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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近年来的社会史取向从广义来说，大概都是研究阶级的。这反映了学者们对于“后部落社会”的观察，以及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使这一类型的研究逐渐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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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最近才热门起来的“心态”史，则是社会史方法论上的大问题。这个领域之所以发展，是被传统上对于社会“一般人”的好奇所引起的。心态史处理个别的、没有条理的、未被写成档案的以及模糊的素材，而且很像是在研究社会运动或社会行为，不过现在也研究那些不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如保守人士，以及激进或被动的社会主义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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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史的研究鼓励了历史学家开始仔细地研究文化问题，其成果还超越了人类学家的研究，如“穷人的文化”，虽然如此，历史学家在研究时仍不免受到人类学家杰出的方法与成果的影响。在信仰与观念的总体研究上，历史学家的成果比较有限——虽然阿方斯·迪普龙（Alphonse Dupront）[40]的成就价值非凡——至于在动态观念上，特别是在社会呈现紧张与危机时的观念，研究则较突出，如勒费弗尔的《大恐慌》（Grande Peur）[41]就启发了不少作品。这类研究的资料，无法让历史学家只用研究及陈述事实的方式来表现。历史学家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模式，也就是说，要用模式来将片断而散乱的史料组织成一个前后一贯的系统，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么所写出来的东西，将会像是部稗官野史。模式的功用就在于，让所有的环节都能结合成一体，并且能说明特定社会局势下的集体行动及其限制。[42]汤普森的前工业时期英国的“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概念，就是这种研究的表现：至于我自己对于“社会型盗匪”（social banditry）的分析则又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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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由信仰与行动所构筑成的系统，形成了一种社会整体的意象（一种恒常的或转变中的意象），但同时也反映了某种社会真实，我们研究的真正目的大概也就是如此。不过，就算我们对传统社会的分析很成功，或者对于这类社会在面对社会冲击时会有何反应也处理得不错，我们的成就却还是有限的。因为一个经常处于翻天覆地剧烈震荡的社会，其内容之庞杂实在远超过个人经验之所及，不是概念所能轻易把握的，从文化史所提炼出来的模式在此只会偏离事实。也就是说，这些模式很难拿来研究现代社会（它该是什么样子呢）。工业革命带给思想界的冲击，其实是用不断往前的“进步观”来把“恒常秩序”取代掉，而后者才比较有清楚的社会模式可言。以过去的文化来说，可以用这种模式来衡量过去的社会内容；至于现在的文化，要衡量现在的社会只能从“可能如何”来想。总而言之，“心态”史可以引进像社会人类学这样的学科，来辅助历史的研究，而其优点仍有待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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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会冲突的很多，从暴乱到革命什么都有，但其成果如何则有待评估。这些主题为什么值得我们去研究，我想理由很清楚。社会冲突代表了社会结构中最具戏剧性的部分，无疑，它们代表社会结构已到了绷紧将近断裂的关键时刻。而也在这个断裂的时刻，一些隐晦而重要的问题才有可能明显化而能供研究之用；让问题的焦点集中、内容丰富，因而使学生获益，除此之外，还会产生大量的文献。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些观念我们原本一无所知，因为在平时根本不会有人去说，更别提是写了，却会在革命时期突然爆出一堆来：堆积如山的小册子、书信、文章以及讲稿，还有满桌的警方报告、法庭证书以及目击者证词。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会有多丰硕，姑且不论既有的档案，只要注意一下编年史，就会发现在同样时期内，从来没有任何一段历史能像法国大革命这样充斥着研究文章，而至今还没有减少的倾向。大革命时代仍然是历史学家最完美的实验室。[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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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危险，它容易让研究者太专注于危机本身，而忘记了危机外缘的整个社会脉络也正经历着巨大的变迁。尤其是在做比较研究的时候，危险更大，因为这时我们可能会急着想解决一些社会学或社会史不太可能去处理的问题，像如何让革命发生，或如何避免革命。至于研究各种暴乱是否有共同的性质（如暴力），则更是琐碎。还有人则犯了时代倒错的毛病，任意地将法律、政治或其他的要素强加于事实之上（历史系的学生如果研究犯罪现象，应该会学着避免这种状况），造成了幻象。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让人对这方面的研究感到气馁，事实上，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但要研究这个领域，事先一定要有清楚的目标。如果我们将目标放在社会的转变上的话，我们可能会疑惑地发现，时间花得最多的部分，反而不会是冲突发生的那段短暂时刻。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有些得从1917年的3月到11月之间甚至是革命之后的内战中搜寻，因为总会有事实是在革命期间内（不管它有多精彩或多重要）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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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革命以及类似的研究主题（包括社会运动），一般来说是可以并入一个更广的领域中，不仅对于社会结构与社会动态的比较研究有帮助，甚至也是必要的；人们对于短期社会变迁所产生的种种体验，可能持续数十年乃至于数代之久。我们不只是要从发展或成长的连续体中切下一个时间区块来研究，还要处理相对来说较短的历史时期，一个社会转变并且重新定位的时期，譬如工业革命。（其中当然也会有政治革命，但我们不能以政治革命的期间作为界定的标准。）这一类粗略的历史名词，如“现代化”或“工业化”，已经是普遍流行的词汇，同时也显示出大家对于这些现象已经有所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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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研究这些现象却是相当困难的，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于18、19世纪工业革命做过恰当的研究，没有人以一个国家为单位来研究工业革命是如何对某个国家的社会进程产生影响，不过，倒是有一两个不错的区域性研究，如鲁道夫·布劳恩（Rudolf Braun）的瑞士乡村，以及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的19世纪初的奥尔德姆（Oldham）。[44]目前比较可行的研究取向，一方面可采用经济史的方法（影响了工业革命的研究），另一方面则可取法政治学。工人这个领域，在殖民地解放前后的历史研究中，都必须面对工业革命这个问题，虽然在殖民地史处理这个问题时要考虑不少政治因素，不过我们可以看到，非洲研究已经有了丰富的成果，目前则正在将这种研究推广到印度研究。[45]结论是，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在处理殖民地社会的现代化问题上，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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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殖民地（我指的是那些被征服了，并且直辖于母国的殖民地）处境的好处，在于此时所研究的社会是截然与外力分离的，而其内部的变化，以及在面对不可控而急速的外力冲击时所做的反应，是比较容易观察与分析的。某些力量在其他社会是属于内部的，或是渐进而繁复地与社会内在元素互动而产生作用，不过在这里为了实务上的需要，可以假定在短期中是外生的，这样也可以有利于分析。（我们不可忽略殖民社会有扭曲的可能——例如，将其经济与社会阶层打断——这也是一种殖民过程，不过殖民地情况的好坏，不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意即，殖民地乃是从母国复制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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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有更明确的好处。这个领域的工人，其中心任务就是民族主义及民族建立，而殖民地局势在这里更可以提供一般模式。虽然历史学家还没有完全抓住这方面的诀窍，但这种复杂的民族主义现象，对于理解工业时代的社会结构与动力是不可或缺的，而一些政治社会学的作品也逐渐认同这一点。斯坦·罗坎（Stein Rokkan）、埃里克·阿拉特（Eric Allardt）及其他学者所做的报告《中心形成、民族建立与文化多元》，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取向。[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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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过去200年间出现的历史发明，时至今日，其重要性已毋庸置疑，而在社会的历史研究上，民族所引起的问题也很多，例如，社会规模的改变，多元的转变，社会各系统原来是截然分开的，现在则统合为一体（将先前存在的一些小社会，组织成一个更大的社会体系），有些要素决定了社会体系的边界（如政治领土），有些要素则不起作用。这些经济发展要件（它能迫使19世纪工业经济类型在特定环境中成为一个极大或极小的领土国家）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客观地划定这些政治疆界呢？[47]这些要件又是如何地削弱及摧毁了早期社会结构，并且造成了简单化、标准化与集中化——排除中介，将“中央”与“边缘”直接联系起来？（或者说，将“顶端”与“底部”直接联系起来？）“民族”又是如何用符号的方式取代了原先存在的社群与社会结构，而填补了它们的空缺？（“民族国家”的概念结合了客观与主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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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这些复杂的问题，并不是一定要研究殖民地或以前曾为殖民地等地区的状况，欧洲的历史也可以，只是到目前为止，后者的研究可说是付之阙如。所以研究19、20世纪欧洲史的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能够借助亚非研究的成果，也许会比较便于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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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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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研究对于社会史究竟有什么贡献呢？恕我直言吧。我没有办法举出有哪一本书符合我心目中所谓理想的社会史。布洛赫已经给了我们《封建社会》，一本经典之作，同时也是说明社会结构（包括了社会类型及其实际与可能的变化类型）的范例作品，其中所用的比较方法，虽有危险，但毕竟瑕不掩瑜，这里我就不详谈了。马克思为我们描绘出，或让我们也可以为自己描绘出，一个类型学的模式以及社会长期的历史转变与演进，它们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且历久弥新；正如赫勒敦的《历史绪论》，其模式就建筑在不同社会类型的互动上，其内涵是丰富的，尤其是表现在史前史、上古史与东方史上。［我想到已逝的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及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48]］最近，在社会类型的研究上已经有了进展——特别是与美洲奴隶制（上古时期出现的奴隶社会看起来一直在衰退中）以及与广大农业生产有关的。另一方面，要把包罗万象的社会史转换成大众会有兴趣的体裁，目前看来要不是不够成功，就是缺乏吸引力，也就是缺乏架构跟诱因。社会的历史仍待建构中。本文只想提出一些问题，评估实际成效，有时则从集中关注的研究中提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除此之外，有些领域的成果已相当不错。现在对社会历史学家来说正是个好时机。即便不是社会历史学家，也不会否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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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参考吕特尔（A.J.C.Rueter）的说法，见《第九届历史科学国际会议》（Ⅸ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巴黎，1950），第一册，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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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1862~1935）：比利时历史学家。他认为上古的结束与中世纪的开始，并不是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为分界，而是以穆斯林占领了地中海商路，使得西欧的贸易与城市衰微，此时即为中世纪的开始。亦即，皮朗是以经济因素来分期，而不是朝代兴革。代表作为《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及《中世纪的城市》（Les villes du moyen ag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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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俄罗斯经济学家。代表作为《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Roman Empir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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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汤普森：著有《中世纪社会经济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1959）。——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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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尔方斯·多普施（Alfons Dopsch，1868~1953）：奥地利历史学家，著有《卡洛林时代的经济发展》（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der karolingerzeit）。——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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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乔治·昂温，《经济史研究》（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伦敦，1927），第xxiii页、第3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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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克拉彭，《英国经济简史》（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剑桥，1949），《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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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与马克·布洛赫（1886~1944）是年鉴学派的创建者。《年鉴》起初叫“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29~1939），然后于1939年改名为“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1942年又改名为“社会史论丛”（Mélanges d’histoire sociale），1945年再改回“社会史年鉴”，1946年改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迄今。费弗尔著有《土地及人的演进》（La terre et l’évolution hurnaine），布洛赫著有《封建社会》（La société féodal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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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托尼（1880~1962）：英国经济史学者，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政治立场倾向于社会主义，代表作为《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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