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60677
1707560678
7.从第二点，大家开始攻击传统史学的方法与局限，因为传统史学一直认为历史学家的动机与方法是完全客观的，为了真理而真理，并如实地（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呈现历史。
1707560679
1707560680
1707560681
1707560682
从这些陈述中可以发现，其内容不仅带有一部分的马克思历史观，但糟糕的是（如考茨基），其中也吸收了不少非马克思的思想——如进化论与实证主义。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其中有些观点完全不是来自马克思，而仅仅是一些关心人民、工人阶级以及革命运动的历史学家，基于其个人的立场所发展出来的想法，其实根本不用马克思，他们也可以从社会斗争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因此，就考茨基早期讨论托马斯·莫尔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在主题的选择上并不一定必然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其处理的方法却纯然是庸俗马克思主义。
1707560683
1707560684
不过，这些从马克思主义中所汲取（或联结）的要素并不完全是独断的。第1到4项，以及第7项，所做的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简短说明，代表了思想界的震撼，它摧毁了传统史学的堡垒，其效果还远大于真正的历史唯物论（繁复而没有那么简化），并且也将以往历史学家所忽略的黑暗角落重新照亮了，让历史学振奋了好一段时间。想一想，19世纪末时，那些社会学家与知识分子在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冲击时，该有多么惊讶：“宗教改革真正的原因来自经济，三十年战争之所以会那么长也是因为经济，十字军的形成是因为土地不足，家庭的演变是因为经济，笛卡儿把动物看成机器是受了制造业系统的影响。”[12]至于我们这一代的人，一旦回想当初第一次接触历史唯物论的心情，也是充满了强烈的解放感。
1707560685
1707560686
如果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所造成的冲击，注定是要用这种简化的方式来展现的话，那么我们也只能说，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简化选取，乃是一种历史的选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所做的简短评述，造成了广大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其中所涉及的意识形态形成的社会基础，以及宗教正统的内容，在当时是个受人关注的问题。[13]至于马克思针对史学本身所做的讨论，譬如《拿破仑·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而在当时没人注意，一直到今天才有人提起，这可能是因为文中所提的阶级意识与农民问题，并不是当时学者的兴趣所在。
1707560687
1707560688
以上就是一般人一直认为的，历史学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部分，然而实质上却是受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个影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在少数国家盛行（一直到现在的联邦德国与美国），并且还有市场，其史学完全侧重在经济与社会面的讨论。我们必须再强调一次，这个思想潮流虽然的确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其实跟马克思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1707560689
1707560690
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所造成的冲击，还是在于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就是说，社会由不同的“层次”所组成，各层彼此互动。至于马克思本人对于各阶层（hierarchy）的排定以及各层如何互动的看法（就他自己所提供的来看）[14]，则不一定可取。不过，他的说法还是广受非马克思主义者的采纳。马克思本人对历史发展的看法——包括对阶级冲突的角色，社会经济模型上的接续性，以及各期在转折时所形成的机制——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也惹起不少争议。争论是有必要的，适时引进证明的方法也是对的。马克思有一些想法的确是错的，因为他所用的证据是错的而且不充分，譬如说东方社会这个研究领域，马克思对此虽然很有洞察力，可惜做了错误的假定，提出了内在稳定性之类的错误观念。不过，本文的重点还是要强调马克思对于历史学的价值何在，而不是对于整个社会的贡献何在。
1707560691
1707560692
马克思主义（以及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将历史学成功转型为社会科学上面，虽然其间所遭遇的抵抗不小，但到了20世纪，历史学归属于社会科学终成定局。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上。实证主义是一种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带入社会科学的尝试，它试图将人的因素去除，务使其成为“非人”（non-human）的研究。这意味着把社会当作人际关系的系统，而对马克思来说，这个系统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生产与再生产。这也意味着要把这个系统当成一个能自我维持的个体，并且研究这个个体与外在环境的关系——“非人”与人——以及个体的内部关系。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但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社会进行结构—功能分析的理论，它在很多方面与其他的理论不同。首先，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现象有阶层性（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其次，认为任何社会内部都存有紧张（“矛盾”），让系统自我维持的功能遭到破坏。[15]
1707560693
1707560694
马克思主义的特质能够彰显的领域还是在历史学，只有历史学才给予它这样一个空间来解释——不像其他的社会结构—功能模式——社会为什么以及如何转变：换句话说，就是社会进化的事实。[16]马克思的优点，就在于他同时考虑了社会结构的存在以及历史性，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内在的动态变化。在今日，社会系统的静态分析已经广泛地使用了，但是一直缺乏历史的动态分析，马克思对于历史的强调，在此时刚好可以补其不足。
1707560695
1707560696
如此便形成对今日社会科学的批判，以下分两点说明。
1707560697
1707560698
首先是对于支配当今社会科学（尤其是在美国）的机制提出批判，这个机械性的模式从科学的进展以及研究社会变迁的方法论中获取力量，然而，它却缺乏社会革命的可能。有人可能会说，在一个资金与技术不虞匮乏的研究环境，这种研究方式可说是相当适当，所以富国可以大量使用这种“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理论与研究法。这种理论在本质上是在“解决问题”。理论上，它们相当原始，也许比19世纪的理论还要粗糙。因此，许多社会科学家，要不是心里这样想，不然就是实际上已经不将历史进程看成单一的变化，也就是从“传统”到“现代”或“工业”社会；“现在”是以先进工业国（或甚至是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为标准来判定的，至于“传统”就是缺乏“现代性”。在操作的时候，会把大步进展区分为几个小步，比如说罗斯托的几个经济成长分期就是一例。这些模型把历史的复杂性给剔除掉了，只选出它所认为重要的小时段，而就算如此，它所分出来的小时段里头的历史内容也是极度简化的。社会科学的势力与声望，迫使着历史学家开始运用这些模式来制订历史研究计划。很明显，这些模型并不能恰当地表述历史变迁，而此时用马克思主义的取向来提醒自己的确很有必要。
1707560699
1707560700
其次是对结构—功能理论的批判，这种理论相当复杂，而它所产生的惰性也更强，更不容易接受历史的思考方式。这种批判在马克思主义所影响的范围内蔓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从19世纪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经常与其结合）中解放的方法，不过这同时也会将马克思所带有的“进步观”从马克思主义中剔除。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进行批判？[17]马克思本人当然不会这样做：他把《资本论》第二册献给达尔文，也应该不会反对恩格斯为他写的墓志铭，恩格斯在文中赞扬马克思找到了人类历史进化的法则，正如同达尔文在有机体中找到了进化的法则一样。（马克思绝不会想把进步与进化分离，也绝不会责怪达尔文将这两者合并在一起因而造成的反效果。）[18]
1707560701
1707560702
历史的基本问题，乃在于要去发现各种人类社会群体分化的机制，以及为什么社会会转变成另一种社会，或是想转变却无法成功。从某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或者一般人都会这样想，人控制自然的过程，本来就是一种单一方向的改变，或者说就是一种进步，至少从长期来看是如此。只要我们不要把这种社会发展的机制与生物进化的过程视为相同或看成类似的话，那么使用“进化”这个词似乎也没什么不好。
1707560703
1707560704
这个论证当然不只是字面上的而已。它隐藏了两种反对意见：对于不同社会所做的价值判断，或者换句话说，把各种社会排出阶层顺序是否有其可能，另外则是与变迁的机制有关。结构—功能论不敢明目张胆地为各种社会排出“高”与“低”的阶层顺序，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人类学在社会进化论的设定下所主张的，“文明的”统治“野蛮的”的说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动能论的角度来看，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阶层顺序。因纽特人为了解决问题所组成的社会团体，[19]其运作之成功不亚于阿拉斯加的白人居民，甚至还更好。从某些条件与设定来看，巫术的思考方式在处理问题上与科学思考方式一样具有逻辑性。
1707560705
1707560706
这些观察是有效的，虽然说结果不一定对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有所帮助，因为他们想要解释的不是系统的特定内容，而是整个结构的问题。[20]而且它也与进化的问题没有关系。人类社会如果要永续长存，就必须能成功经营，功能要能适当发挥，如若不然，就有灭绝的可能，如沙克尔斯（Shakers）所说的，系统本身不能繁衍而又不能从外在引进新事物。如果我们比较两个系统时，只从其内在组成来看，并没有什么意义，重点是要看它们与外在的关系如何，如此才能比较。
1707560707
1707560708
第二个反对意见比较基本。大部分结构—功能分析都是同时性的，而且分析越是精巧则其静态性就越强，我们应该引入一点儿动态分析才对。[21]这个想法在结构主义者当中引发了论战。大家都同意，一个分析模式，恐怕是不能同时兼具静态与动态两种模式，但这并不是说，兼具两种模式是不对的，像马克思本人在延伸的再生产的分析上就做到这一点，而历史研究也的确特别有助于这两种模式的合并进行。有些结构主义者干脆不谈变迁的问题，而直接把这个问题丢给历史学者，或者如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个问题与其无关。不过，变迁既然是事实，那么结构主义者就不能不管它。
1707560709
1707560710
为了要响应这些问题，人们可能走上马克思主义，或者是走上反对进化式变迁的道路。我认为，列维-斯特劳斯［或阿尔都塞（Althusser）］[22]似乎是属于后者。对他而言，历史变迁似乎只是排列组合而已（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来说，就像遗传学中的基因组合一样），如果时间够长的话，所有的组合应该都至少会出现一次。[23]历史过程就好像下棋一样，从开始到最后有着不同的组合。但是，排序的不同是不是就会让过程有所不同呢？这个理论对此并没有提出解释。
1707560711
1707560712
而这个问题却是历史进化需要讨论的部分。马克思的确预见到阿尔者塞所强调的“形式”组合、再组合的过程，而阿尔都塞也因为这种观点，而成为一个未定型（avant la lettre）的结构主义者；或者说，成为一个可以让列维-斯特劳斯（他自己也承认）借用概念的人。[24]马克思的这个方面相当重要，我们要牢牢记住，但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完全忽略了这个部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有趣的是，这些例外集中在斯大林时代的苏维埃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知道，针对这些要素及其彼此间如何结合来进行分析，可以让我们（像遗传学那样）对进化理论做恰当的运用，让我们搞清楚什么样的状况在理论上是可能发生的，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同时，阿尔都塞认为，这种分析——这个问题可以再讨论——也可以对社会“层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之间的互动做更明确的界定。[25]这种分析不能做的，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20世纪的英国与新石器时代的英国是如此不同，或者社会经济各种组成形式间的接续过程，或者各形式转变的机制，或者马克思为什么毕生致力于回答这些问题。
1707560713
1707560714
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区别马克思主义与结构—功能分析的不同：在层次模型中，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主要成分，系统之中存在着内在矛盾，因此会产生阶级冲突。
1707560715
1707560716
要解释为什么历史有方向，就一定要提阶层。整个历史（虽然不是每个地区或每个时代）之所以是“有方向且不可逆的”（再引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是因为人类不断地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同时又不断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如果阶层不是起源自社会生产关系的话，人类历史就不会有这种特质。除此之外，由于人类控制自然的过程与进展和生产力（例如新的技术）与生产关系的变迁有关，那么社会经济系统的接续必定是秩序井然的。［这并不是说，存在着一张如《政治经济学的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导言所说的顺序表，有着编年史般整齐的顺序，马克思对此是全然不信。同样，也不是说人类历史有一个单一的普世的线性进化。不过，某些社会现象的确具有顺序，譬如一个具有城市—乡村二元对立的经济体，其存在必以城市、乡村已经发展出来为前提。］同样的道理，系统的接续，不能光看一个方面，如光看技术方面（低技术必在高技术之前）或光看经济方面［货币经济（Geldwirtschaft）必在自然经济（Naturalwirtschaft）之后］，而须观照整个社会系统。[26]因为马克思历史思想的核心，就在于要将“社会的”与“经济的”要素同时处理。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粗略地讲，就是社会组织），以及物质的生产力，两者不可分割。
1707560717
1707560718
给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矛盾就给予了变迁的动力，于是促成了发展。（若没有内在矛盾，则只能产生循环的波动，一个不断不稳定与再稳定的过程：而变迁当然有可能由外而生，譬如通过与其他社会接触来产生冲突。）这个内在冲突的说法，不应该被视为“功能失常”（dysfunctional），除非我们认为稳定与恒常是常态，而变迁则是例外，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变迁是常态（如一些庸俗的社会科学），则又太天真了些。[27]社会人类学家现在已经比较能接受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一个只能分析静态系统的结构模型并不恰当。一个模型应该同时反映稳定的与断裂的要素。而这正是马克思模式的根本依据，而不是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
1707560719
1707560720
这种双元（辩证）模式很难建立并且运用，因为在实际上，很多人会由于立场或条件的影响，而采取不同的操作方式，要不是变成稳定功能论的模型，就是成为革命变迁式的模型，然而其实两者是应该合一的。内在紧张有时也会被重新加以界定，变成一种自我稳定的模型，内在紧张能化解就稳定，不能化解就产生冲突与矛盾。阶级冲突可以通过某种“安全阀”来加以调节，如同前工业时代都市无产阶级的暴乱一样，这种状况会定期发生，变成一种“反叛仪式”［rituals of rebellion，马克斯·格卢克曼（Max Gluckman）[28]所创的颇具启发性的词］，但有时则无法如此。国家会在制度与价值所构成的稳定架构内（存在于社会本身之上或之外，如国王作为一种“正义的泉源”），对阶级冲突予以控制，使之返回正轨，否则社会可能被内在的紧张撕裂成两半。马克思曾在《家庭的源起》（Origin of the Family）中详细阐述国家的起源与功能。[29]有时候，国家也会失去功能——只要臣民开始不信任——以及合法性，而变成“富人谋求自身利益的把戏”——用莫尔的说法——贫民困苦的来源。
1707560721
1707560722
有些说法会将这种模型的矛盾本质加以误导来模糊话题，将社会现象区分成受到调节的稳定现象，以及颠覆现象：把能够整合进封建社会的，称为“商业资本”；不能够整合的，称为“工业资产阶级”；把社会运动区分成“改革派”与“革命派”。虽然存在着这种区分的现象，但仍无法掩饰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内在矛盾（对马克思而言，并不排除内在矛盾可能是一种阶级冲突的可能），[30]而随着状况的不同，相同的现象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功能——本来想恢复旧日的阶级秩序（譬如农民运动），却变成社会革命；本来想革命，却反过来维持现状了。[31]
1707560723
1707560724
虽然很困难，不过社会科学家们（包括动物生态学家，特别是人口动态学以及动物社会行为学的学生）已经开始建构一个以紧张或冲突为基础的均衡模型，而这么做的结果，使他们较以往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并且远离了把秩序置于变迁之前而且强调社会生活中的整合与规范要素的旧社会学模型。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马克思文章中的模型并不清晰，需要再进行加工与发展，而其中所残留的19世纪实证主义的痕迹（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色彩比马克思还浓）也必须清除干净。
1707560725
1707560726
我们还没有解决各个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经济模型，其本质以及接续是什么的问题，以及这些模型内部发展和互动的机制是什么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从马克思[32]以来就热烈讨论的领域，而不仅是从过去这几十年来才开始的，从某些方面来看，我们已较马克思当时大有斩获。[33]最近的研究也肯定了马克思通论性的研究与视野所显现的聪敏与渊博，不过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的疏失，尤其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不过，这些主题即便是用最粗糙的形式也无法简单说明，除非是用具体的历史知识来看才行，因此在现在这个座谈会中是无法讨论了。尽管无法讨论，我只能说我相信马克思的取向仍是唯一能让我们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方法，也是讨论现代的一个最好起点。
[
上一页 ]
[ :1.70756067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