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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点是，一旦脱离了历史，经济学便成了无舵之舟；没有历史，经济学家不知要往何处去。但是，我并不是在暗示这些缺点可以单纯地用几张图表（意即稍微注意一下具体的经济事实及历史经验）就能解决。事实上，已经有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准备好了。问题是，主流传统的理论与方法并没有告诉他们要去哪里找，或是要找什么。经济机制的研究，与社会及其他机制的研究相分离，后者为行为者的行为设下了条件，而行为者的行为也包含了社会及其他机制。这是很久以前剑桥的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38]所提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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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主流经济学有相当的保留。就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39]所定义的经济学来看，经济学所研究的乃是选择的问题——萨缪尔森（Samuelson）[40]的教科书，学生的圣经，也如是说——而这种问题与实际的社会生产过程只会有偶然的关系，其实内容相当浅显，就像马歇尔（他没有活着看到这个定义）说的，“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经济学只是恰好接触到生产这个领域，其实它的原理原则还可以适用到别的领域。如果去除了事实，经济学势必变成米塞斯所说的“技术学”（praxiology），是一门科学，一门用来做程序设计的技术科学；或者，另外一种选择，一个形式模型，也就是在给定预算限制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人该如何行为，人在其中没有自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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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选择与科学无关。它只是让经济学家穿起了神学家的衣服。第一个是主要的贡献，也有实用的价值。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所做的都不只如此。熊彼特不对经济学下定义，而只是“列举一下在实际教学上用得着的主要领域”，因为他觉得经济学“听起来不像是一门科学，倒像是一堆研究领域不规则的交错重叠。”[41]当福格尔称赞经济学是“经济模式的大图书馆”，计量经济学者可以从中提取之时，等于再度说出了经济学的弱点。[42]图书馆没有原则，只有独断的分类。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帝国主义”，内容涵盖了犯罪、婚姻、教育、自杀及环境等等，这就显示经济学已成了全方位的服务学科（service-discipline），已经不单纯是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或是活动的变迁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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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不得不对经验材料的分析有兴趣，不管是过去或现在。但这只是森岛（Morishima）[43]所说的双头马车方法论的其中一半。另一半则是静态模型，以一般化及高度简化的假定为基础，以数学方式推演。这两个方式如何才能合在一起呢？有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从经济事实来导出模式，也就是从实际的生产投入而非效用（utilities）来推导，或甚至将经济区分成几个部门，各部门有其特定的社会与经济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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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自然比较欣赏具有历史性的模式（将经验事实予以一般化）。一个理论，如果能设定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部门是寡占的，而边缘部门则是完全竞争的，则这样的模式当然要比全部以完全竞争为假设的理论好。不过，我也想问我自己，这样的理论是否能回答未来的问题，一个历史学家总是关注而经济学家总是忽略的问题，因为未来的世界从事经济计划的机构可能不局限于国家，大企业也有可能。世界要怎么走？我们的能力如此有限，根本不可能左右经济的走向，如此一来，经济的发展将会如何？［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全球经济与跨国经济还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样成功，因此，当时仍不认为未来会出现一个全球性的不可控制的自由市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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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提一下两个植根于历史的经济发展视野，如马克思与熊彼特，两人都集中心力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经济机制，这个机制推动着资本主义也引导着资本主义。我在这里不讨论马克思的想法是否优于熊彼特，后者认为有两股力量——创新会让资本主义前进，而社会上所产生的效应将会终结资本主义——会将资本主义经济推出资本主义之外。熊彼特眼中的资本主义融合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要素，对于19世纪的历史学家启发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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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历史动态的研究取向，其好处不在于让我们做预测。人类以及真实世界的复杂，就在于当下，预测不过就是猜中与猜不中的无聊结果罢了。马克思与熊彼特都有偏见，都受了无知、欲望、恐惧以及价值判断的误导。但他们的取向的好处在于，他们都不采用线性思考。因为即便是一丁点儿的线性思考都会让我们付出重大代价。马克思只承认世俗都有一种自由竞争的倾向，但这倾向最终会造成经济集中，这一点意义深远。他也察觉全球经济增长不会是同质的或线性的，而会受比较成本的影响，这一点也发人深省。他也理解长期的经济周期对应着经济与社会的结构与心理变化，就像康德拉捷夫波动一样，就算我们没有任何数据来解释这种现象，但这种说法却也打击了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主流经济学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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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学不想再当历史的受害者，就应拿起工具来研究过去明显可见但却能支配现在的事实（一般来说有时差），且必须要发展或重现历史的场景。这么做的意义，不只是为了解决明天的问题好让我们不陷入泥沼，还在于要建立有关明天的理论。让我引用一段纯理论的说法做总结吧。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44]写道：“当我问，爱因斯坦的曲线时空意义何在时，我想到的不是广义相对论的应用问题，而是它对于发展新重力理论会有什么好处。物理学总是认为愿景是重要的，要往前看。”我不懂也不会操作物理学家的理论，经济学理论对我来说犹如物理学。不过身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关心的是未来——是否未来将从先前发生的过去演变出来，或者从过去、现在的连续体中演变出来。我不得不感觉到，经济学家也许该向我们还有物理学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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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拿破仑要他的士兵带着指挥官令牌，好在军官阵亡时，能随时找到人顶替军官的位子。他的用意不仅在于让部队的战力与组织能持续，还在于鼓励士兵能以当个领导者自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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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冈纳·默达尔（1898~1987）：瑞典经济学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有《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Asian Drama：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y of Nation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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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松巴特（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著有《奢侈与资本主义》（Lucus und Kapitalismu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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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其作品《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为经济学的经典。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古典经济学派无法解释这种经济现象，凯恩斯因而崛起。他否定了古典学派充分就业的说法，另辟一条能解释失业及解决失业的途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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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霍布森（1858~1940）：英国人，教授英国经典文学，同时也是左派社团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成员，著有《贫困的问题》（Problems of Poverty）。——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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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尔维奥·格塞尔（1862~1930）：生于比利时东部，德裔比利时人，后迁居阿根廷。曾参与德国巴伐利亚共产党党革命，著有《自然经济秩序》（Die Natürliche Wirtschaftsordnung）。——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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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他是政治经济学教授，1903年于剑桥大学建立政经学院，本文的经济学院即其中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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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熊彼特，《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纽约，1954），第836~8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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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亚当·斯密（1723~1790）：生于苏格兰，为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著有《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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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罗伯特·福格尔，《科学史及传统史》（Scientific History and Traditional History），收入于福格尔及埃尔顿（G.R.Elton）《哪条路能通往过去？》（Which Road to the Past？纽黑文与伦敦，1983），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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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霍普金斯（A.G.Hopkins）评论伯恩伯格（T.B.Birnberg）及雷斯尼克（A.Resnick）所写的《殖民地的发展：计量经济研究》（Colonial Development:An Econometric Study，伦敦，1976），收入《经济期刊》（Economic Journal）第87期（1977年6月），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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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见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状态与自然史》（Naturzustand und Natur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格丁根，1973），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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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卡尔·门格尔（1841~1921）：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建者，为经济学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的三大领导人之一，另外二人为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1835~1882）及莱昂·瓦尔拉（Léon Walras，1834~191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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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施莫勒（1838~1917）：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著有《德国小手工业史》（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leingewerbe）、《社会政治与国民经济学派的一些问题》（Über einige Grundfragen der Sozialpolitik und der Volkswirtschaftslebr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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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威廉·坎宁安（1849~1919）：英国经济学家，著有《西方经济文化史》（An Essay on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Its Economic Aspect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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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希克斯（J.R.Hicks）评论惠特克（J.K.Whitaker）所编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早期的经济著作》（The Early Economic Writings of Alfred Marshall，1867~1890），收入《经济期刊》第86期（1976年6月），第368~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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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洛桑：位于瑞士。——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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