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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就不能说勒华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与他的《蒙塔尤》（Montaillou）是彼此矛盾的，同样的道理也可以拿来看待杜比（Duby）[20]封建社会的通论性作品以及他对布汶战役（battle of Bouvines）的专论，还有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他的《辉格党与狩猎法》（Whigs and Hunters）。[21]不管是用显微镜，还是望远镜，这个世界都不会有什么不同。只要我们能了解我们所研究的乃是同一个宇宙，那么不管是小宇宙还是大宇宙，差别只在于选择恰当的技巧来研究。目前看起来，使用显微镜的历史学家比较多，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会认为望远镜已经过时了。就算是心态历史学家（这个模糊的词，斯通也许是明智的，他从来不把它讲清楚），也不完全排斥宏观的角度，这至少是从人类学者那里学到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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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看法能不能解释斯通所说“历史论述的性质已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呢？[22]也许不能，但却可以将斯通的调查结果解释成过去的历史研究对于历史学界未来的走向来说，有着补充的作用，而绝不是如斯通所说的会走向破产的命运。不过不可否认，有些人的确希望目前的历史论述能够改变，并且希望以往的历史研究能够破产或不为人所用。其中有许多原因，有些人在思维上原本就偏向于怀疑，不过其中有些说法倒也颇值得思考。有一些历史学家从研究“环境”转而研究“人”（包括女人），或发现到单一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及经济史并不足够——因为采用这种方式的代价很大——或不可能足够。有些人因此深信“科学”与“文学”的功能不可能并存。但是在以新的方法来分析历史的同时，就完全放弃过去的方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从新的方法也不能完全说明历史现象来看，更是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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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急切地想寻觅出历史学家未来的发展道路。斯通的论文就是一个尝试，但却不令人满意。尽管如此，他还是制作了一个图表，将目前历史学发展的状况与他个人的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来区别什么是好的历史写作模式，什么是不那么好的，[23]尤其是后者。我认为这同时也是个缺点。不是因为我反对他的“不确定原则”以及历史通则化，而是如果他的论证是错误的话，那么从这个论证里他所推导出关于“历史论述变迁”的诊断也就不恰当了。如同旅人在询问神秘的爱尔兰人，巴利纳欣奇（Ballynahinch）要怎么走一样，我们总是会停顿下来，犹豫一下，最后才回答：“如果我是你，我不会从这里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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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通：《叙事体的复兴：对新的旧史学的反省》（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过去与现在》第85期（1979年11月），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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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莫米利亚诺，《兰克之后百年》（A Hundred Years af ter Ranke），收入其著作《编年史研究》（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伦敦，1966），第108~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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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巴黎，1960）；勒华拉杜里，《嘉年华会》（巴黎，1979）；勒华拉杜里，《朗格多克的农民》，两册（巴黎，1966），第一册，第394~399、505~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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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多克（Madoc）：相传是12世纪的威尔士王子，他曾驾船横越大西洋，发现北美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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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希尔，《诺曼人之轭》（The Norman Yoke），收入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编的《民主与劳工运动：纪念托尔论文集》（Democracy and the Labour Movement：Essays in Honor of Dona Torr，伦敦，1954），后重新印行，收入希尔，《清教主义与革命：17世纪英国革命解释研究》（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Studies i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伦敦，1958），第50~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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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斯通，《叙事体的复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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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布罗代尔，《一个完美的成就》（Une Parfaite Réussite），评论芒斯龙的《革命的展开》（La Révolution qui lève，巴黎，1979），《历史》（L’llistoire），第21期（1980），第108~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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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通，《叙事体的复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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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斯通，《叙事体的复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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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斯通，《叙事体的复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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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奥多·泽尔丁，《法国，1848~1945》（France，1848-1945），两册（牛津，1973~1977），法文版为《法国热情史》（Histoire des passions françaises，巴黎，1978）；科布，《死亡在巴黎》（Death in Paris，牛津，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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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布罗代尔，《一个完美的成就》，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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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斯通，《叙事体的复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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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1915~ ）：年鉴派史学家，著有《历史人口学序说》（Structures des démographique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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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勒高夫，《政治学仍是历史学的骨干吗？》（Is Politics Still the Backbone of History？），收入吉尔伯特和格劳巴特合编的《当代史学研究》（纽约，1972），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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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格尔茨，《深度参与：对巴里岛斗鸡的注记》（Deep Play：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选自《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纽约，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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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费留利这个少数族群居住在意大利的东北地区，靠近奥地利边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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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奶酪与虫子》（Ilformaggio ed i vermin，都灵，1976）；金茨堡，《夜战：16、17世纪的巫术与农村仪式》（I benandanti：ricerche sulla stregoneria e sui culti agrari tra Cinquecento e Seicento，都灵，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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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阿居隆，《乡间共和国》（La République au village，巴黎，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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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乔治·杜比（Georges Duby，1919~ ）：年鉴派史学家，著有《中世纪的艺术与社会》（Art et société au Moye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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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勒华拉杜里，《朗格多克的农民》；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Montalillou，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巴黎，1976），由布雷（B.Bray）译为《蒙塔尤：法国村落中的异教徒与天主教徒，1294~1324》（Montalillou：Cathars and Catholics in a French Village，1294-1324，伦敦，1978）；杜比，《1214年7月24日，布汶的星期日》（Le Dimanche de Bouvines，27juillet 1214，巴黎，1973）；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伦敦，1963）；汤普森，《辉格党与猎人》（伦敦，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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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斯通，《叙事体的复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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