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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自然比较欣赏具有历史性的模式（将经验事实予以一般化）。一个理论，如果能设定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部门是寡占的，而边缘部门则是完全竞争的，则这样的模式当然要比全部以完全竞争为假设的理论好。不过，我也想问我自己，这样的理论是否能回答未来的问题，一个历史学家总是关注而经济学家总是忽略的问题，因为未来的世界从事经济计划的机构可能不局限于国家，大企业也有可能。世界要怎么走？我们的能力如此有限，根本不可能左右经济的走向，如此一来，经济的发展将会如何？［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全球经济与跨国经济还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样成功，因此，当时仍不认为未来会出现一个全球性的不可控制的自由市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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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提一下两个植根于历史的经济发展视野，如马克思与熊彼特，两人都集中心力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经济机制，这个机制推动着资本主义也引导着资本主义。我在这里不讨论马克思的想法是否优于熊彼特，后者认为有两股力量——创新会让资本主义前进，而社会上所产生的效应将会终结资本主义——会将资本主义经济推出资本主义之外。熊彼特眼中的资本主义融合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要素，对于19世纪的历史学家启发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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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历史动态的研究取向，其好处不在于让我们做预测。人类以及真实世界的复杂，就在于当下，预测不过就是猜中与猜不中的无聊结果罢了。马克思与熊彼特都有偏见，都受了无知、欲望、恐惧以及价值判断的误导。但他们的取向的好处在于，他们都不采用线性思考。因为即便是一丁点儿的线性思考都会让我们付出重大代价。马克思只承认世俗都有一种自由竞争的倾向，但这倾向最终会造成经济集中，这一点意义深远。他也察觉全球经济增长不会是同质的或线性的，而会受比较成本的影响，这一点也发人深省。他也理解长期的经济周期对应着经济与社会的结构与心理变化，就像康德拉捷夫波动一样，就算我们没有任何数据来解释这种现象，但这种说法却也打击了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主流经济学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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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学不想再当历史的受害者，就应拿起工具来研究过去明显可见但却能支配现在的事实（一般来说有时差），且必须要发展或重现历史的场景。这么做的意义，不只是为了解决明天的问题好让我们不陷入泥沼，还在于要建立有关明天的理论。让我引用一段纯理论的说法做总结吧。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44]写道：“当我问，爱因斯坦的曲线时空意义何在时，我想到的不是广义相对论的应用问题，而是它对于发展新重力理论会有什么好处。物理学总是认为愿景是重要的，要往前看。”我不懂也不会操作物理学家的理论，经济学理论对我来说犹如物理学。不过身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关心的是未来——是否未来将从先前发生的过去演变出来，或者从过去、现在的连续体中演变出来。我不得不感觉到，经济学家也许该向我们还有物理学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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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拿破仑要他的士兵带着指挥官令牌，好在军官阵亡时，能随时找到人顶替军官的位子。他的用意不仅在于让部队的战力与组织能持续，还在于鼓励士兵能以当个领导者自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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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冈纳·默达尔（1898~1987）：瑞典经济学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有《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Asian Drama：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y of Nation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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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松巴特（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著有《奢侈与资本主义》（Lucus und Kapitalismu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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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其作品《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为经济学的经典。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古典经济学派无法解释这种经济现象，凯恩斯因而崛起。他否定了古典学派充分就业的说法，另辟一条能解释失业及解决失业的途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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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霍布森（1858~1940）：英国人，教授英国经典文学，同时也是左派社团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成员，著有《贫困的问题》（Problems of Poverty）。——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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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尔维奥·格塞尔（1862~1930）：生于比利时东部，德裔比利时人，后迁居阿根廷。曾参与德国巴伐利亚共产党党革命，著有《自然经济秩序》（Die Natürliche Wirtschaftsordnung）。——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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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他是政治经济学教授，1903年于剑桥大学建立政经学院，本文的经济学院即其中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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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熊彼特，《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纽约，1954），第836~8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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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亚当·斯密（1723~1790）：生于苏格兰，为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著有《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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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罗伯特·福格尔，《科学史及传统史》（Scientific History and Traditional History），收入于福格尔及埃尔顿（G.R.Elton）《哪条路能通往过去？》（Which Road to the Past？纽黑文与伦敦，1983），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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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霍普金斯（A.G.Hopkins）评论伯恩伯格（T.B.Birnberg）及雷斯尼克（A.Resnick）所写的《殖民地的发展：计量经济研究》（Colonial Development:An Econometric Study，伦敦，1976），收入《经济期刊》（Economic Journal）第87期（1977年6月），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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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见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状态与自然史》（Naturzustand und Natur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格丁根，1973），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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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卡尔·门格尔（1841~1921）：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建者，为经济学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的三大领导人之一，另外二人为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1835~1882）及莱昂·瓦尔拉（Léon Walras，1834~191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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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施莫勒（1838~1917）：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著有《德国小手工业史》（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leingewerbe）、《社会政治与国民经济学派的一些问题》（Über einige Grundfragen der Sozialpolitik und der Volkswirtschaftslebr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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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威廉·坎宁安（1849~1919）：英国经济学家，著有《西方经济文化史》（An Essay on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Its Economic Aspect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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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希克斯（J.R.Hicks）评论惠特克（J.K.Whitaker）所编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早期的经济著作》（The Early Economic Writings of Alfred Marshall，1867~1890），收入《经济期刊》第86期（1976年6月），第368~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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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洛桑：位于瑞士。——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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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1783~1850）：德国经济学家，著有《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Der isolierte Staat in Beziehung auf Landwirtschaft und Nationalökonomi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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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伯姆-巴维克（1851~1914）：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著有《资本与资本利息》（Kapital und Kapitalzin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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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伯姆-巴维克，《政治经济学上历史方法与演绎方法的对立》（The Historical vs the Deductive Method in Political Economy），《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鉴》（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1期（1980），第267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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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熊彼特，《国民经济理论的本质与主要内容》（Das Wesen und der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莱比锡，1908），第578页。另见他所写的《经济学说与方法：历史的概述》（Economic Doctrine and Method：An Historical Sketch，伦敦，1954），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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