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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应该还有一个具体的理由可以说明年鉴学派为什么可以对英国历史学产生影响或者是产生刺激，而这一点也许伯克还不能确认。在战后，法国似乎开始进行一连串有系统的研究（这一点，相信沃勒斯坦也会同意），来探索对于近代世界的发展具有关键性地位的时代，也就是16、17世纪的经济。布罗代尔的巨著，就他个人的关怀来说，不只是个里程碑而已，还是个戏剧化的过程。但不只是布罗代尔，在法国还有许多这样的人存在。像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2]著名的论文《唐·吉诃德的时代》（Le Temps de Quichotte），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16世纪的类似问题，还有17世纪变迁的危机。不过，正因有了年鉴（费弗尔与布罗代尔也对16世纪有兴趣）的存在，才使法国在这方面的史学能量得到了集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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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是一个新的发展。原本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核心成员的兴趣并不在这里。至于研究的重心为什么转移则值得调查。我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开始研究这方面的主题。它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对于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的讨论。著名的斯威齐—多布论战（Sweezy-Dobb debate）[3]基本上是讨论关于15到18世纪的种种问题，其重点主要是近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当我们也开始关心这个艰难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就会把目光移到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研究（观点不一样，我必须恳求布罗代尔的原谅，因为我要强调他的说法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法国人身上。我自己发现，当我离开自己的领域去了解一下17世纪的危机时，所查到的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者都是年鉴学派的［有的出自布罗代尔与莫弗烈（Meuvret）[4]］。除了法国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得到那么多研究文献呢？事实上，在讨论当时，特雷弗-罗珀就曾对我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法国人本来就一直对这方面很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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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他是对的。法国人一直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而特雷弗-罗珀也提到，其实英国历史学家不仅有一个学派对这方面有兴趣，而是有几个学派。为什么？当我回头去看的时候，我似乎发现16、17世纪的确对于近代世界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地位，那么为什么英国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这么模糊而且不够专注。《过去与现在》早期所收到的稿子的确有不少是讨论16、17世纪的。这个主题在当时的确很热门。我在想，可能正是因为对这个问题采取了模糊的方式，才使得长期以来对于经济与社会史有兴趣的学者，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年鉴学派，能够慢慢地在这个主题上找到了对话点，因而两派才有了合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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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了这么多关于英国历史学在接受年鉴学派的历史与回忆之后，现在让我来谈谈年鉴学派现在在做什么，或者说该做什么。年鉴学派该研究什么，当然不干我们的事。对于年鉴学派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我不想说得太多。说年鉴学派面临的是“一个”危机，应该不算过火。勒韦尔（Revel）[5]曾提出一点，而伯克也如此认为，后者曾说年鉴学派用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多种语言，因此其内部彼此间往往不能沟通。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年鉴学派似乎正面临着中年危机，至于这个危机的性质恐怕要另找机会来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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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想讨论的是伯克所提出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我认为这很有用，那就是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的问题。你要怎么称呼它都不要紧。我们之所以仍叫它心态史是为了表彰法国人在这方面做了相当系统的研究，但我个人并不认为法国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做得比其他历史学家多多少。尽管年鉴派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但除了中世纪史（布洛赫在这方面的地位是稳固的），英国历史学家在心态史的研究上并不受年鉴学派的影响。我认为，就算近年来有不少法国历史学家已经有了相当不错的成果，但他们并不是年鉴学派的成员，只是后来慢慢地参与了年鉴学派罢了。伏维尔（Vovelle）[6]现在已经是年鉴学派一分子了，但是他一开始的研究却完全与年鉴学派无关。阿居隆（Agulhon）[7]的状况也是一样。这是大势所趋。我认为年鉴学派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实在太庞大了，所以可以包容任何有创意的人加入。在英国，则是勒费弗尔的《大恐慌》引起了平民史、草根史以及心态史学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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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外国的影响外，还有重要的本地或是国际的影响。像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包括葛兰西（Gramsci）[8]］就是个例子。第一，马克思主义强调观念世界、情感世界与经济基础（你也可以说，人们从生产来获取所需）有本质上的联系。第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思考模式，其实是把上层建筑看得跟经济基础一样重要，也就是说，也强调观念的重要。在讨论17世纪英国革命的时候，像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9]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坚决反对以纯粹经济决定论的方式来解释清教的重要性，这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把上层建筑当成经济运动上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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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就像伯克所说的，乃是观念领域中所呈现出来的阶级结构、权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冲突与相互关系。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伯克也提到了两个影响来源。第一，我们有本土的文化研究传统，颇近似于人类学，代表人物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0]与汤普森，他们分别从高层次与中层次来研究19世纪的文化。他们把这方面的研究一般化，而形成心态史。第二，还有社会人类学的影响。伯克提到了这一点。在英国，社会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学科，有一些历史学家（包括我在内）一直对他们的研究感兴趣，也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帮助。不只是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11]，还有格卢克曼，以及其他社会人类学家，他们教了我们许多东西并强烈刺激了我们，但历史学家并不因此而对他们的模式照单全收。事实上，我们对他们总是批评，现在也仍是如此，因为他们的研究缺乏历史演化的精神。尽管如此，社会以及互动的概念，包括心态的互动，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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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引导着我开始下结论。也许正因为社会人类学的信念，让我觉得英国的心态史研究将会与法国不同。心态史将不只是如伯克所言，是个对“他者”（otherness）所产生的心态研究。你不一定非得接受列维-布留尔（Levy-Bruhl）[12]的二元对立，也能思考16世纪的人们的思维有多么的不同。发现“他者”是很重要的。了解汤普森及其他学者所说的前工业时代的时间感与我们现在不同是很重要的，如此才能发现两个时代拥有不同的历史观，这也是摩西·芬利（Moses Finley）[13]在分析古典作品时所看到的。除非我们能看到这种不同，否则历史研究是不可能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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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深层结构，特别是研究意识（la conscience），我认为是毫无用处。也许我的偏见太重，但我认为历史学家并不需要学习弗洛伊德（Freud），他是个蹩脚的历史学家，他写的东西只要与历史有关都很糟糕。我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没有意见，但我认为法国对于弗洛伊德的研究是过时的，落后其他国家四十几年，因此没有正面的效果。而且我还认为有负面的伤害，因为它把学者的注意力从逻辑的因果关系（我不想说是意识）转移到潜意识或深层结构里去。它忽略了系统。心态史的问题对我来说，似乎不单是如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所说的，只在发现人与人是不同的，他们如何不同，以及让读者感觉到他们的不同；而应该是要找出各种行为、思考以及情感形式间的逻辑关系，并且观察其中是否具有一贯性。我们应该想的是，明明我们是可以看得见并且抓得到强盗的，为什么人们竟然会相信强盗是看不见而且抓不到的，这其中必有缘故。我们不能把这种想法当成情绪反应，而应该认为这是一种对社会以及他们对自己与别人所扮演的角色存在着信仰的关联系统。以农民问题为例，为什么农民要求土地时，只对自己具有法律或道德地位的土地提出要求？这些主张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农民不理会近代政治激进派的说法，用别的根据来要求土地呢？为什么他们既要求土地又要求正义，这两个在我们看来彼此不兼容的请求呢？这不是因为他们愚笨，也不是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办法，这其中必有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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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心态史，与其说是一种新发现，倒不如说它只是一种分析方式。我想做的不止是如汤普森所说的，要将织袜工与农夫从近代历史学家的优越感（他们认为他们想得更多更好，而且更有逻辑）中解放出来而已，我要解放的还有贵族与国王。我想做的，以及我认为该做的，是把心态史看成一种内在思想与行为系统的逻辑研究，而不只是一种同情的了解，或者考古学，或者社会心理学。过去人们的行为与思想，必定与其所生活的社会、阶级以及其所身处的阶级斗争局势相搭配，他们在其中与他们之上或之下的阶级进行着抗争。我要做的是要恢复过去人们在理论上的天分，特别是穷人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理论。就像莫里哀（Molière）的英雄，他们嘴里所吐露的言词尽是散文。莫里哀笔下的人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认为他们自己完全知道，只有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不知道，而这就是我们该去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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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彼得·伯克（1937~ ）：英国历史学家。著有《法国史学革命》（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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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皮埃尔·维拉尔（1906~ ），年鉴派史学家。著有《黄金与货币史》（A History of Gold and Money，1450-192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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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罗·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1910~ ）：美国经济学家及社会主义理论家，著有《资本主义发展论》（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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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让·莫弗烈（Jean Meuvret，1909~1971）：年鉴派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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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雅克·勒韦尔（Jacques Revel，1942~ ），年鉴派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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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1933~ ）：年鉴派史学家，著有《意识形态与心态》（Ideologies and Mentalitie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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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1926~ ）：年鉴派史学家，著有《共和国的实验》（1848，ou，L’apprentissage de la Republique，1848-1852）。——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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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著有《狱中札记》（Cahiers de Prison）。——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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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克里斯托弗·希尔（1912~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著有《从宗教改革到工业革命》（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1530-178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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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雷蒙·威廉斯（1921~1988）：英国左翼文化历史学家，著有《文化与社会：1780年至1950年英国文化观念之发展》（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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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埃文斯-普里查德（1902~1973）：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著有《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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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列维-布留尔（Lucien Levy-Bruhl，1857~1939）：法国哲学家与民族学家，著有《原始思维》（Primitive Mentality）。——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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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摩西·芬利（1912~1986）：英国古典学者，著有《奥德修斯的世界》（The World of Odysseu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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