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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需要想象力——最好是结合数据——来避免历史学家最大的危险：时代倒错。在实践中所有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研究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误把现在的性态度强加于过去。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除了一小群人）有着跟我们一样的性态度本来就是一种大错，但是要运用想象力来了解当时的人怎么想实在相当困难，因为性这种东西还是有某种不变的特质，而且我们大家都自认为了解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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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知识及想象力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建构一个在观念上能够贯串的思想或行为系统，这个系统最好是能让我们在掌握（并非具体的掌握）到整个社会的基本设定、参数还有任务时，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当秘鲁的印第安农民社群于20世纪60年代初占领他们认为是自己所有的土地时，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同的行为方式：整个社群集结起来，带着妻儿子女、牲口、农具还有鼓、号角及其他乐器，在某个时间——一般是在破晓之时——一同越过他们宣称是自己的土地的边界，然后马上开始建小屋，而且是建在土地边界旁边，接下来就开始放牧牲口还有耕田。有趣的是，在不同时间、地域的农民在占领土地的时候，如意大利南部，也会做相同的事。为什么？换句话说，这些高度齐一化（而且明显没有文化的隔阂）的行为要基于什么假设来想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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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我们说：首先，占领必须是集体的，（一）因为土地属于社群，（二）因为社群的所有成员都必须介入来使伤害降到最低，而且避免出力的与没出力的彼此间产生纷争。毕竟，他们是犯法的，除非革命成功，否则他们都会被罚。我们能证明这些理由吗？在降低伤害方面，我们有许多支持的证据。日本在还政于明治天皇之前所发生的农民暴动，有许多村落都被“强迫”要参加暴动，这意味着官方对于农村的暴动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理由与掩护。勒费弗尔对于1789年的法国农村也有类似的看法。如果每个人都说“我很抱歉，但是我没有别的路好走”，那么当局就会借着这个好理由来限制惩罚的范围，把一些人排除在叛乱之外。因为他们必须要与农民站在同一阵线才能生存，反之亦然。统治者高高在上统治他的臣民，并不表示他完全不用考虑臣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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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动员整个社群的时候，什么方式是最常见的呢？就是村落的宗教节庆——结合了集体仪式及集体娱乐。占领土地当然也结合了这两者：它一定是个非常严肃而且仪式性的事务，重申土地属于村落，但从长期来看，它对整个村落来说也是值得兴奋的事。可想而知，暴乱过后，村落一定会举办一场市集来展示收获。因此，音乐当然就是用来动员及召集民众的。我们能证明吗？我们有证据显示农村的确有这种动员现象——尤其是年轻人——多半是在礼拜天；我们还有证据显示有些地区甚至会狂饮，一下子喝掉好几品脱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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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们要在破晓时入侵呢？也许是军事上的理由——趁对方在打盹的时候袭击，同时又有一点儿天光可以让他们迁徙进去。但是他们迁移进去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连同着小屋、牲口与农具一起，而不是就等在那里准备反抗地主、警察或军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太弱了反抗不了。农民比那些极左派的暴乱分子实际得多。他们清楚知道在对抗时，谁会是被宰的一方。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跑不掉。他们知道革命会发生，但他们也知道要成功不能只靠一个村子。所以集体占地其实算是一个试探。一般来说，大概是政治局势让农村认为没有改变的可能；使原本农村的被动转变成了行动。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就没有人会把他们赶出土地；如果他们是错的，那么他们就暂时撤走，等到下一个适当时机。但是他们在主张他们拥有土地的时候必须也要住在上面并且在上面耕种，因为他们的财产权观念跟资产阶级社会不同，而比较像洛克的自然状态观念，那就是要将自己的劳动投入在自然资源上，与其结合，才能算是自己的财产。我们能证明这一点吗？我想可以，19世纪的俄国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他们有所谓的“劳动原则”。我们也可以找到另一个例证：在那不勒斯南方的奇伦托（Cilento），在1848年革命之前，农民会在“每年的圣诞节跑出去占地作为耕种之用，并且主张这是他们的财产”。但是，如果你没有在上面耕种，你就不能拥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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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其他的例子。事实上，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我承认，这方面我是向社会人类学家学习的——不过是为了解决其他的问题：像社会型盗匪（social banditry），这是另外一种与这个分析有关的现象，因为它也有高度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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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分三个步骤：第一，我们要搞清楚医生会怎么称呼这个症状——所有能够拼凑成一个整体的症状或拼图纸块。第二，我们要建构一个模式来说明这些行为方式，也就是要开发一套设定，这些设定要能结合不同种类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彼此间又因为同属于一个合理架构而具有一贯性。第三，我们必须要找到独立的证据来证明我们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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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陷阱最多的就是第一步，因为它建立在历史学家既有的知识上，历史学家本身已经有一套理论、直觉以及看法，但历史学家有时候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一开始为什么这样选取。至少我也会这样，即便我一直想注意到我在做什么。例如，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历史学家挑选了各不相关的社会现象（一般只会放在批注以供参阅），却又把它们分门别类组织成“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lion）的数据群——这大概可以称为是前政治的政治学：盗匪、都市暴乱、某些秘密社会，某种千禧年教派等等？当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清楚。在那么多可以注意的事情里面（有些我就是不会注意），为什么我就是会注意到农民运动中所穿的衣服代表的意义；衣服是阶级斗争的象征，西西里人的仇恨就起于“无边但前面有遮檐的帽子”（caps）与“有边作为遮檐的帽子”（hats）之间，或者是玻利维亚的农民起义，印第安人在占领城市后，就要求城市居民换掉长裤，改穿农民服装（印第安人服装）。衣服也是反叛的象征，1830年农村劳工选定星期天到地主家去抗争的时候，其意义在于他们不是处在平常的劳动状况，也就是压迫状态，而是处于自由状态，表现出假日与游玩的精神。（记得甚至在更早的劳工运动中，罢工的概念跟假日是不可分的：罢工时，矿工在“玩”，宪章运动者于1839年总罢工时，也是选定“国家法定假日”。）我不知道，这种无知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也许会把当代的概念放到模型里，而漏掉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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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的第二阶段也有陷阱，因为我们会在事实上轻易地加诸独断的结构。不过，就这个模型是可以测试的来看——不像一些漂亮的模型，如结构主义的——这还不会太麻烦。比较麻烦的是，我们应该证明哪一部分，这就有点儿模糊。因为假定某种行为在某种前提下成立，并不一定表示这个行为是合理的，或是可以证明。这种程序（许多田野的人类学家都用这一套）最大的危险在于把所有行为都视为“理性的”。现在就有一个例子，好兵帅克（Schweik）[21]的行为是愚蠢的，原因无他，因为他被军事当局认定是不折不扣的蠢蛋。无疑，一个人最好的自我防卫手段就是他的地位。在研究处于压迫状态的农民政治行为的时候，我们发现愚蠢有其实用价值，而且可以拒绝任何创新；农民最大的资产就是有好多事你不能叫他们做，而且一般来说，最适合农民传统的就是不改变。（但是，我们别忘了，许多农民不是装笨，他们是真笨。）有时候，行为在某种状况下是理性的，但是状况改变也就不理性了。也有许多行为是完全不理性的（尤其是为了达成某种实际目的所采取的有效方式），但却是可理解的。这在现在的西方可以找到许多例子，许多人求助于占星术、巫术、不同的新兴宗教还有非理性的信仰等等，或者是使用暴力行为，最常见的，胁持巴士乘客作为人质。草根历史学家研究时并不排除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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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客体是什么呢？不只是要发现过去而已，还要解释过去，如此才能让过去与现在联结在一起。历史学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要揭露未知的过去，并且享受发现的快乐。由于平民的生活与思想至今还属于未知的领域，草根史的研究因此也有相当的诱惑力，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本身也属于平民的人（尤其是女性），更是如此。虽然我不想泼冷水，可是光有古物研究的热情与快乐是不够的。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草根史就只是很好的读物而已。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以及“是什么”。我们发现到在17世纪的萨默塞特（Somerset）清教徒村落，或在维多利亚时代济贫法实施下的威尔特夏工会，女孩生下私生子不会被认为是犯罪或是“可被轻视的”，如果孩子的父亲有意要娶她的话。这个事实很有趣，也可以供我们思考。但我们真正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这种信仰会出现，它们如何与其他的价值系统（或更大的社会）相吻合，以及为什么它们会改变或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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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在的联系也很明显，因为在了解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认识过去，还可以认识过去是如何转变成现在，这可以让我们了解现在，更可以看到未来。今天，所有阶级的行为都是未知而未记载的，就好像过去的平民生活一样。社会学家观察着每天的生活，并持续追踪调查。即使我们察觉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并且按照我们的年纪行事，我们也未必能意识到我们的行为在创造某种社会所要的角色上所产生的作用——创造出一个规范的社会秩序，不管是自认为是身处社会之外的，还是与社会妥协的。今天很多对家庭关系所表达的意见，不管是写的、说的还是行动的，都属于症状，而不是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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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揭露平民的生活与思想，并且扫除汤普森所说的“今人过度的优越感”（enormous 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所以我们目前的问题乃是要把那些强加于事实的设定与解决方法去除掉。我们必须要找出什么是人们真正想要的好社会，甚至是宽容的社会（这两种社会并不一定相同，他们不一定知道），以及他们想要从这样的社会得到什么。这并不容易，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很难避免用现在的观念来想社会该是怎么样，有些设定（如自由派）不是很有用，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实际上社会是怎么运作的，即便是一个坏而缺乏正义的社会。直到20世纪为止，就我所知的国家里面，都还无法靠审慎的计划来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工作的城市，它同时也是个人性的城市。这让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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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史学家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社会如何运作，什么时候不能运作，以及如何变迁的问题。他们不得不做这种研究，因为他们的主题——一般人——构成了社会的主体。他们有利的地方在于他们知道他们没有事实也没有问题的答案。他们另外一个比从事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占优势的地方，在于他们知道自己对过去所知甚少，但也知道要找出过去是很重要的，同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费一番工夫。他们还有第三个有利之处。他们知道人们想要的及所需要的并不是他们的上级（虽然比他们聪明而有影响力）所能帮他们想的。这些说法应该是相当含蓄了，不过含蓄也是不可忽视的德行。有时提醒自己，我们不可能知道社会的一切，而找出社会的面貌也不容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些管理社会的人可能听不进这种话。如果有听得进去的，那大概就是像鲁德这一类的历史学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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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d Brecht，1898~1956）：德国左派诗人与剧作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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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自布莱希特的诗作，《一个识字工人的问题》（Questionsfrom A Worker Who Reads），简摘几句翻译如下，其意显然可知。“谁建造了底比斯的七门？在书里你会找到国王的名字。国王难道搬得动大石头？（中略）每一页都是胜利，谁为胜利者准备了酒宴？每十年就出个伟人，酒宴的账单交谁来付？记载得越多，问题就越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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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伊·詹金斯目前为英国上议院议长，他同时也是有名的传记作家，他的《格莱斯顿》（Gladstone:A Biography）还曾经得过文学奖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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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1852~1928）：于1908至1916年任英国首相，并于德国入侵比利时时对德宣战，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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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哈罗德·麦克米伦（1894~1956），于1957至1963年间任英国首相，主张社会改革、加强英美关系，以及加入欧洲经济组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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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索尔兹伯里：于1885至1886年、1886至1892年、1895至1901年间三次担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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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墨尔本：于1834年、1834至1841年间两次担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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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本身为胡格诺（Huguenot）派新教徒，倾向于自由派，并对科学抱着开放的态度。在历史学上，则受维柯的影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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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雅各宾主义：法国大革命里，支持大革命一方中最激进的一派，后来造成了两年的恐怖统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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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肖恩·奥卡西（1880~1964）：生于都柏林贫民窟，他的作品中充满着强烈的正义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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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两个都是法国城市。昂古莱姆位于法国西部，邻近法国西部大港波尔多；蒙波利埃则位于法国南部，临地中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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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工人暴动：此处专指工人捣毁机器事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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