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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瓦西里·列昂季耶夫（Wassily Leontiev，1906~ ）：美国经济学家，著有《投入—产出经济学》（Input-output Economic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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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阿道夫·华格纳（Adolph Heinrich Gotthilf Wagner，1835~1917）：德国历史学派学者，著有《财政学》（Finanzwissenschaft）。——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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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康芒斯（1862~1945）：美国制度经济学派代表，著有《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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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舒尔策-杰佛尼兹（1864~1943）：德国历史学派学者，著有《英国帝国主义与英国自由贸易》（Britischer Imperialismus und Englischer Freihandel）。——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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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悉尼·查普曼（1871~？）：英国经济学者，著有《政治经济学概论》（Outline of Political Economy）。——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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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费边社（Fabian Society）：英国的左派学社。1884年由悉尼·韦布（Sidney Webb）等人在伦敦创立，主张以和平渐进的手段在英国实现社会主义。费边，乃借用古罗马将军费边（Fabius）之名，以其采用持久战术坚壁清野，来作为学社的精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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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马克罗斯第（H.W.Macrosty），《英国产业的托拉斯运动》（The Trust Movement in British Industry，伦敦，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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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社会政治学社：由德国历史学派学者于1872年创立，其用意在于将理论付诸实践，作为政策推动的工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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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奥地利人，本为内科医生，后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取得德国籍后，加入德国社民党。著有《金融资本论》（Das Finanzkapital）。——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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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生于俄属波兰（时波兰为俄国一部分），为推动波兰及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力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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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加尔布雷思（1908~？）：本为加拿大经济学家，后入美籍，曾任美驻印度大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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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命名为圣地亚哥的城市甚多，这里是指南美国家智利的首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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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哈里·约翰逊（1923~1977）：加拿大经济学家，著有《货币、贸易与经济成长》（Money，Trade，and Economic Growth）。——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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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多布（1900~？）：英国经济学家，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新古典理论，但却因此引发人们对于古典理论的反省与修正，带动了古典理论的研究兴趣。著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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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莱昂内尔·罗宾斯（1898~1984）：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可说是融合众说的人物，除了心仪奥地利、瑞典与洛桑诸学派外，他本身则深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熏陶。著有《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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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保罗·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1915~？）：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他最大的贡献是经济学中扩大对数学的运用，读者可参看其经典作品《经济分析的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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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0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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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福格尔与埃尔顿，《哪条路能通往过去？》，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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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森岛道雄（Morishima Michio，1923~2004），日本经济学家。本为新瓦尔拉斯理论（Neo-Walrasian Theory）的信仰者，后来转而采用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的经济扩张模式。著有《均衡、稳定与成长》（Equilibrium，Stability and Growth）。——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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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史蒂文·温伯格（1933~ ）：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著有《最初三分钟》（The First Three Minutes:A Modern View of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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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8章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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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也许会同意历史学对他们学科的价值，但历史学家对于经济学就不一定这样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历史所包含的层面太广。正如我们所见，经济学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它是一门只从真实世界挑出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然后就将这些方面叫作“经济行为”，其他就统统不管的学科。只要经济学是通过排除来定义，那么经济学者必定一事无成，不论他们对自己的局限有多自觉也一样。如希克斯所言：“当人们能意识到这种联结（经济史与一些看似有关、实则无关的事物的联结）之时，就会理解我们的认知的确不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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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历史学则不能够事先决定要把哪些方面剔除掉，我们只能决定主要应处理哪一部分，而哪一部分要予以忽略。基于方便以及技术上的限制，历史学家会倾向于各有专攻。一些人研究外交，其他人研究教会，还有一些则研究17世纪的法国。不过，基本上历史学家还是希望能做到法国人所说的“整体史”。这也是社会史的目标，只不过传统上它总是跟经济史合在一起谈。与经济史不同的是，社会史不能够设定界线来决定什么该谈、什么不该谈。经济学家不会接受前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编辑所说的，如果凯恩斯有不同的性偏好的话，那他应该会更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2]，这话是说，私人的生活会影响人们对于经济概念的判断。相反，我很容易想象到，一个社会历史学家或一般历史学家，反而会认为这种想法有启发性，可以用来思考某个时代的英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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