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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就像伯克所说的，乃是观念领域中所呈现出来的阶级结构、权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冲突与相互关系。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伯克也提到了两个影响来源。第一，我们有本土的文化研究传统，颇近似于人类学，代表人物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0]与汤普森，他们分别从高层次与中层次来研究19世纪的文化。他们把这方面的研究一般化，而形成心态史。第二，还有社会人类学的影响。伯克提到了这一点。在英国，社会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学科，有一些历史学家（包括我在内）一直对他们的研究感兴趣，也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帮助。不只是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11]，还有格卢克曼，以及其他社会人类学家，他们教了我们许多东西并强烈刺激了我们，但历史学家并不因此而对他们的模式照单全收。事实上，我们对他们总是批评，现在也仍是如此，因为他们的研究缺乏历史演化的精神。尽管如此，社会以及互动的概念，包括心态的互动，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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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引导着我开始下结论。也许正因为社会人类学的信念，让我觉得英国的心态史研究将会与法国不同。心态史将不只是如伯克所言，是个对“他者”（otherness）所产生的心态研究。你不一定非得接受列维-布留尔（Levy-Bruhl）[12]的二元对立，也能思考16世纪的人们的思维有多么的不同。发现“他者”是很重要的。了解汤普森及其他学者所说的前工业时代的时间感与我们现在不同是很重要的，如此才能发现两个时代拥有不同的历史观，这也是摩西·芬利（Moses Finley）[13]在分析古典作品时所看到的。除非我们能看到这种不同，否则历史研究是不可能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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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深层结构，特别是研究意识（la conscience），我认为是毫无用处。也许我的偏见太重，但我认为历史学家并不需要学习弗洛伊德（Freud），他是个蹩脚的历史学家，他写的东西只要与历史有关都很糟糕。我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没有意见，但我认为法国对于弗洛伊德的研究是过时的，落后其他国家四十几年，因此没有正面的效果。而且我还认为有负面的伤害，因为它把学者的注意力从逻辑的因果关系（我不想说是意识）转移到潜意识或深层结构里去。它忽略了系统。心态史的问题对我来说，似乎不单是如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所说的，只在发现人与人是不同的，他们如何不同，以及让读者感觉到他们的不同；而应该是要找出各种行为、思考以及情感形式间的逻辑关系，并且观察其中是否具有一贯性。我们应该想的是，明明我们是可以看得见并且抓得到强盗的，为什么人们竟然会相信强盗是看不见而且抓不到的，这其中必有缘故。我们不能把这种想法当成情绪反应，而应该认为这是一种对社会以及他们对自己与别人所扮演的角色存在着信仰的关联系统。以农民问题为例，为什么农民要求土地时，只对自己具有法律或道德地位的土地提出要求？这些主张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农民不理会近代政治激进派的说法，用别的根据来要求土地呢？为什么他们既要求土地又要求正义，这两个在我们看来彼此不兼容的请求呢？这不是因为他们愚笨，也不是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办法，这其中必有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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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心态史，与其说是一种新发现，倒不如说它只是一种分析方式。我想做的不止是如汤普森所说的，要将织袜工与农夫从近代历史学家的优越感（他们认为他们想得更多更好，而且更有逻辑）中解放出来而已，我要解放的还有贵族与国王。我想做的，以及我认为该做的，是把心态史看成一种内在思想与行为系统的逻辑研究，而不只是一种同情的了解，或者考古学，或者社会心理学。过去人们的行为与思想，必定与其所生活的社会、阶级以及其所身处的阶级斗争局势相搭配，他们在其中与他们之上或之下的阶级进行着抗争。我要做的是要恢复过去人们在理论上的天分，特别是穷人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理论。就像莫里哀（Molière）的英雄，他们嘴里所吐露的言词尽是散文。莫里哀笔下的人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认为他们自己完全知道，只有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不知道，而这就是我们该去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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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彼得·伯克（1937~ ）：英国历史学家。著有《法国史学革命》（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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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皮埃尔·维拉尔（1906~ ），年鉴派史学家。著有《黄金与货币史》（A History of Gold and Money，1450-192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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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罗·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1910~ ）：美国经济学家及社会主义理论家，著有《资本主义发展论》（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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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让·莫弗烈（Jean Meuvret，1909~1971）：年鉴派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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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雅克·勒韦尔（Jacques Revel，1942~ ），年鉴派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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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1933~ ）：年鉴派史学家，著有《意识形态与心态》（Ideologies and Mentalitie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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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1926~ ）：年鉴派史学家，著有《共和国的实验》（1848，ou，L’apprentissage de la Republique，1848-1852）。——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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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著有《狱中札记》（Cahiers de Prison）。——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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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克里斯托弗·希尔（1912~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著有《从宗教改革到工业革命》（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1530-178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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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雷蒙·威廉斯（1921~1988）：英国左翼文化历史学家，著有《文化与社会：1780年至1950年英国文化观念之发展》（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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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埃文斯-普里查德（1902~1973）：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著有《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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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列维-布留尔（Lucien Levy-Bruhl，1857~1939）：法国哲学家与民族学家，著有《原始思维》（Primitive Mentality）。——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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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摩西·芬利（1912~1986）：英国古典学者，著有《奥德修斯的世界》（The World of Odysseu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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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4章 论叙事体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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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针对斯通叙事体历史的复兴所引起的论战所做的回应。斯通是我在《过去与现在》书评组多年来的同事。本文发表于《过去与现在》，第86期（1980年2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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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相信“叙事体历史”（narrative history）将要复兴，因为历史学家问“为什么”的状况已经减少，也就是说，强调通则化的“科学史学”已经衰微了。他认为，这是因为大家已经对于从战后开始支配历史解释的经济决定论模型（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学派）感到幻灭；而西方知识分子献身于意识形态的热情也降低了；当代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真正在改变历史的是政治行动与决策；至于“量化史学”（另一个自称是科学史学的流派）则成果有限。[1]以上是我对于斯通的论证过度简化的结果，借此，我要提出两个问题：编年史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这些发展要如何解释？大家都知道，在历史学里，“事实”总是由观察事实的历史学家来选取、铺陈，甚至于扭曲，因此，斯通在处理这两个问题上也必定带有偏见（即便是个人思想的自传也无法避免），同样，我的评论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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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都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我们看到政治史与宗教史迅速地减少，用“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做法也逐渐让位给“社会力量”，社会经济史因而兴盛，这种现象，莫米利亚诺早在1954年就指出了。[2]不管这种新的研究方式是不是“经济决定论”，它对编年史已经产生了影响，并且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甚至也包括东方。不过，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发展，原本是非主流的人现在成了主流，但他们的研究方式却或多或少带有一点儿原本被他们排挤出去的史学流派的气味。布罗代尔不仅是写菲利普二世，也写地中海；勒华拉杜里在写完《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u Languedoc）之后，大家都期望相同的主题他能写得更简洁些，于是有了单篇论文《嘉年华会》（Le Carnaval de Romans）。[3]如果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会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说明激进的民族神话的角色［如韦尔斯的马多克传奇（Madoc legend）[4]］，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希尔只会用一篇论文就简单交代“诺曼人之轭”。[5]这当中，应该可以看出一些变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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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是否就足以达到斯通所定义的“叙事体历史”（基本上，叙事体历史是将材料依时间排列下来所写成的“首尾一贯的故事，在主情节之外可能还有副情节”，故事所强调的多半“是人而不是环境”）的复兴，还很难说，因为斯通的调查在量上并不够，甚至于只是“不成比例地调查一小部分杰出的历史学家作品，以此就认定是历史学界整体的现象”。[6]不过，的确有一些历史学家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否认、蔑视或挑战旧日的“事件史”（history of events）或传记史。布罗代尔个人就毫不掩饰地赞美克劳德·芒斯龙（Claude Manceron）使用传统叙事体来写历史，后者是以法国大革命时代大小人物的传记交错来叙述法国大革命的起源。[7]另一方面，斯通所调查的一小部分历史学者虽有兴趣转变的倾向，却不能说他们已经开始在写叙事体的历史。如果我们撇开保守的史学流派，或是新保守主义如英国“古物经验主义者”（antiquarian empiricists）不论，那么符合斯通所说的纯粹叙事体历史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而就这些叙事体的历史来看，其中所描写的事件、个人，甚至于某种心情或对过去的看法，都不是文章写作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方法，其目的还是在于阐发某个更广泛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本身是超越故事以及故事中的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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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那些仍持续在人类社会及其发展中寻找通则的历史学家，并没有放弃问“为什么”，只是他们提问的方式跟二三十年前有所不同。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些历史学家——这正是斯通所在意的部分——已经不再“尝试构筑一个能解释历史变迁的前后一贯的说法”[8]。他们（或我们）是否仍认为他们的尝试是“科学的”，完全要看我们对“科学”的定义是什么，不过在此我们不必涉入定义的争论中。除此之外，我非常怀疑这些历史学家会觉得自己“已经陷入了一种不确定当中”[9]，就像马克思觉得他对于路易·拿破仑（拿破仑三世）的说法是否与他的历史唯物论不兼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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