学家最完美的实验室。[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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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危险，它容易让研究者太专注于危机本身，而忘记了危机外缘的整个社会脉络也正经历着巨大的变迁。尤其是在做比较研究的时候，危险更大，因为这时我们可能会急着想解决一些社会学或社会史不太可能去处理的问题，像如何让革命发生，或如何避免革命。至于研究各种暴乱是否有共同的性质（如暴力），则更是琐碎。还有人则犯了时代倒错的毛病，任意地将法律、政治或其他的要素强加于事实之上（历史系的学生如果研究犯罪现象，应该会学着避免这种状况），造成了幻象。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让人对这方面的研究感到气馁，事实上，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但要研究这个领域，事先一定要有清楚的目标。如果我们将目标放在社会的转变上的话，我们可能会疑惑地发现，时间花得最多的部分，反而不会是冲突发生的那段短暂时刻。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有些得从1917年的3月到11月之间甚至是革命之后的内战中搜寻，因为总会有事实是在革命期间内（不管它有多精彩或多重要）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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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革命以及类似的研究主题（包括社会运动），一般来说是可以并入一个更广的领域中，不仅对于社会结构与社会动态的比较研究有帮助，甚至也是必要的；人们对于短期社会变迁所产生的种种体验，可能持续数十年乃至于数代之久。我们不只是要从发展或成长的连续体中切下一个时间区块来研究，还要处理相对来说较短的历史时期，一个社会转变并且重新定位的时期，譬如工业革命。（其中当然也会有政治革命，但我们不能以政治革命的期间作为界定的标准。）这一类粗略的历史名词，如“现代化”或“工业化”，已经是普遍流行的词汇，同时也显示出大家对于这些现象已经有所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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