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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多布多年以前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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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很明显，我们要摆脱传统经济分析的限制，它让我们为了找出通则而牺牲了现实，我们也要将已经存在于“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界线抹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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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不是说，考虑所谓的“非经济因素”就一定会与严谨的理论分析或计量经济的验证产生冲突。我们没有必要掉入那些可敬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所曾经陷入的经验泥沼中。但是，如果我们确实需要理论模型，而这些模型必须抽象化及简单化的话，那么至少它们的效果应该受限在特定的历史架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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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只从两个地方找到了理论支持。第一类是对经济变迁的历史过程有兴趣的理论家，他们认为经济变迁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内生的。不管我们认为经济变迁的因素是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这些区别都很独断——这些因素都是系统发展时自然会产生的现象（马克思、熊彼特如此认为），进而对未来的发展产生影响。另外一种研究“经济史理论”的取向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正如希克斯所承认的那样（“我的‘历史理论’……在很多地方与马克思的尝试很像”）。[26]另外一个让历史学家解渴的来源，则是经济学家发现他们的模型需要具体的事实来加以调整以符合他们的目的。第三世界的角色在这里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在一个历史学家及经济学家都熟悉的脉络中，联结了理论与具体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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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是，在成长理论两个主要的分支中，历史学家对于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27]接触不多，但这个模型却受到经济学家的喜爱。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领域越来越重合，从新古典到政治经济学及马克思，不断地寻找能解释特殊例子的理论，有人从分离的经济模式着手，如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28]的二元模式（dualist model）成于20世纪50年代，或拉·明特（Hla Myint）[29]对于第三世界贸易的尝试。就像研究工业革命前欧洲商业的历史学家一样，明特的结论是，贸易“比较成本”模式跟双部门交易（two-sector transaction）没有什么关联，而与亚当·斯密的“排出剩余”（vent for surplus）模型或所谓的贸易“生产力理论”（productivity theory）有一些关联。[30]这一类型的取向为国家的发展政策提供了现实基础，那些以“普遍”市场（universal market）或资本主义市场为基础的理论则太高远了。萨缪尔森正确地找出了这类取向的源头直至马克思与李嘉图，不过他所贡献的不过是一个附注的篇幅而已。这种发展经济学和历史学家所用的语言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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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模型想把那些不能与纯粹资本主义或市场类型兼容的可观察社会事实予以简单化。如此便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兴趣，这种模型遂成了合作的（combined）经济学模型，它是由好几种游戏的互动所构成，而各个游戏又各有其规则，不过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模型看成一种单一的超级游戏，包含了各式各样的规则。其他的模型，如维托尔德·库拉（Witold Kula）[31]那本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封建系统的经济理论》（Théorie économique du système féodal），[32]就假定企业单位会在两个部门中同时运营，如果它们做得到的话，它们还会同时遵守两套规则。库拉用这种方式来分析波兰封建大地产的动态变化，不过大部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可交易剩余都是从农民那儿来的，所以这种方法应该也可以用来分析农民。事实上，研究农民的专家们，对于农民经济中非市场部分以及商品生产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早就有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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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熟知这种情况，因为社会经济组成的转变——譬如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在阶段的交替中，一定会带有某种程度的混合。［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像前苏联一样，在一声巨响之后从共产主义改成资本主义，其后果只是在地球上带来另一种社会灾难。］我们当然有权力选择用抽象的方式，排除各组成部分的独特性，来建构一套理论，不过这样就会造成事实的扭曲以及对问题的回避；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旧经济是如何转变成19、20世纪长期高增长的经济模式。计量史学家已经处理过这个问题了。我们也可以另外从社会面与制度面来建立各种不同的经济模式，例如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33]或恰亚诺夫（Chayanov）[34]的“农民经济学”所导出的经济人类学。不过，在还没讨论这个程序的有效性以及必要性的状况下，还能让历史学家以及经济发展的支持者产生兴趣的，就是合作（combination）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不在于哈得孙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以一定的价格向印第安人购买毛皮，因为印第安人有贸易的概念但却没有市场的概念；也不在于毛皮被销往位于伦敦的新古典市场，而是在于两者结合起来的效果。[35]至于要如何结合（譬如说，两个经济系统的混合，或者是一个单一而繁复的经济系统），则都不妨碍我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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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分析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将经济转变的机制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考虑；从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来看事物的成败，这是一种历史的思维。工业革命之前的一段漫长历史，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并不重要，甚至于发展经济学也不关心这段时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对历史学家来讲，重要的其实也是某段特定时期——历史学家还在争论转折点的确切时间点——也就是，全球各种经济体在某个时间点之后，纷纷被征服、渗透、纳入、修正、调整或最终被同化成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样子。［在社会主义经济倒台的此时，更戏剧化地证明了，十月革命之后的数十年，原本号称要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还是没能实现。］这种明显的同质化过程，让社会科学家与意识形态宣传者把历史简化成大步走上“现代化”的模型，而经济发展简单地说就是“增长”。几乎没有历史学家屈服于这种诱惑。我们知道，全球经济的发展（更不用说只是某个特定地区的发展了），并不只是“增长”条件的聚集，然后满足了这些条件就能一飞冲天，就像罗斯托式[36]的马拉松一样，所有人都在同样的跑道上竞赛，有相同的终点线，只是起跑的时间与跑步的速度不同罢了。它也不只是依赖“正确的经济政策”而已，即那种无论何时都能正确应用的“正确的”经济理论，不过，其实对经济学家来说，并没有真正取得共识的理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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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经济史简化为单一方面的做法，完全掩盖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非线性层面——或者说，其中质的不同以及内部结合方式的变化。发展的过程不应该被简化为增长率曲线。观察者固然可以从曲线图中看到系统的阶段发展，也可以发现在方法上已经较先前的研究者更为进步；另外也可以发现到在过去发展中有哪些时间点是历史的转折点，如1848年之后，1873年之后［以及从现在可以明显看出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而对经济学家、政治人物及商人来说，这些数据的确重要，但它却很难避免掉一个缺点，那就是它只能看到过去，不能看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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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那么对于资本主义，我们就应该进行真正的历史分析，而不是用罗斯托那一套只是把“阶段”列出来的方法。在这里，我们少不了马克思与熊彼特，他们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历史的方向。而即便如商人，也需要了解未来将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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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开始向经济学家求助，希望能得到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动态分析，但是所得到的却是通则性的理性选择理论，至于历史学家真正想要的，就只能从经济学的非主流理论中求得。我不认为历史学家所需要的理论必须是可以用数学或数量来表达的公式。而就算我们真的开始要求所谓的恒等式，那也只不过是对于各种观念及其之间关系的一种近似值的表述而已。对于理论，我们只要求它要能对它所宣称的解释范围内提供一套连贯的解释，以及确实的证明。我们非常乐意接受经济学家在处理社会经济转变的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得到很多帮助，但还不够。这也许是因为如今经济学反而更强烈地感觉到历史能给它的贡献，这刚好与这个讲座刚成立时的状况有所不同，那时经济学广泛地运用在历史研究上，如今则不然。如果经济学家要重新涉入历史，那么我希望他们能学习马克思、熊彼特及希克斯的精神，而不是走上计量史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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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克斯，《经济史理论》（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伦敦、牛津与纽约，1969），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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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美国经济学家，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为货币学派（Monetarism）的代表人。著有《美国与英国的货币潮流：货币与收入、价格及利率的关系，1867年至1975年》（Monetar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heir Relation to Income,Prices,and Interest Rates,1867-1975）。——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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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须曼人：南非原住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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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详见福格尔与恩格尔曼所著《历史的交叉点》（Time on the Cross，伦敦，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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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莱维-勒博耶（M.Lévy-Leboyer），《新经济史》（La“New Economic History”），载于《年鉴：经济，社会，文明》，第24期（1969），第10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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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莫奇尔，《工业革命与新经济史》（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见莫奇尔所编的《工业革命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伦敦，1985），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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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莫奇尔，《工业革命与新经济史》，第39~40页。这个问题在《编者导论：新经济史与工业革命》（Editor’s Introduction：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中讨论得比较完整，见莫奇尔编《英国工业革命：一个经济视角》（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An Economic Perspective，博尔德、旧金山与牛津，1993），第118~130页，尤其是第126~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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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与哲学家。他曾说，如果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长得长一点儿，那么世界的面貌恐怕就要改变了。意思是说，如果埃及艳后没有那么美的话，也就不会造成恺撒与安东尼对她的迷恋，也许世界的历史将会有所不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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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阿瑟·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于1937至1939任英国首相，与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定，以出卖捷克利益来换取和平，史称“绥靖政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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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乔恩·埃尔斯特，《逻辑与社会：矛盾与可能的世界》（Logic and Society
:Contradictions and Possible Worlds，奇切斯特与纽约，1978），第175~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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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乔恩·埃尔斯特，《逻辑与社会：矛盾与可能的世界》（Logic and Society
:Contradictions and Possible Worlds，奇切斯特与纽约，1978），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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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福格尔，《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巴尔的摩，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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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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