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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Georgi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1856~1918）：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列宁的老师，也是首位对于辩证唯物论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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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9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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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科恩（1941~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领导人，主张用英美分析哲学来研究并重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教条。著有《马克思的历史理论》（KarlMarx’s Theory of History：A Defenc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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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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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萨米尔·阿明（1913~ ）：生于埃及，于法国求学，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关心发展中国家自我依存的问题，尤其是把焦点放在阿拉伯国家。著有《不平等的发展》（Unequal Development: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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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Marxism and Anthropology，牛津，1983），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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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2章 所有人都拥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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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针对上一章曾提到过的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所做的完整讨论。刊于《泰晤士文学增刊》第28期（1983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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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童话里的小孩发现国王没有穿衣服，这其实隐含着另一重意义：他应该穿衣服才对啊！但应该穿什么？在目前甚嚣尘上的历史怀疑论笼罩下，我认为随便一个外行人都可以看到，社会科学与历史学本身都需要“历史，来说明现代世界的社会系统是如何形成的，并且以此来让我们对各种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的）的研究更具分析性”。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非常努力之外，还要有能处理烦琐的思路、明晰的心智，更不用说要能大量阅读及要有勇气，来描绘出一种方式，好让此类历史能赖以建立，并能说明从1400年以来全球的整体发展。在这一点上，沃尔夫的新书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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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完全符合能达成这个任务的条件。与一般英美人类学家不同的是，他出名的地方不是因为他研究了哪个“部落”（tribe）或哪个地区，而是在于他的主题：处于农业生活中的人群（people in agriculture）。在这方面，他的成名作《农民》（Peasants，1966）[1]乃是最佳的导论，至于现代革命中的农民要素部分，他的研究《20世纪的农民战争》（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已广为大众所知。他出版的书籍不仅限于他专精的西属中美洲以及当地的大地主、热带种植园以及农民而已，还包括了伊斯兰教的源起以及民族的形成等问题。沃尔夫也与人合著《隐藏的疆界》（The Hidden Frontier，1974），这本书是针对相邻但却分属不同种族的两个蒂罗尔社群（Tyrolean communities）[2]所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对于学习现代国家形成的学生来讲是很重要的作品。《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这本首开跨学科研究风气的期刊，沃尔夫也与其有长期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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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反对传统人类学的观点，因为它把人类社会（实际上，只是为了田野调查与论文的需要而划分出来的一小群人口）视为可以完全自给自足而且自我稳定的系统。沃尔夫认为，没有任何一个部落或社群可以像一座孤岛一样地存在，而世界作为一个彼此依存的过程与系统所构筑成的整体，也绝不是由一个个自给自足的人类团体或文化所组成的。看起来毫无变化而自行其是的社会，除了呼应着内在与外在的冲突之外，其实还要面对历史变迁所带来的挑战。亚马逊的蒙杜露鲁库（Mundurucú）族，从原本的夫居制（patrilocality）[3]及父系社会转变成妻居制（matrilocality）与父系社会这种奇怪的组合，这是因为巴西地区强盗横行所造成的影响，也是许多19世纪的民族学家所看到部落为了生存所做的一种返归史前时代的调适，就像集体的“人类腔棘鱼”（human coelacanth）。[4]人类不可能没有历史，没有历史就不可能了解人类。他们的历史，就像我们的一样，不可能在脱离外在环境下还能被理解（在这个日渐缩小的世界里），而过去这500年的历史，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彼此互动、彼此改变，除非我们能理解这个互动的过程，否则就无法了解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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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取向对于旨在从全球角度来研究当代史的历史学家来说，有许多好处，至少它与以往的看法不同，过去所谓的全球角度要不是只在描述从阿拉伯、日本来的货物如何，就是单纯地说明全球的政治现象（如“联合国”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双重误导）及经济现象而已。而过去的做法也常让人卷入欧洲中心论的论战当中。从15世纪以来，改变世界的力量很明显是来自欧洲。在现代史教科书上，非欧洲地区要占多少分量根本不是重点，会成为问题只有当这堂课是在非欧洲地区教授时或是具有文化外交目的时才会出现。这边的重点应该是，历史是由不同结构（不同地理分布）的社会个体互动所形成的，而这些社会个体之间又会相互塑造。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的差别，并不会比赫勒敦笔下的贝都因人（Beduin）及定居民族的差异更大，而他们各自的历史却也反映着对方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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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沃尔夫认为，地理上的互动形式只是一般模式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工业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历史所提出来的问题，其实与资本主义对于那些在观念上仍然保守并且“停滞不前”的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完全一样。“事实上，这两个历史分支只是一体两面。”或者从更一般的角度来看，不管一个社会是输出或进口资本主义（这要看它是处于“核心”还是“边缘”），社会都会在交流中发展出多元的社会机制。在这样的意义上，历史上的宏观与微观其实都是同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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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机制上的混合要如何分析呢？沃尔夫的书最大的好处并不是在于他把从1400年以来的相关文献都洋洋洒洒地列在45页的书目上。其他人也可以这么做，只不过会冒着让专家们挑毛病的风险。沃尔夫作品的好处在于，它成功捕捉了欧洲资本主义在对外扩张的时候，遭遇了许多“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而这些社会与文化为了应对外来的冲击，遂做了许多不同策略性的改变”。结果，“让欧洲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产生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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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检验一本书，重点并不在于我们是否要接受作者对历史数据的解读，或是沃尔夫接受、修改或诠释了哪一个权威的看法。就算沃尔夫接受了完全没道理的资本主义“长周期”的说法，或者是他所用的蒙杜鲁库族数据有误，也不会让他的作品乏味。我们检验的重点应该放在他的分析方法是不是比别人的好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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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法，因为沃尔夫很明显地运用了两个很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生产是“自然、社会劳动与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相互依存的复合体”，或者是，观念系统产生于“能让人类使用自然的生产方式所界定的特定范围内”。“心智”对马克思来说，并不是“独立自存之物”。不过，沃尔夫并没有特别讨论人类的长期进化，也没有说明社会组织发展的过程，这些问题他只会在论证之余偶尔提一下而已。沃尔夫并不关切发展中的社会生产力与既有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除非这种问题牵涉到生产方式中的结构紧张或者说不同生产方式间的互动。而马克思的观念在这里主要是用来解释过去500年来“人类总体的全球互动关系”，沃尔夫并不打算更进一步地用来解释别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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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学的论辩当中，沃尔夫的特殊地位恐怕非专业人士是无法体会的，而他的想法更与人类学的各个学派格格不入。在大量的书目注释当中，他讨论了他所引用的资料以及他的目的，这可以让我们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一般人仅注意到他主要的兴趣不在于事物的因果解释，而是在于事物的变形与联合。因此，他专注于分析不同的“生产方式”，意即，“社会对于劳动的动员、部署与分配”。而在比较这些生产方式时，我们可以发现到政治—经济机制里的变化及其效应，也可以发现到全球资本主义在不同生产方式里都可以得到不同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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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粗略地区分了三种生产方式，但这三种方式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而且都与单一的线性历史观不相容：资本主义模式、纳贡模式及宗族模式。这些模式没有一个可以完全等同于社会，因为它们都经过一定程度的抽象化并且有不同的解释范围。有人可能会补充说，沃尔夫主张每个模式都会产生属于自己的文化类型或符号世界，因此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人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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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的资本主义模式或多或少是学习马克思的。纳贡模式则是一种连续系统，借助政治与军事力量向生产者收取贡品，贡品的收取、流通以及分配，可能是借助中央集权也可能是地方分权的方式来进行。古典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封建主义”与“亚细亚生产模式”都被视为这种模式的一种变形，在这种模式中，剩余价值的榨取基本上不是出于经济上的动机。沃尔夫认为，一个更大的政治与商业互动所构成的纳贡社会，会产生“文明”或者是意识形态区域，用来支持这个纳贡社会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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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的历史发展，至少从旧大陆来讲，往往与畜牧—游牧民族人口的多寡有关，也与“跨国贸易所产生的剩余产品多寡有关”。一般来说，除了一些罕见的例子（剩余产品要不是全用在有用的地方，要不就像印加一样，连商业都没有），剩余产品的分配要靠买卖，而买卖的事务通常都由一个特定团体来经营。纳贡模式中的商业活动需要控制，好让货物与劳务在商品化的过程中，不至于动摇纳贡权力的根本，避免让政治与军事统治者“失去了社会地位”。欧洲从中世纪以后，商人的活动就受到独立统治者的支持，他们对外发展，冲击了非欧洲社会，此时要对他们予以控制就相当困难。沃尔夫一反韦伯以及主张“世界市场”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弗兰克（Frank）[5]与沃勒斯坦（Wallerstein）[6]的看法，相当坚持贸易与前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共生关系。资本主义只有在与工业化结合以后才具有支配性。只要生产仍支配于纳贡与宗族之手，那么即使商业活动已经倾向于由市场决定，如“原初工业”（proto-industry）以及奴隶贸易的扩展，却仍旧不会走上资本主义，依照沃尔夫的观点，“奴隶劳工绝不可能构成主要的独立生产模式，但在所有模式中却扮演着辅助性的角色”，特别是当资本主义在进行海外扩张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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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族模式中，宗族既不是对生物血统所做的一种社会规范，也不是一个符号建构的系统（虽然看起来两者都是），而是一种安排社会劳动力及取得社会劳动力的方式。建立这种权利及主张的方式各自不同，但在资源分配得比较平均的地方会比较容易些，尤其是当利用自然的方式仍停留在动植物的渔猎与采集之时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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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状况所隐含的不只是比较复杂的社会劳动分工，还有透过真实或虚构的血统来“对社会劳动力主张跨世代的权利以及反对的权利”，另一方面，更强大的政治—社会秩序却也会威胁宗族的存在。只要没有其他的机制出现，将劳动力从宗族所建立的特殊关系中割离，或是在人群中制造出阶级的联盟与对立，以及让有潜力的统治者可以从外部取得资源，那么宗族模式仍可以维持。宗族模式如果要转变成阶级社会，乃至于形成国家，就必须得将“酋长”的世系转变成统治阶级，特别是让贵族开始去征服与统治异族；或者让宗族团体开始与纳贡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接触，如此可以让酋长得到外来资源，因而能打破宗族的限制与阻碍。沃尔夫认为，一些酋长之所以在当地为人所憎恨，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酋长与欧洲人做奴隶及毛皮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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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欧洲”还是“没有历史的人民”，在他们各自的前资本主义模式中，都独立地发展出自己的方式。但彼此的地位却是不对称的。在目前有关欧洲扩张及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性的研究上，沃尔夫并没有增添多少。对于大部分从传统历史教育下成长的读者来说，沃尔夫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处理非欧洲社会的方式，以及他描述出非欧洲社会是如何适应资本主义的冲击。沃尔夫一开始对于1400年世界的调查颇值得一读。这不仅对于门外汉来说是篇完美的导论——不仅限于人类的地理分布介绍——同时在对畜牧—游牧社会的强弱、印度种姓制度、东亚和东南亚以及哥伦布抵达前的美洲（可以理解，他在这里花了相当多的篇幅）的分析上，也具有启发性及批判性，特别是在印度的部分很有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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