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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关于早期对柏特研究的怀疑——在蒂泽德（J.Tizard）教授证明伯特作假之前——见卡明（L.J.Kamin），《遗传、智力、政治与心理学》（Heredity，Intelligence，Politics and Psychology），收入布洛克与德沃金合编的《智商论战》，第242~250页。最近有人想要平反，这里恕不能一一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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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参见马克斯（G.T.Marx）及伍德（J.L.Wood），《集体行为理论与研究的各要素》（Strand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in Collective Behaviour），《社会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第一期（1975），第363~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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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莱斯特·瑟罗（1938~ ）：美国管理学与经济学家。著有《知识经济时代》（Building Wealth
:the New Rulesfor Individuals,Companies and Nation i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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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瑟罗，《经济学1977》（Economics 1977），《代达罗斯》（1977年秋），第8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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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巴克（T.C.Barker），《经济史学会的源起》（The Beginnings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30卷第1期（1977），第2页；哈特（N.B.Harte），《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的经济与社会史出版趋势，1925年至1974年》（Trends in Publications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25-1974），《代达罗斯》（1977年秋），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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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梅伊（K.O.May），《数学文献的增长与质量》（Growth and Quality of the Mathematical Literature），《埃西斯》（Isis），第59期（1969），第363页；安东尼（Anthony）、伊斯特（East）、斯莱特（Slater），《物理学文献的增长》（The Growth of the Literature of Physics），《物理学进展报告》（Reports on Progress in Physics），第32期（1969），第764~7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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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0章 马克思给了历史学家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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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三章（这会牵涉到一些历史论战），处理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的关系。前两章前后相隔15年，内容在于评估马克思对历史学家的冲击。本章是为了参加1968年5月于巴黎举行的“马克思在当代科学思想发展中的作用”（The Role of Karl Marx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Thought）研讨会而写的，并且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后来付梓于国际社会科学会议的书上，《马克思与当代科学思想》（Marx and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Thought/Marx et la pensée scientifique contemporaine，海牙与巴黎，1969），第197~211页。同时也收入于《第欧根尼》第64期，第37~56页，及其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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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也是资产阶级文明的世纪，思想界出现了几个重要的成就，但历史学不在其中。除了研究技术的进步之外，最重要的是，人们不再理会那些不实的文件、推测，以及空泛的文章，而开始思索他们所看到的各方面都处于革命的时代（法国大革命与工业革命），并试着要掌握人类社会改变的过程。学院内的历史研究，由兰克所激励，在19世纪末开始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反对由不充分、不可靠的事实所建立的通则。另一方面，历史学集中心力于建立“事实”的任务上，反而对历史没有贡献，它只是弄出一套经济范畴用来评估文献证据的价值（例如，与有影响力的人的决策有关的手稿），并且运用能满足这个目的的辅助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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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很少去想它所处理的文件还有处理的程序可不可行，它只是不假思索地就认为某个历史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某个则不行。所以，历史学虽然没有将自己定位成专研“事件史”（某些国家的学者们的确认为研究这个很重要）的学科，但它的方法论却不得不形成一种编年史的叙述形式。历史学并没有要求一定要研究政治史、战争史与外交史（简单地说，学校老师教的是国王、战役与条约），但它的确倾向于把这些问题当成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这是一种单一的历史。如果资料充分且方法适当的话，那么各种主题无不可以成为历史（如立宪史、经济史、教会史、文化史、艺术史、科学史或邮政史等等）。然而这些主题都被忽略了，当时的历史学家只在乎那些与“时代精神”（Zeitgeist）有关的历史主题的模糊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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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学院的历史学家似乎都显示出了一种惊人的天真。之所以会有这种天真，乃是呼应了当时的自然科学潮流，我们称之为实证主义，只是，我们怀疑这些历史学家（除了来自拉丁语系国家的以外）是否知道自己是实证主义者。这些历史学家认为某些既定的主题（如政治—军事—外交史）与既定的地区（如西欧与中欧）是重要的，但是这些历史学家之所以如此也不过是反映了当时的固有观念（idées reçues），例如从“事实”建立假说，从因果关系建立解释，或者是决定论与进化论等等。史学界认为可以取法科学的做法，建立起确定的文本，并且不断地累积文献，形成一种知识累积的表象，借以彰显历史事实已经确立。阿克顿勋爵所主编的《剑桥近代史》就是这类信仰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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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如果跟19世纪时发展得并不快速的社会科学相比，则仍然显得极度落后。历史学几乎无助于理解人类社会（过去与现在）。然而，要了解社会却又必须先了解历史，因此，历史学迟早都必须要赶快找到好方法来研究过去。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说明马克思主义正可以提供历史学这样的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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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克之后100年，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总结历史学的发展，列出了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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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史与宗教史急速地衰微，“国家的历史不再流行”。反之，社会经济史则正处于兴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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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观念”（idea）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容易了，而且也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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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较普遍的解释方式是从“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的角度来看，这与兰克从个人行动来看历史事件，两者是个明显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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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在（1954年）很难说历史有一个发展的方向，呈现出进步与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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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米利亚诺所说的第四点（我们可以把他的说法当成历史学的一个例子，而不是把他当成个分析者），这种看法大概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情境下才会产生，早一点儿或晚一点儿就不一定会这样想，至于前三点则反映了史学界长久以来的反兰克潮流。从1910年就可以看到，[3]19世纪中叶之后陆续有人要系统地以唯物主义来取代唯心主义的架构，因此造成了政治史的衰弱，以及“经济与社会史”的抬头，而这无疑地也与当时“社会问题”的急迫性有关，这个问题深深“支配了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学”。[4]不过实际上，大学里的教席以及档案馆的真正易手，所花的时间要比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所想象的长得多。1914年，攻击的一方只不过才能拿下边缘的“经济史”，或是历史导向的社会学，反抗的势力一直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全面撤退。[5]虽然如此，反兰克运动一般说来已经获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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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问题是，这个新取向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第二个问题则是，马克思主义是以什么方式来产生影响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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