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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1930~ ）：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现代世界体系》（Modern World-System）三大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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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3章 英国史学与年鉴学派：一个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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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沃勒斯坦于宾厄姆顿（Binghamton）的纽约州立大学创立了“布罗代尔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而在罗代尔本人访问这所大学期间，沃勒斯坦又组织了研讨会来讨论这位伟大历史学家，以及他从创建者布洛赫与费弗尔所承接来的《年鉴》的影响。我对于法国史学对英国的影响的评论，重新印行于《评论》第一期（1978年冬—春），第157~162页。本文可以对于之前与之后的各章节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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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针对英国对于年鉴学派的接受度，做一到两个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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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提出的第一个看法是，对英国具有影响力的其实并不是在法国所流行的年鉴学派。当然，年鉴学派的确有其影响力，而且是与日俱增，之所以如此，完全要归功于布罗代尔。首先，布罗代尔的影响力是由他的作品所奠定的——这一点我与彼得·伯克（Peter Burke）[1]看法不同——而他的作品从出现的那一刻开始，就让史学界感到震撼，至今其冲击都还难以估量。其次，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布罗代尔给人的印象总是与年鉴学派的领导人结合在一起。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创建了高等研究院第六部，并且使其在一个世代间成为法国社会科学的研究重镇。通过这段过程，他逐渐带起了法国史学的新风潮，并且让这股风潮与年鉴学派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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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些并不是只为了表示我个人对他的欣赏以及我与他之间多年的友谊，而是为了要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谈年鉴学派的影响力；事实上，我们谈的应该是整个法国史学界的影响力。例如，我们都知道在波兰，拉布鲁斯（Labrousse）与布罗代尔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都享有同样的知名度。在波兰人眼中，这些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在英国也是一样。拉布鲁斯与布洛赫一样有名，但要比费弗尔出名些；至于勒费弗尔则与布罗代尔差不多。他们都被我们归类为了不起的法国史学流派之一，其史学作品也都相当有趣。不过，史学的焦点很快就移到了年鉴学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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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点。另外我还有第二个看法。我认为伯克把英国对年鉴以及法国主要历史学家的接受时间推得太迟了，至少就剑桥大学来说，我们有几个同事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接触年鉴了。除此之外，我记得很清楚，当布洛赫到剑桥大学来访问的时候——我仍记得那是历史的一刻——他已经是相当有名的中世纪史大家了。不过，也许这一件事情只具有地方色彩，尚不足以引起大家的注意，而促成此事的剑桥经济史首席教授波斯坦则是少数具有世界眼光及博学的学者。另外，这件事之所以会被人忽略，则是在会议之前有人提到的，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年鉴学派（通过经济史）与马克思主义合流的缘故。年鉴学派一开始打的旗号是经济与社会史。而当时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则发现，他们所能运用的历史只有经济史或经济与社会史。由于这样的亲缘性因而造就了两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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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正是通过经济史（或是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学派才会在伯克这一世代开始对英国产生明显的影响（年鉴学派与英国史学之间的直接交流）。世界经济史组织（包括国际经济史会议与协会）长久以来一直是由英法所共管，法方的代表主要是英方比较能够共事的人物，也就是布罗代尔及其同事、徒子徒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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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我就简单带过，不过我还要顺带提另一件事，之前在会议上也有人提过，那就是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正如伯克所书，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自己是与年鉴学派站在同一边的，但是曾有一段时间（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我们这些非法国人曾被法国共产党批评为与反动分子挂钩。有趣的是，我们英国人却并不这样觉得。这件事之所以值得讨论，是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将自己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区隔开来，只说明彼此有什么不同，以及对方为什么错误，反而不会试图让对方改信马克思主义，再彼此合作。但马克思主义者对年鉴学派的态度则不同。波米安（K.Pomian）、伯克、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都觉得，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年鉴学派的关系可以说相当的友善，而且有合作关系（至于原因是什么，颇值得调查）。关于这一点，我与其他人也有同感。当我们开始创办《过去与现在》时，一开始我们的内容就已经提到了《年鉴》，这倒不是说我们受到《年鉴》的影响。我们只是想尝试不同的运作方式，同时我们也想对于《年鉴》这本伟大的先驱杂志表达尊敬之意，因为它可说是一种“反对史”（opposition history），也就是反体制史。不过，当我们创办自己的期刊时，年鉴学派已经不能算是反体制了，它已经成为征服者。不过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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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应该还有一个具体的理由可以说明年鉴学派为什么可以对英国历史学产生影响或者是产生刺激，而这一点也许伯克还不能确认。在战后，法国似乎开始进行一连串有系统的研究（这一点，相信沃勒斯坦也会同意），来探索对于近代世界的发展具有关键性地位的时代，也就是16、17世纪的经济。布罗代尔的巨著，就他个人的关怀来说，不只是个里程碑而已，还是个戏剧化的过程。但不只是布罗代尔，在法国还有许多这样的人存在。像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2]著名的论文《唐·吉诃德的时代》（Le Temps de Quichotte），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16世纪的类似问题，还有17世纪变迁的危机。不过，正因有了年鉴（费弗尔与布罗代尔也对16世纪有兴趣）的存在，才使法国在这方面的史学能量得到了集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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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是一个新的发展。原本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核心成员的兴趣并不在这里。至于研究的重心为什么转移则值得调查。我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开始研究这方面的主题。它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对于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的讨论。著名的斯威齐—多布论战（Sweezy-Dobb debate）[3]基本上是讨论关于15到18世纪的种种问题，其重点主要是近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当我们也开始关心这个艰难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就会把目光移到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研究（观点不一样，我必须恳求布罗代尔的原谅，因为我要强调他的说法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法国人身上。我自己发现，当我离开自己的领域去了解一下17世纪的危机时，所查到的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者都是年鉴学派的［有的出自布罗代尔与莫弗烈（Meuvret）[4]］。除了法国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得到那么多研究文献呢？事实上，在讨论当时，特雷弗-罗珀就曾对我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法国人本来就一直对这方面很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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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他是对的。法国人一直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而特雷弗-罗珀也提到，其实英国历史学家不仅有一个学派对这方面有兴趣，而是有几个学派。为什么？当我回头去看的时候，我似乎发现16、17世纪的确对于近代世界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地位，那么为什么英国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这么模糊而且不够专注。《过去与现在》早期所收到的稿子的确有不少是讨论16、17世纪的。这个主题在当时的确很热门。我在想，可能正是因为对这个问题采取了模糊的方式，才使得长期以来对于经济与社会史有兴趣的学者，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年鉴学派，能够慢慢地在这个主题上找到了对话点，因而两派才有了合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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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了这么多关于英国历史学在接受年鉴学派的历史与回忆之后，现在让我来谈谈年鉴学派现在在做什么，或者说该做什么。年鉴学派该研究什么，当然不干我们的事。对于年鉴学派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我不想说得太多。说年鉴学派面临的是“一个”危机，应该不算过火。勒韦尔（Revel）[5]曾提出一点，而伯克也如此认为，后者曾说年鉴学派用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多种语言，因此其内部彼此间往往不能沟通。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年鉴学派似乎正面临着中年危机，至于这个危机的性质恐怕要另找机会来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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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想讨论的是伯克所提出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我认为这很有用，那就是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的问题。你要怎么称呼它都不要紧。我们之所以仍叫它心态史是为了表彰法国人在这方面做了相当系统的研究，但我个人并不认为法国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做得比其他历史学家多多少。尽管年鉴派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但除了中世纪史（布洛赫在这方面的地位是稳固的），英国历史学家在心态史的研究上并不受年鉴学派的影响。我认为，就算近年来有不少法国历史学家已经有了相当不错的成果，但他们并不是年鉴学派的成员，只是后来慢慢地参与了年鉴学派罢了。伏维尔（Vovelle）[6]现在已经是年鉴学派一分子了，但是他一开始的研究却完全与年鉴学派无关。阿居隆（Agulhon）[7]的状况也是一样。这是大势所趋。我认为年鉴学派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实在太庞大了，所以可以包容任何有创意的人加入。在英国，则是勒费弗尔的《大恐慌》引起了平民史、草根史以及心态史学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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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外国的影响外，还有重要的本地或是国际的影响。像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包括葛兰西（Gramsci）[8]］就是个例子。第一，马克思主义强调观念世界、情感世界与经济基础（你也可以说，人们从生产来获取所需）有本质上的联系。第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思考模式，其实是把上层建筑看得跟经济基础一样重要，也就是说，也强调观念的重要。在讨论17世纪英国革命的时候，像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9]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坚决反对以纯粹经济决定论的方式来解释清教的重要性，这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把上层建筑当成经济运动上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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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就像伯克所说的，乃是观念领域中所呈现出来的阶级结构、权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冲突与相互关系。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伯克也提到了两个影响来源。第一，我们有本土的文化研究传统，颇近似于人类学，代表人物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0]与汤普森，他们分别从高层次与中层次来研究19世纪的文化。他们把这方面的研究一般化，而形成心态史。第二，还有社会人类学的影响。伯克提到了这一点。在英国，社会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学科，有一些历史学家（包括我在内）一直对他们的研究感兴趣，也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帮助。不只是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11]，还有格卢克曼，以及其他社会人类学家，他们教了我们许多东西并强烈刺激了我们，但历史学家并不因此而对他们的模式照单全收。事实上，我们对他们总是批评，现在也仍是如此，因为他们的研究缺乏历史演化的精神。尽管如此，社会以及互动的概念，包括心态的互动，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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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引导着我开始下结论。也许正因为社会人类学的信念，让我觉得英国的心态史研究将会与法国不同。心态史将不只是如伯克所言，是个对“他者”（otherness）所产生的心态研究。你不一定非得接受列维-布留尔（Levy-Bruhl）[12]的二元对立，也能思考16世纪的人们的思维有多么的不同。发现“他者”是很重要的。了解汤普森及其他学者所说的前工业时代的时间感与我们现在不同是很重要的，如此才能发现两个时代拥有不同的历史观，这也是摩西·芬利（Moses Finley）[13]在分析古典作品时所看到的。除非我们能看到这种不同，否则历史研究是不可能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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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深层结构，特别是研究意识（la conscience），我认为是毫无用处。也许我的偏见太重，但我认为历史学家并不需要学习弗洛伊德（Freud），他是个蹩脚的历史学家，他写的东西只要与历史有关都很糟糕。我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没有意见，但我认为法国对于弗洛伊德的研究是过时的，落后其他国家四十几年，因此没有正面的效果。而且我还认为有负面的伤害，因为它把学者的注意力从逻辑的因果关系（我不想说是意识）转移到潜意识或深层结构里去。它忽略了系统。心态史的问题对我来说，似乎不单是如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所说的，只在发现人与人是不同的，他们如何不同，以及让读者感觉到他们的不同；而应该是要找出各种行为、思考以及情感形式间的逻辑关系，并且观察其中是否具有一贯性。我们应该想的是，明明我们是可以看得见并且抓得到强盗的，为什么人们竟然会相信强盗是看不见而且抓不到的，这其中必有缘故。我们不能把这种想法当成情绪反应，而应该认为这是一种对社会以及他们对自己与别人所扮演的角色存在着信仰的关联系统。以农民问题为例，为什么农民要求土地时，只对自己具有法律或道德地位的土地提出要求？这些主张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农民不理会近代政治激进派的说法，用别的根据来要求土地呢？为什么他们既要求土地又要求正义，这两个在我们看来彼此不兼容的请求呢？这不是因为他们愚笨，也不是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办法，这其中必有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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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心态史，与其说是一种新发现，倒不如说它只是一种分析方式。我想做的不止是如汤普森所说的，要将织袜工与农夫从近代历史学家的优越感（他们认为他们想得更多更好，而且更有逻辑）中解放出来而已，我要解放的还有贵族与国王。我想做的，以及我认为该做的，是把心态史看成一种内在思想与行为系统的逻辑研究，而不只是一种同情的了解，或者考古学，或者社会心理学。过去人们的行为与思想，必定与其所生活的社会、阶级以及其所身处的阶级斗争局势相搭配，他们在其中与他们之上或之下的阶级进行着抗争。我要做的是要恢复过去人们在理论上的天分，特别是穷人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理论。就像莫里哀（Molière）的英雄，他们嘴里所吐露的言词尽是散文。莫里哀笔下的人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认为他们自己完全知道，只有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不知道，而这就是我们该去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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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彼得·伯克（1937~ ）：英国历史学家。著有《法国史学革命》（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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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皮埃尔·维拉尔（1906~ ），年鉴派史学家。著有《黄金与货币史》（A History of Gold and Money，1450-192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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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罗·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1910~ ）：美国经济学家及社会主义理论家，著有《资本主义发展论》（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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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让·莫弗烈（Jean Meuvret，1909~1971）：年鉴派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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