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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费边社（Fabian Society）：英国的左派学社。1884年由悉尼·韦布（Sidney Webb）等人在伦敦创立，主张以和平渐进的手段在英国实现社会主义。费边，乃借用古罗马将军费边（Fabius）之名，以其采用持久战术坚壁清野，来作为学社的精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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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马克罗斯第（H.W.Macrosty），《英国产业的托拉斯运动》（The Trust Movement in British Industry，伦敦，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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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社会政治学社：由德国历史学派学者于1872年创立，其用意在于将理论付诸实践，作为政策推动的工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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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奥地利人，本为内科医生，后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取得德国籍后，加入德国社民党。著有《金融资本论》（Das Finanzkapital）。——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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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生于俄属波兰（时波兰为俄国一部分），为推动波兰及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力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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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加尔布雷思（1908~？）：本为加拿大经济学家，后入美籍，曾任美驻印度大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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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命名为圣地亚哥的城市甚多，这里是指南美国家智利的首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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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哈里·约翰逊（1923~1977）：加拿大经济学家，著有《货币、贸易与经济成长》（Money，Trade，and Economic Growth）。——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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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多布（1900~？）：英国经济学家，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新古典理论，但却因此引发人们对于古典理论的反省与修正，带动了古典理论的研究兴趣。著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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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莱昂内尔·罗宾斯（1898~1984）：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可说是融合众说的人物，除了心仪奥地利、瑞典与洛桑诸学派外，他本身则深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熏陶。著有《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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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保罗·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1915~？）：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他最大的贡献是经济学中扩大对数学的运用，读者可参看其经典作品《经济分析的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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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0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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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福格尔与埃尔顿，《哪条路能通往过去？》，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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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森岛道雄（Morishima Michio，1923~2004），日本经济学家。本为新瓦尔拉斯理论（Neo-Walrasian Theory）的信仰者，后来转而采用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的经济扩张模式。著有《均衡、稳定与成长》（Equilibrium，Stability and Growth）。——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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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史蒂文·温伯格（1933~ ）：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著有《最初三分钟》（The First Three Minutes:A Modern View of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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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8章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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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也许会同意历史学对他们学科的价值，但历史学家对于经济学就不一定这样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历史所包含的层面太广。正如我们所见，经济学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它是一门只从真实世界挑出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然后就将这些方面叫作“经济行为”，其他就统统不管的学科。只要经济学是通过排除来定义，那么经济学者必定一事无成，不论他们对自己的局限有多自觉也一样。如希克斯所言：“当人们能意识到这种联结（经济史与一些看似有关、实则无关的事物的联结）之时，就会理解我们的认知的确不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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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历史学则不能够事先决定要把哪些方面剔除掉，我们只能决定主要应处理哪一部分，而哪一部分要予以忽略。基于方便以及技术上的限制，历史学家会倾向于各有专攻。一些人研究外交，其他人研究教会，还有一些则研究17世纪的法国。不过，基本上历史学家还是希望能做到法国人所说的“整体史”。这也是社会史的目标，只不过传统上它总是跟经济史合在一起谈。与经济史不同的是，社会史不能够设定界线来决定什么该谈、什么不该谈。经济学家不会接受前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编辑所说的，如果凯恩斯有不同的性偏好的话，那他应该会更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2]，这话是说，私人的生活会影响人们对于经济概念的判断。相反，我很容易想象到，一个社会历史学家或一般历史学家，反而会认为这种想法有启发性，可以用来思考某个时代的英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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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像经济史这样专门的领域，也还是要比经济学要宽松许多。克拉彭认为，经济史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领域是可以扩展的。譬如说，经济史学家——我认为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历史学家身上——不会不谈到目前为止所出现有关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为什么有些社会看起来停滞了，有些社会却没有；为什么整个世界只有某一个区域真正走到了现代工业社会；这些变迁的过程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呢。这一连串的问题都让历史学很自然地与社会科学结合了。马克思就这样认为，政治经济学其实是对整个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解剖，绝非常见的标准经济学所能囊括。我们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技术与论证的方法，但不可受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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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用不上这些模型，除非是为了用来当作头脑体操，否则我实在看不出这些模型跟历史学有什么相干。计量经济学家在测试理论的有效性时，就算这个理论是有效的，他们所关注的也不在于这个理论是否能用来描述世界的样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理论是完全用不上的，或者是没有办法加以验证的。这些理论的运作方式，不管再怎么有趣——除非它忽略了经济事实，或者是硬画出一道界线，并规定在界线外的就不属于经济（不管是事实或是想象）的范围，否则历史学家并不关心它们的发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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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要建立一个一般化的模式，并让它可以适用于全世界，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但却会冒着陷于琐碎的风险。从效用最大（以一般的意义来界定）的观点来看，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其实在追逐效用的表现上，要比现代的生意人理性得多。这种结果既不令人意外，也没有什么意思。我们接受这样的做法，那就是把不同类别的成员［从布须曼人（bushmen）[3]到当代的日本］归成一个类别，只要他们具有相同的特质的话就行。不过，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差异，为什么有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不是能解释渔猎采集的族群以及处在复杂经济体的人们有什么不同。原住民，或者是对于所有具社会性的哺乳类动物来讲，面对并解决了罗宾斯的著名难题，也就是要如何面对稀少的资源而能做最具竞争力的使用；这个结果虽然不是没有意义，但对历史学家来说并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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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于经济人类学的“石器时代丰裕”也没有帮助，只提醒了我们，即便是最原始的经济，一般来说也需要剩余，用以满足急需的消费以及团体的再生产，但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人是这样来分配他们可用的劳动时间与资源，有些人却不这样。例如，为什么萨迪尼亚的农村共同体定期将他们的剩余以节庆活动的方式来花费掉，却不拿来储蓄或投资？这个选择当然可以用个体经济学的方式，从个人的福利偏好来加以分析。但我们难道不觉得，将剩余的肉拿给穷人吃，不是更好吗？难道一天的狂欢会比过几天稍微富裕的日子好？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就低估了节庆的社会经济功能，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就发现，通过散布与再分配那些累积的财富，有助于降低村落中经济地位的过度不平等。这是一个用来让每个个体能够维持交换系统的方法，保障了共同体的团结。经济学的理性个人选择，无法解释这种消费模式及萨迪尼亚岛上的这种富裕消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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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历史学家应该从马克思的观察出发；他认为，每个经济体在历史上都是独特的，生产总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中，由特定的社会个人所生产的”。即便如此，马克思其实也同意高度一般化的抽象说法——例如“一般的生产”（production in general）。只不过他认为这种说法即便很精巧，也没有办法充分地捕捉任何真实历史阶段的生产或生产转变的本质——包括我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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