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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社会”是人际关系的系统，或说得更精确些，人类团体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系统。“生产方式”可以显示出让这些团体关系之所以不同的力量所在——社会不同，团体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不同。生产方式本身是否依照时间顺序而形成一连串的进化过程呢？无疑，马克思本人的确是这样想，并且认为这种过程让人类逐渐从自然解放并控制自然，也因此影响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根据这样的想法，生产方式呈现出一种上升的走势。不过，就算生产方式之间的确产生了一种明确的时间顺序（如，由蒸汽机所构成的商品经济绝对发生于没有蒸汽机的商品经济之后），马克思还是没有建立线性历史观的意思。事实上，从历史上可以很容易发现除了人类最早期的发展外，在其他时期，各种生产方式都有共存与互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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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具体显示了特定的生产计划（基于特定的技术及生产劳动分工所做的生产）以及在某个发展阶段中，由“特定的、受时空所限的社会关系来部署劳动，而劳动则通过工具、技术、组织及知识来从自然取得能量”，然后社会所制造出来的产品则通过流通、分配，最后用来积累以满足其他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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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提一下人类学家沃尔夫的作品《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这本书虽然极具原创性也很重要，但也有其弱点。沃尔夫想要说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胜利，是如何影响了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想将其并入其世界体系）：而资本主义在多元的生产模式之下，又是如何接受调整与修改的。这本书谈的是联结，而不是原因，不过联结有时候对于原因的分析也很有帮助。它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方式来捕捉不同社会在接触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不管能否调整，所做的“策略性的变形”。因此偶然间让我们看到不同生产方式的关系，以及在其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的面貌。[14]但这本书并没有解释物质基础的变动以及劳动的分工，更没有说明生产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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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用三个粗略的生产方式或生产方式“群”来操作：“宗族”（kin-ordered）方式、“纳贡”（tributary）方式以及“资本主义”方式。他认为从渔猎及粮食采集到粮食生产社会，是属于宗族模式，至于纳贡模式则包括了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及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这两种方式里，剩余产品都由掌握军政大权的统治团体所剥夺。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5]认为这种分类法值得商榷，它的缺点是将许多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社会一并归入“纳贡”模式之中：从西方黑暗时代的封建领主到中华帝国；从没有城市的经济体到产生城市的经济体。这本书只有一小部分触及根本问题，那就是“纳贡”模式的某一个小变形是如何、为何及何时产生出发达的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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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要分析生产方式，必须立足于可见的物质生产力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要研究技术、组织和经济学。我们不要忘了在《导言》后面，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乃是市民社会的解剖学。所以，传统上对于生产方式及其转变的分析还需要再发展，而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这么做了。方式之间的转变替换，人们总是用因果或线性的关系来看：每个方式内部都包藏了“基本的矛盾”，它产生了动力与力量以促成转变。我们不清楚这究竟是不是马克思的意见——除了针对资本主义——而这当然也造成无休止的争论，尤其是在讨论西方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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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做的这两个假设似乎就挺有用了。第一，生产方式中有一些基本元素会让方式不稳定，但这只是潜在的，并非必然，而且有时随着方式结构的不同，这些元素还会反过来成为防止变迁的力量。第二，方式转变的机制并不完全来自内在，各种不同结构的社会间的结合与互动也有影响。因此，所有的发展都是混合的发展。我们不可以光从一个特定条件就来说明地中海地区的上古文明，或是只从西欧的庄园与城市就来说明封建主义是如何转变成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寻找不同的路径来找出它们之间在某个发展阶段是如何汇流而造成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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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取向——似乎是比较符合马克思精神，而且也尊重了文本的权威性——让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两种不同的社会为什么能够并存，一个是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另一个是尚未走上，而其之所以走上是因为被已经走上的予以渗透征服的缘故。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已经开始察觉到，这个系统本身其实就是个混合的进化：它建筑在既有的物质上，利用并适应既有的物质，最后则受既有物质的塑形。最近对于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所进行的研究已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过去25年来整个世界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转变，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原本作为资本主义运作核心的前资本主义元素，现在已经腐蚀殆尽，不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了。我所指的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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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回来讨论我一开头想要讲的，马克思对历史学家有什么独特意义。马克思仍然很适合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他把历史当成一个整体来发展方法论，并且只有他从一个预见的角度来解释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从这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优于韦伯（在对历史学家的理论影响上，他是马克思唯一的对手），而从更多方面来看，前者更可以补充并更正后者。没有韦伯的补充，则马克思式的历史仍可理解，但若没有马克思的补充或至少是提问（Fragestellung），则韦伯式的历史（以马克思为出发点）就不可理解。要调查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意味着要问马克思式的问题，就算你不接受他的答案也一样。同样，如果我们要问隐含在第一个问题中的第二个大问题：为什么进化的过程不是呈现一种平顺的线性，而是不平顺而彼此交错的类型。我们可以从生物学进化（如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但这并不恰当。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任何解释，他只是提出问题，之后的部分正是我们应该要去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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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的主题是马克思与历史学，我在此的目的并不是要讨论今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要研究或该研究什么大主题。但在结束之前，我还是得提出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对我来说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第一个我已经提过了：社会或社会系统的发展，本质上是混合及联合的，它与其他的系统及自己的过去互动。马克思所说的名言，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是从“过去所传递、给定与建立的既定环境下”来选择历史。第二个则是阶级与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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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这两个概念对马克思来说很重要，至少在讨论资本主义历史的时候是如此，但我们也知道在他的著作里并没有对这两个概念做清楚的定义，因此引来了许多的争论。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遭遇了极大的困难。让我举个例子，什么是“资产阶级革命”（bourgeois revolution）？我们能不能说“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进行的，是资产阶级为了权力而向阻碍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旧王朝统治阶级所进行的斗争？或者，在那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思考？这些我们都需要注意。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英国和法国革命的解释的批判是有成效的，主要因为这样一种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图景是不充分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或一个实际的历史观察者，我们不能否认这些革命的存在，或否认17世纪的英国革命及法国革命的确造成了重大的改变并对他们的社会注入了资产阶级的色彩。但我们必须准确地说明我们说的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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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如何简要地说明马克思逝世百年后对历史写作的冲击呢？我们也许可以分四点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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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在，马克思对于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历史学家所造成的影响，已远较我过去所见为大——回想这50年来确实如此——也许还远大于从他逝世后所带来的影响。（这里我们不跟那些由官方来推动马克思思想的国家做比较。）这的确有说明的必要，因为马克思的影响力现在已经扩展到相当广大的知识群体，特别是在法国与意大利。他的影响不只局限在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之间（光是这样数量已十分庞大），也包括那些认为他对历史学具有重大影响的人［如法国的布罗代尔，以及德国的比勒费尔德学派（Bielefeld School）］，还有许多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些杰出的学者仍不时提到马克思［如波斯坦（Postan）］。除此之外，许多在50年前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东西，现在都已成为历史学的主流。当然这一切都不可能完全归功于马克思，但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学的现代化的确发挥了主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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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到目前为止，至少在许多国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仍把马克思当成他们的起点，而非终点。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对于马克思的文本过度质疑，但他的思想的确有一部分是错误的而需要扬弃。从他对于东方社会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就可以明显看出，当然这其中也蕴含着他对于原始社会及其进化过程所具有的惊人洞察力。最近，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者评论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的知识完全不足以作为现代人类学的基础。”[16]另一方面，我也不认为我们有必要修改或废弃历史唯物论的主要论点，但是却需要做一些批判。以我来说，我是绝不愿意放弃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其杰出的成就，所应运用的应该是马克思的方法，而不是评论他的文本——除非真有值得评论之处。我们应该去做马克思尚未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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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今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多元的。马克思所留下的遗产，并不是单一而“正确的”历史解释：从20世纪30年代以降，的确有所谓的唯一解释存在，但现在已经没有人理会这一套，人们有选择不同解释的机会。这种多元主义有其缺点。在从事历史理论的人身上比较明显会有这种倾向，但实际上出问题的多半还是发生在写历史的人身上。虽然如此，不管我们认为这些缺点是否多于优点，多元主义都是个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多元主义也没什么不好。科学是基于共同的方法而为多种观点的对话。只有在没有方法可以决定孰是孰非之时，科学才不再是科学。不幸的是，历史学总是如此，但绝不会是马克思主义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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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今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不能孤立于其他的历史思维与历史研究之外。这种说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已不再拒绝——除了他们研究所需的原始资料——那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作品。如果他们写的是好作品，我们就会加以参考。但这并不会让我们停止对那些以意识形态挂帅的优秀历史学家进行批评甚至发动意识形态的论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改变了历史学主流，所以现在已经不可能判断某个特定的作品是由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所写，除非作者主动地说明他的意识形态立场。这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我倒是挺期望有那么一天，没有人会问作者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到那时，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早就蕴涵于历史学主流当中了。但我们离这么样一个乌托邦还很远：20世纪的意识形态、政治、阶级与解放的斗争仍在进行，让这一天的到来仍不可想象。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仍要在历史学内外为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辩护，以对抗那些从政治或意识形态立场来放言攻击的人们。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还要护卫历史学，并且坚持主张人类有能力了解世界是如何演变至今日的，以及人类能够拥有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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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奥地利人。原攻读数学与工程，后受罗素（Russel）影响，转而研究数理逻辑。著有《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asophicu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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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1895~1978）：英国文学批评家。著有《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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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伦敦、牛津与纽约，1969），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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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引自马克思，《资本论》［哈蒙兹沃思（Harmondsworth），1976］，第一册，第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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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dy），《马克斯恩格斯全集》（Collected Works，伦敦，1976），第24页（翻译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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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dy），《马克斯恩格斯全集》（Collected Works，伦敦，1976），第24页（翻译修订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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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dy），《马克斯恩格斯全集》（Collected Works，伦敦，1976），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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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伯克利，1983），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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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伯克利，1983），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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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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