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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瑟罗，《经济学1977》（Economics 1977），《代达罗斯》（1977年秋），第8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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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巴克（T.C.Barker），《经济史学会的源起》（The Beginnings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30卷第1期（1977），第2页；哈特（N.B.Harte），《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的经济与社会史出版趋势，1925年至1974年》（Trends in Publications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25-1974），《代达罗斯》（1977年秋），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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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梅伊（K.O.May），《数学文献的增长与质量》（Growth and Quality of the Mathematical Literature），《埃西斯》（Isis），第59期（1969），第363页；安东尼（Anthony）、伊斯特（East）、斯莱特（Slater），《物理学文献的增长》（The Growth of the Literature of Physics），《物理学进展报告》（Reports on Progress in Physics），第32期（1969），第764~7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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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0章 马克思给了历史学家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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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三章（这会牵涉到一些历史论战），处理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的关系。前两章前后相隔15年，内容在于评估马克思对历史学家的冲击。本章是为了参加1968年5月于巴黎举行的“马克思在当代科学思想发展中的作用”（The Role of Karl Marx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Thought）研讨会而写的，并且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后来付梓于国际社会科学会议的书上，《马克思与当代科学思想》（Marx and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Thought/Marx et la pensée scientifique contemporaine，海牙与巴黎，1969），第197~211页。同时也收入于《第欧根尼》第64期，第37~56页，及其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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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也是资产阶级文明的世纪，思想界出现了几个重要的成就，但历史学不在其中。除了研究技术的进步之外，最重要的是，人们不再理会那些不实的文件、推测，以及空泛的文章，而开始思索他们所看到的各方面都处于革命的时代（法国大革命与工业革命），并试着要掌握人类社会改变的过程。学院内的历史研究，由兰克所激励，在19世纪末开始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反对由不充分、不可靠的事实所建立的通则。另一方面，历史学集中心力于建立“事实”的任务上，反而对历史没有贡献，它只是弄出一套经济范畴用来评估文献证据的价值（例如，与有影响力的人的决策有关的手稿），并且运用能满足这个目的的辅助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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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很少去想它所处理的文件还有处理的程序可不可行，它只是不假思索地就认为某个历史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某个则不行。所以，历史学虽然没有将自己定位成专研“事件史”（某些国家的学者们的确认为研究这个很重要）的学科，但它的方法论却不得不形成一种编年史的叙述形式。历史学并没有要求一定要研究政治史、战争史与外交史（简单地说，学校老师教的是国王、战役与条约），但它的确倾向于把这些问题当成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这是一种单一的历史。如果资料充分且方法适当的话，那么各种主题无不可以成为历史（如立宪史、经济史、教会史、文化史、艺术史、科学史或邮政史等等）。然而这些主题都被忽略了，当时的历史学家只在乎那些与“时代精神”（Zeitgeist）有关的历史主题的模糊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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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学院的历史学家似乎都显示出了一种惊人的天真。之所以会有这种天真，乃是呼应了当时的自然科学潮流，我们称之为实证主义，只是，我们怀疑这些历史学家（除了来自拉丁语系国家的以外）是否知道自己是实证主义者。这些历史学家认为某些既定的主题（如政治—军事—外交史）与既定的地区（如西欧与中欧）是重要的，但是这些历史学家之所以如此也不过是反映了当时的固有观念（idées reçues），例如从“事实”建立假说，从因果关系建立解释，或者是决定论与进化论等等。史学界认为可以取法科学的做法，建立起确定的文本，并且不断地累积文献，形成一种知识累积的表象，借以彰显历史事实已经确立。阿克顿勋爵所主编的《剑桥近代史》就是这类信仰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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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如果跟19世纪时发展得并不快速的社会科学相比，则仍然显得极度落后。历史学几乎无助于理解人类社会（过去与现在）。然而，要了解社会却又必须先了解历史，因此，历史学迟早都必须要赶快找到好方法来研究过去。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说明马克思主义正可以提供历史学这样的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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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克之后100年，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总结历史学的发展，列出了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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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史与宗教史急速地衰微，“国家的历史不再流行”。反之，社会经济史则正处于兴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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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观念”（idea）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容易了，而且也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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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较普遍的解释方式是从“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的角度来看，这与兰克从个人行动来看历史事件，两者是个明显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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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在（1954年）很难说历史有一个发展的方向，呈现出进步与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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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米利亚诺所说的第四点（我们可以把他的说法当成历史学的一个例子，而不是把他当成个分析者），这种看法大概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情境下才会产生，早一点儿或晚一点儿就不一定会这样想，至于前三点则反映了史学界长久以来的反兰克潮流。从1910年就可以看到，[3]19世纪中叶之后陆续有人要系统地以唯物主义来取代唯心主义的架构，因此造成了政治史的衰弱，以及“经济与社会史”的抬头，而这无疑地也与当时“社会问题”的急迫性有关，这个问题深深“支配了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学”。[4]不过实际上，大学里的教席以及档案馆的真正易手，所花的时间要比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所想象的长得多。1914年，攻击的一方只不过才能拿下边缘的“经济史”，或是历史导向的社会学，反抗的势力一直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全面撤退。[5]虽然如此，反兰克运动一般说来已经获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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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问题是，这个新取向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第二个问题则是，马克思主义是以什么方式来产生影响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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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就是巨大的。粗略来说，除了马克思主义，19世纪就属实证主义（positivism）对历史学的影响最大（开头第一个英文字母大小写都无妨）。实证主义是18世纪启蒙运动所留下来的遗产，早已过时，实在很难让19世纪的人毫无保留地接受。其对历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引进了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与模式来进行社会研究，而这个过程看起来似乎还切合实用。这个贡献虽说不可忽视，但也有局限，将自然科学的模式套用在历史变迁上，譬如说以生物学或地质学为基础的进化论，及1859年以后的达尔文主义，是一种粗疏的做法，对历史学造成误导。受孔德或斯宾塞（Spencer）[6]启发的历史学家少之又少，如巴克尔（Buckle）[7]及更有名的丹纳（Taine）[8]或兰普勒希特，而其影响力也局限于当时。即便孔德认为社会学是当时最高明的学科，但实证主义确有其限制，他只能从非社会要素以及自然科学方面来谈社会，因而无法具体地刻画出社会现象的真正内容。实证主义对于历史中人类性格的掌握，就算不是形而上学层次的，也完全是一种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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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转变的主要动力，是来自那些具有历史眼光的社会科学（例如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尤其是源于马克思，他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尽管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居然有这等成就。历史唯物论在习惯上都被称为——有时甚至马克思主义者也这样用——“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马克思除了会否认这个词之外，应该会表示他并不主张历史发展须从其经济基础来观察，同时也会否认他将人类历史视为社会—经济系统的接续。他也一定会否认他将阶级概念与阶级斗争带入历史研究中，不过这都是徒劳的。《意大利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Italiana）中写道，“马克思将阶级概念引进历史学中。”（Marx ha introdotto nella storiografia il concetto di cla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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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并不打算细究马克思是在哪一方面的成就影响了现代史学的转变。很明显，每个国家所受到的影响都不尽相同。就法国来说，影响就相当小，至少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见端倪，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很晚才影响法国的思想界。[9]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早从20世纪20年代就渗透进了法国史学界高度政治性的领域——“法国大革命”，但是，如同饶勒斯与勒费弗尔的作品再加上法国本身的思想传统所显示的——法国历史学家研究方向的再定位，主要还是由年鉴学派来领导，因而不需要马克思来提醒他们注意历史中的社会与经济方面。［然而，大众普遍对马克思有强烈的兴趣，以至于近来《泰晤士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0]甚至说布罗代尔也受马克思的影响。］相反，亚洲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史学变革则几乎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就全球来看，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大已经是确定的事实，因此我们不需要在此多费唇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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