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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们对于纯理论的问题特别敏感，而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变迁也比较清楚。资本主义经济在过去200年来有两次转变。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有人给它一些名称叫“帝国主义”（imperialism）、“金融资本主义”（finance capitalism）、“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等等。至于是谁发现第一次转变的，主要还是非主流或后来走向边缘的经济学家：德国历史学派如舒尔策-杰佛尼兹或斯莫勒，费边社的霍布森，当然还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希法亭（Hilferding）[33]、卢森堡（Luxemburg）[34]及列宁。新古典理论在此反而没有任何建树。一向明智的熊彼特于1908年主张，纯理论对于帝国主义所能说的不过是陈词滥调或是不清楚的哲学思考。不过，等到轮到他自己来解释的时候，他的想法并不恰当，他认为，帝国主义的来源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前资本主义留下来的余孽。马歇尔知道，有些人认为经济的集中化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并且因此忧心托拉斯与垄断。但马歇尔至死都认为这不过是特例，他坚信自由贸易以及厂商能自由进入产业所带来的好处，但他也很实际，所以他不相信有所谓的完全竞争市场，不过他也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已与19世纪70年代之前有所差异。当《产业与贸易》（Industry and Trade）于1919年印行时，从当时的情况盱衡，要否认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联已经不恰当了，德国与美国学界都已承认了，英国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不过，新古典理论的调整还是相当缓慢，一直要等到经济大萧条，他们才接受“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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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转变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5年。要重回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局势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因此正统经济学家在分析新的经济局势时，最好不要还固守着旧观念。不过，连非主流中最强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愿意接受战后资本主义的欣欣向荣，他们面对这种状况，心里铁定比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及20世纪前10年的前辈难受多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因此居然是以发展抽象的理论开始，也许这是为了避免去接触他们周围的世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而马克思主义仍然处于边缘的地位。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35]说明了他所谓的《新工业国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这种想法也隐含在他早期的作品《美国资本主义》（American Capitalism）及《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之中，主要是从大企业的跨国经营的角度来看，发现市场机制已经不能局限大企业。加尔布雷思的作品广受大众好评，但学界却很少注意。位于圣地亚哥（Santiago）[36]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其中的经济学家批评，由于比较成本的问题，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只能生产初级的产品，而不能获得完全的工业化。等到“黄金时代”结束，即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两个现象开始凑在一起——新马克思主义开始注意到跨国企业，认为跨国企业已经取代了以往的民族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真正在累积资本的主角。［到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种说法反而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是否低估了国家在经济上所扮演的角色，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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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非主流的经济学派已经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新纪元的出现时，正统的经济学派似乎对此还不感兴趣。1972年，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37]——一个思想清楚而有力，但想象力略显缺乏的学者——预测世界经济将不断扩张及保持繁荣，直到20世纪末为止，除非爆发世界大战或是美国崩溃。很少有历史学家会那么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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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点是，一旦脱离了历史，经济学便成了无舵之舟；没有历史，经济学家不知要往何处去。但是，我并不是在暗示这些缺点可以单纯地用几张图表（意即稍微注意一下具体的经济事实及历史经验）就能解决。事实上，已经有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准备好了。问题是，主流传统的理论与方法并没有告诉他们要去哪里找，或是要找什么。经济机制的研究，与社会及其他机制的研究相分离，后者为行为者的行为设下了条件，而行为者的行为也包含了社会及其他机制。这是很久以前剑桥的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38]所提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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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主流经济学有相当的保留。就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39]所定义的经济学来看，经济学所研究的乃是选择的问题——萨缪尔森（Samuelson）[40]的教科书，学生的圣经，也如是说——而这种问题与实际的社会生产过程只会有偶然的关系，其实内容相当浅显，就像马歇尔（他没有活着看到这个定义）说的，“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经济学只是恰好接触到生产这个领域，其实它的原理原则还可以适用到别的领域。如果去除了事实，经济学势必变成米塞斯所说的“技术学”（praxiology），是一门科学，一门用来做程序设计的技术科学；或者，另外一种选择，一个形式模型，也就是在给定预算限制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人该如何行为，人在其中没有自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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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选择与科学无关。它只是让经济学家穿起了神学家的衣服。第一个是主要的贡献，也有实用的价值。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所做的都不只如此。熊彼特不对经济学下定义，而只是“列举一下在实际教学上用得着的主要领域”，因为他觉得经济学“听起来不像是一门科学，倒像是一堆研究领域不规则的交错重叠。”[41]当福格尔称赞经济学是“经济模式的大图书馆”，计量经济学者可以从中提取之时，等于再度说出了经济学的弱点。[42]图书馆没有原则，只有独断的分类。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帝国主义”，内容涵盖了犯罪、婚姻、教育、自杀及环境等等，这就显示经济学已成了全方位的服务学科（service-discipline），已经不单纯是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或是活动的变迁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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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不得不对经验材料的分析有兴趣，不管是过去或现在。但这只是森岛（Morishima）[43]所说的双头马车方法论的其中一半。另一半则是静态模型，以一般化及高度简化的假定为基础，以数学方式推演。这两个方式如何才能合在一起呢？有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从经济事实来导出模式，也就是从实际的生产投入而非效用（utilities）来推导，或甚至将经济区分成几个部门，各部门有其特定的社会与经济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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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自然比较欣赏具有历史性的模式（将经验事实予以一般化）。一个理论，如果能设定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部门是寡占的，而边缘部门则是完全竞争的，则这样的模式当然要比全部以完全竞争为假设的理论好。不过，我也想问我自己，这样的理论是否能回答未来的问题，一个历史学家总是关注而经济学家总是忽略的问题，因为未来的世界从事经济计划的机构可能不局限于国家，大企业也有可能。世界要怎么走？我们的能力如此有限，根本不可能左右经济的走向，如此一来，经济的发展将会如何？［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全球经济与跨国经济还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样成功，因此，当时仍不认为未来会出现一个全球性的不可控制的自由市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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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提一下两个植根于历史的经济发展视野，如马克思与熊彼特，两人都集中心力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经济机制，这个机制推动着资本主义也引导着资本主义。我在这里不讨论马克思的想法是否优于熊彼特，后者认为有两股力量——创新会让资本主义前进，而社会上所产生的效应将会终结资本主义——会将资本主义经济推出资本主义之外。熊彼特眼中的资本主义融合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要素，对于19世纪的历史学家启发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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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历史动态的研究取向，其好处不在于让我们做预测。人类以及真实世界的复杂，就在于当下，预测不过就是猜中与猜不中的无聊结果罢了。马克思与熊彼特都有偏见，都受了无知、欲望、恐惧以及价值判断的误导。但他们的取向的好处在于，他们都不采用线性思考。因为即便是一丁点儿的线性思考都会让我们付出重大代价。马克思只承认世俗都有一种自由竞争的倾向，但这倾向最终会造成经济集中，这一点意义深远。他也察觉全球经济增长不会是同质的或线性的，而会受比较成本的影响，这一点也发人深省。他也理解长期的经济周期对应着经济与社会的结构与心理变化，就像康德拉捷夫波动一样，就算我们没有任何数据来解释这种现象，但这种说法却也打击了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主流经济学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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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学不想再当历史的受害者，就应拿起工具来研究过去明显可见但却能支配现在的事实（一般来说有时差），且必须要发展或重现历史的场景。这么做的意义，不只是为了解决明天的问题好让我们不陷入泥沼，还在于要建立有关明天的理论。让我引用一段纯理论的说法做总结吧。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44]写道：“当我问，爱因斯坦的曲线时空意义何在时，我想到的不是广义相对论的应用问题，而是它对于发展新重力理论会有什么好处。物理学总是认为愿景是重要的，要往前看。”我不懂也不会操作物理学家的理论，经济学理论对我来说犹如物理学。不过身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关心的是未来——是否未来将从先前发生的过去演变出来，或者从过去、现在的连续体中演变出来。我不得不感觉到，经济学家也许该向我们还有物理学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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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拿破仑要他的士兵带着指挥官令牌，好在军官阵亡时，能随时找到人顶替军官的位子。他的用意不仅在于让部队的战力与组织能持续，还在于鼓励士兵能以当个领导者自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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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冈纳·默达尔（1898~1987）：瑞典经济学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有《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Asian Drama：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y of Nation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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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松巴特（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著有《奢侈与资本主义》（Lucus und Kapitalismu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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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其作品《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为经济学的经典。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古典经济学派无法解释这种经济现象，凯恩斯因而崛起。他否定了古典学派充分就业的说法，另辟一条能解释失业及解决失业的途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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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霍布森（1858~1940）：英国人，教授英国经典文学，同时也是左派社团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成员，著有《贫困的问题》（Problems of Poverty）。——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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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尔维奥·格塞尔（1862~1930）：生于比利时东部，德裔比利时人，后迁居阿根廷。曾参与德国巴伐利亚共产党党革命，著有《自然经济秩序》（Die Natürliche Wirtschaftsordnung）。——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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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他是政治经济学教授，1903年于剑桥大学建立政经学院，本文的经济学院即其中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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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熊彼特，《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纽约，1954），第836~8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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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亚当·斯密（1723~1790）：生于苏格兰，为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著有《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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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罗伯特·福格尔，《科学史及传统史》（Scientific History and Traditional History），收入于福格尔及埃尔顿（G.R.Elton）《哪条路能通往过去？》（Which Road to the Past？纽黑文与伦敦，1983），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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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霍普金斯（A.G.Hopkins）评论伯恩伯格（T.B.Birnberg）及雷斯尼克（A.Resnick）所写的《殖民地的发展：计量经济研究》（Colonial Development:An Econometric Study，伦敦，1976），收入《经济期刊》（Economic Journal）第87期（1977年6月），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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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见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状态与自然史》（Naturzustand und Natur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格丁根，1973），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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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卡尔·门格尔（1841~1921）：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建者，为经济学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的三大领导人之一，另外二人为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1835~1882）及莱昂·瓦尔拉（Léon Walras，1834~191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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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施莫勒（1838~1917）：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著有《德国小手工业史》（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leingewerbe）、《社会政治与国民经济学派的一些问题》（Über einige Grundfragen der Sozialpolitik und der Volkswirtschaftslebr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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