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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计量史学不只要仰赖确实的数据（经常不完整且不可靠），而且更大部分是要创造及假设数据。在我们这个数据管理堪称完善的时代，经济学家面对黑市或地下经济的存在，都还要借助猜测，更何况历史学家面对的是过去，想要掌握庞大的数据更是不容易。因此，大部分的历史作品在数据的处理上，尚处于空白与猜测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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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史学家因此就致力于要填补这种空白和猜测，他们从资料中隐约推敲出历史景象的大概，并试图去做可能的排列，并从这些排列中所产生的空隙，来推敲可能的历史内容。计量史学家与传统历史学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不能只是求得一个一般的印象，而是要有一个精确的测量，因此就必须在没有数据的地方创造出数据来。这些资料有的根本是虚构的，就好像反事实的研究一般。即便是在有数据的地方，计量史学也有可能基于研究目的而排除一些既有的数据，其逻辑是源于理论模型的考虑——基于复杂而连锁的论理与假设将不充分的数据串成一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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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学家来说，假设必须要实际，否则跟垃圾也没什么两样。如果我们使用完全预期（perfect foresight）假设来组织数据，那么这种假设是否具备经验上的有效性就至关重要。只要假设一改变，不管对模式还是数据来说，都会造成数据与答案的分歧。举例来说，假定我们采取经济史学家的意见，会认为根本没有英国“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存在：原因是，英国经济在1760到1820年间，总体的增长率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英国经济在这段时间的增长率，跟一个传统的经济活动组织所会产生的增长率没什么差异。从这一点来说，要从数学上来解释“整体”的经济有什么大改变是不可能的。[17]（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要如何证明这段时期确实存在着重大的经济增长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除了既有的商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外，还再加进没有经过市场交易因而未被计数的商品与劳务，譬如妇女与儿童在家庭中的贡献。）简言之，“库兹涅茨（Kuznets）[18]传统用来衡量总体增长率的做法，似乎不是用来理解工业革命的最好策略，虽然它的确优点很多。”[19]同样，如果在衡量铁路的经济效果上，我们改变了假设（因此而改变了估算的方式），就有可能得出建造铁路对于国民生产总值一点儿贡献都没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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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程序上的瑕疵。计量史学的流程是从模式到数据，造成数据本身失去了独立性。因此，它无法脱离理论来说话，而它的理论又不具历史性。除此之外，如果不是跟主题相关的话，那么它的模式将会是难以理解的。如果照计量史学的做法，给定其他条件相同，而英国大企业主的行为又都是高度理性的话，那么我们当然不会发现（其他历史学家也尝试要找出来），到底英国的经济在19世纪晚期发生了什么问题。用这种方法，我们最多只能证明有一个解释英国经济为什么衰退的答案是无效的，那就是英国的大企业主是无能的生意人。简单地说，计量史学可以批评或修改用其他方法所做的历史研究，但它本身却无法提供任何答案。它在历史的牲畜市场上的功能，比较像是体重计与度量衡的检验人员，而不是饲养种牛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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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历史学家究竟要怎样来运用经济理论呢？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把经济理论当成一个观念的产生者，或者说，这个过程比较像是到摩洛哥旅行看到柏柏尔人的服装时产生灵感，从而设计出流行服饰。这种启发性的效果，很难定义，但又不可忽视，因为我们从自然科学中可以得知，学科内有很多的成果都是从学科之外模拟及借用而产生的。例如，我们为什么不根据气体动力理论来研究原始社会的人口散布现象呢？它可能会产生（而我知道实际上也已经产生了）有趣的结果。我们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适当地运用经济理论。但这也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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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让理论对于历史学家（还有社会实践上）产生重要性，那么理论至少要能做到贴近社会事实这件事。即便在模型中，也不能不顾实际生活的复杂，而说换就换。以农业为例，这个例子一直让许多经济增长的支持者感到讶异，我们知道一个农业结构以及生产组织不可能在政策的要求下，就在同一期替换完成，不论这样做是不是在经济上比较有生产力。经济发展的世界分成两种，一种国家能够以有效率而具高度生产力的农业来支持工业化与都市化，另一种国家则不行。成败之间所造成的经济效果相当显著：整体来说，具有高比例农业人口的国家很难喂饱自己的人民，也很难提高国内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至于食物过剩的区域则主要是那些人口较少的发达国家。但是教科书对这方面的讨论——我想到萨缪尔森的教科书——却对这个问题于事无补，正如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20]所说，这是因为“农业生产力所仰赖的是结构因素而不是工业生产力”，“不了解……这一层历史差异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21]。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出在应该如何进行“农业革命”、绿色革命或其他革命上，而是如米尔沃德（Milward）[22]所说，改革必须就各个地区农业的特定条件来进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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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讨论德国当初在19世纪时采用哪一种模式会让农业发展更好是没有意义的，譬如说，是用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模式，有36%的农民拥有土地，还是用巴伐利亚（Bavaria）的模式，有93%以上的农民拥有土地。分析必须以两者同时存在为前提，而不能假设一个存在一个不存在。我们也不能用“后见之明”的方式来进行因果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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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来看，经济的选择总是受到制度以及历史的限制。假定我们废除了传统农业形式（由生产有剩余的家庭单位所组成），并且同意这是实现农业革命的最好方式，而为了论证的方便，让我们更进一步地假定，这么做最适合于建立商品化农业，其上的工作者则为雇用的劳工。实际的确有这样的例子。[24]不过，我想到至少有一个拉丁美洲地区，理性的商品化农业主曾尝试过这样的计划但却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决当地农业人口稠密的问题。他们必须屈就社会现实，而采取半封建的方式，但他们知道这样并不是最理想的。而且，马克思所说的农业人口大量减少的现象，在20世纪之前还很少发生，不过，这种历史力量仍然不可低估。一般而言，在分析农业变迁与经济增长时，尤其在短期，绝对不可以将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区隔开来。这么做等于是放弃了对经济的历史分析，也就是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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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多布多年以前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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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很明显，我们要摆脱传统经济分析的限制，它让我们为了找出通则而牺牲了现实，我们也要将已经存在于“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界线抹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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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不是说，考虑所谓的“非经济因素”就一定会与严谨的理论分析或计量经济的验证产生冲突。我们没有必要掉入那些可敬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所曾经陷入的经验泥沼中。但是，如果我们确实需要理论模型，而这些模型必须抽象化及简单化的话，那么至少它们的效果应该受限在特定的历史架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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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只从两个地方找到了理论支持。第一类是对经济变迁的历史过程有兴趣的理论家，他们认为经济变迁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内生的。不管我们认为经济变迁的因素是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这些区别都很独断——这些因素都是系统发展时自然会产生的现象（马克思、熊彼特如此认为），进而对未来的发展产生影响。另外一种研究“经济史理论”的取向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正如希克斯所承认的那样（“我的‘历史理论’……在很多地方与马克思的尝试很像”）。[26]另外一个让历史学家解渴的来源，则是经济学家发现他们的模型需要具体的事实来加以调整以符合他们的目的。第三世界的角色在这里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在一个历史学家及经济学家都熟悉的脉络中，联结了理论与具体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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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是，在成长理论两个主要的分支中，历史学家对于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27]接触不多，但这个模型却受到经济学家的喜爱。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领域越来越重合，从新古典到政治经济学及马克思，不断地寻找能解释特殊例子的理论，有人从分离的经济模式着手，如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28]的二元模式（dualist model）成于20世纪50年代，或拉·明特（Hla Myint）[29]对于第三世界贸易的尝试。就像研究工业革命前欧洲商业的历史学家一样，明特的结论是，贸易“比较成本”模式跟双部门交易（two-sector transaction）没有什么关联，而与亚当·斯密的“排出剩余”（vent for surplus）模型或所谓的贸易“生产力理论”（productivity theory）有一些关联。[30]这一类型的取向为国家的发展政策提供了现实基础，那些以“普遍”市场（universal market）或资本主义市场为基础的理论则太高远了。萨缪尔森正确地找出了这类取向的源头直至马克思与李嘉图，不过他所贡献的不过是一个附注的篇幅而已。这种发展经济学和历史学家所用的语言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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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模型想把那些不能与纯粹资本主义或市场类型兼容的可观察社会事实予以简单化。如此便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兴趣，这种模型遂成了合作的（combined）经济学模型，它是由好几种游戏的互动所构成，而各个游戏又各有其规则，不过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模型看成一种单一的超级游戏，包含了各式各样的规则。其他的模型，如维托尔德·库拉（Witold Kula）[31]那本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封建系统的经济理论》（Théorie économique du système féodal），[32]就假定企业单位会在两个部门中同时运营，如果它们做得到的话，它们还会同时遵守两套规则。库拉用这种方式来分析波兰封建大地产的动态变化，不过大部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可交易剩余都是从农民那儿来的，所以这种方法应该也可以用来分析农民。事实上，研究农民的专家们，对于农民经济中非市场部分以及商品生产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早就有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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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熟知这种情况，因为社会经济组成的转变——譬如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在阶段的交替中，一定会带有某种程度的混合。［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像前苏联一样，在一声巨响之后从共产主义改成资本主义，其后果只是在地球上带来另一种社会灾难。］我们当然有权力选择用抽象的方式，排除各组成部分的独特性，来建构一套理论，不过这样就会造成事实的扭曲以及对问题的回避；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旧经济是如何转变成19、20世纪长期高增长的经济模式。计量史学家已经处理过这个问题了。我们也可以另外从社会面与制度面来建立各种不同的经济模式，例如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33]或恰亚诺夫（Chayanov）[34]的“农民经济学”所导出的经济人类学。不过，在还没讨论这个程序的有效性以及必要性的状况下，还能让历史学家以及经济发展的支持者产生兴趣的，就是合作（combination）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不在于哈得孙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以一定的价格向印第安人购买毛皮，因为印第安人有贸易的概念但却没有市场的概念；也不在于毛皮被销往位于伦敦的新古典市场，而是在于两者结合起来的效果。[35]至于要如何结合（譬如说，两个经济系统的混合，或者是一个单一而繁复的经济系统），则都不妨碍我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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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分析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将经济转变的机制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考虑；从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来看事物的成败，这是一种历史的思维。工业革命之前的一段漫长历史，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并不重要，甚至于发展经济学也不关心这段时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对历史学家来讲，重要的其实也是某段特定时期——历史学家还在争论转折点的确切时间点——也就是，全球各种经济体在某个时间点之后，纷纷被征服、渗透、纳入、修正、调整或最终被同化成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样子。［在社会主义经济倒台的此时，更戏剧化地证明了，十月革命之后的数十年，原本号称要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还是没能实现。］这种明显的同质化过程，让社会科学家与意识形态宣传者把历史简化成大步走上“现代化”的模型，而经济发展简单地说就是“增长”。几乎没有历史学家屈服于这种诱惑。我们知道，全球经济的发展（更不用说只是某个特定地区的发展了），并不只是“增长”条件的聚集，然后满足了这些条件就能一飞冲天，就像罗斯托式[36]的马拉松一样，所有人都在同样的跑道上竞赛，有相同的终点线，只是起跑的时间与跑步的速度不同罢了。它也不只是依赖“正确的经济政策”而已，即那种无论何时都能正确应用的“正确的”经济理论，不过，其实对经济学家来说，并没有真正取得共识的理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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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经济史简化为单一方面的做法，完全掩盖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非线性层面——或者说，其中质的不同以及内部结合方式的变化。发展的过程不应该被简化为增长率曲线。观察者固然可以从曲线图中看到系统的阶段发展，也可以发现在方法上已经较先前的研究者更为进步；另外也可以发现到在过去发展中有哪些时间点是历史的转折点，如1848年之后，1873年之后［以及从现在可以明显看出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而对经济学家、政治人物及商人来说，这些数据的确重要，但它却很难避免掉一个缺点，那就是它只能看到过去，不能看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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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那么对于资本主义，我们就应该进行真正的历史分析，而不是用罗斯托那一套只是把“阶段”列出来的方法。在这里，我们少不了马克思与熊彼特，他们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历史的方向。而即便如商人，也需要了解未来将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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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开始向经济学家求助，希望能得到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动态分析，但是所得到的却是通则性的理性选择理论，至于历史学家真正想要的，就只能从经济学的非主流理论中求得。我不认为历史学家所需要的理论必须是可以用数学或数量来表达的公式。而就算我们真的开始要求所谓的恒等式，那也只不过是对于各种观念及其之间关系的一种近似值的表述而已。对于理论，我们只要求它要能对它所宣称的解释范围内提供一套连贯的解释，以及确实的证明。我们非常乐意接受经济学家在处理社会经济转变的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得到很多帮助，但还不够。这也许是因为如今经济学反而更强烈地感觉到历史能给它的贡献，这刚好与这个讲座刚成立时的状况有所不同，那时经济学广泛地运用在历史研究上，如今则不然。如果经济学家要重新涉入历史，那么我希望他们能学习马克思、熊彼特及希克斯的精神，而不是走上计量史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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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克斯，《经济史理论》（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伦敦、牛津与纽约，1969），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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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美国经济学家，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为货币学派（Monetarism）的代表人。著有《美国与英国的货币潮流：货币与收入、价格及利率的关系，1867年至1975年》（Monetar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heir Relation to Income,Prices,and Interest Rates,1867-1975）。——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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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须曼人：南非原住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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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详见福格尔与恩格尔曼所著《历史的交叉点》（Time on the Cross，伦敦，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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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莱维-勒博耶（M.Lévy-Leboyer），《新经济史》（La“New Economic History”），载于《年鉴：经济，社会，文明》，第24期（1969），第10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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